我正坐在火车上。天色渐渐暗下去了，不过变暗的速度比我习惯中慢一些，我因此知道车在一直往西边开。但老实说，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坐我右边的人攥着手机，头歪着睡着了，还算安静，后面两排倒是还有个睡觉的人，鼾声如雷，整个车厢都能听见。再右边的人在低头看书，封面印着什么“维修手册”。前面的一家三口在用平板电脑看动画片，声音外放着，不过不算吵闹。我没心思再看其他人了。我靠着椅背坐着，望着远山和河流不停从我面前划走；远处的一群工厂有着清一色的红色屋顶，这唤起我上一次途经此处的记忆，也是坐在火车上，不过是清晨，而车一直在往东开，天色也在以更快的速度变亮。那天我在车上忙活了很久，先是从箱子里翻找出录取通知书，又是接快递电话，又是接房东电话；快下车的时候，我正在笔记本上抄一首短诗，还没抄完，听见旁边人的惊呼“永定河”，我抬起头来，看见外面正午的阳照耀下一片深蓝宽大的水域，火车用了几秒就飞快地驶过了，但在那几秒里，蔚蓝的水却好像没有尽头，我也被这水深深吸引住了，觉得太美，甚至忘了掏出手机拍张照，作为第一次进京的纪念。很快车上广播就说到站，我就收起了东西，准备下车。车窗外的景色让我想起了那天，我从书包深处翻出抄诗的那本子，找到了对应的页，只见没抄完的最后一句是：“如今我们深夜饮酒……”后面空了两行。我有些悲哀地往上看了看，看到我抄下的前几行，什么梦、爱情、旅行。我于是就着外面昏暗的天色，取出笔，径直补上了最后两句，“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我感到些一语成谶的同时，又看到天边最后的光线都在淡去；我想，我是非得记下些什么不可了。

但我该从哪里记起？我已经谈到了上一次坐在火车上——就好像时光和这趟火车都能倒转，我能重回一个日光灿烂的午后，坐在驶向北京的火车上。陌生的蔚蓝的永定河让我精神振奋；下车后我坐上地铁一路往北去学校报到，校门大得出奇，我茫然地走了很久，才顺着人流找到新生入口处，又茫然地跟随人群走了很久，才见到操场。太阳照得我都要睁不开眼睛了，我抬头看了半天，才找见一面紫色的大旗，上面写着我应当属于的学院。我挤了过去，朝桌前的志愿者拿出录取通知书，自报姓名。

“公路系新生？去旁边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备注：这里的开局太像《初恋》了，我不好说）

我登记后领了自己的学生证，从此便可以随意出入这校园了。办了些基本的手续后，我出了学校，打车到了租房的地方；房东今日不在，但提早通知了我另一位舍友我会到。我按房东给的门牌号敲了门，开门的是个男生，个子比我高不少，头发比我略长些，很文雅的样子。他很热情地招呼我进去，说这里本来是一室一厅，但客厅被改成了另一间卧室，就是我的房间。我放下行李，和他攀谈起来。

他问我怎么也出来租房而不去住宿舍。

“我是普博，学校不给分宿舍。”我说，于是顺带介绍了自己的背景，说我本科毕业后在桥梁施工单位工作了三年才想着申请博士，运气好申到了最好的学校。我说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北京。

他说自己是数学系的直博，出来住是因为稍微有一点洁癖，难以忍受不爱洗澡的舍友的卫生状况。他叫裘真，小我几岁，但本科就在这学校读，现在也已经博士二年级，论资历算是我的学长。开学前这几天，我常常要去参加一些新生培训课，大部分比较无聊，他便给出了不少逃课的建议，还带着我游览校园，品尝各个食堂；他还带我去了一间酒吧，离学校不远，晚上卖酒和各种披萨。但我工作这几年有不少和领导喝酒的经验，没几下就把他喝倒了下去。我扶他回了住处，听他讲话讲半个晚上，主要是本科学不会某些课、追不到女生和申博士时被老师放鸽子的事情，快凌晨才诱骗他睡下。我听他说着这些上大学时才会有的烦恼，觉得自己重新感受到了些久违的少年心气，也愈发盼望重返校园的生活。等他第二天中午醒来，我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备注：我把程真的名字改成“求真”了，这是不是一种讽刺，我不好说我擦）

几天过去后便是开学典礼，我特意穿了从不久前订做的西装，提前很久到了典礼会场。校长的致辞让我深受感触，比如“愿从事学术研究的批判精神伴随你一生”，再比如“要用最坚决的态度去寻求真相”；我甚至尚未见过上课的教室与我将跟随的导师，听了这几句话却好像已然觉得自己肩上担起了重任；这些话都是我在懵懵懂懂的本科与左右逢源的职场生涯中没听过的。典礼在全校新生合唱《歌唱祖国》中结束，当时我看向主席台上几位领唱的同学，突然发现裘真也在其中。晚上回到住处后我问起他此事，用满是惊喜与羡慕的语气问他为何有此殊荣。

他倒是显得很平静。“我是合唱团的，学校的大型活动合唱团都会出节目，或者像今天这样安排一些同学来帮忙。”

我更惊喜了，连忙说自己本科也在校合唱团，但并没有这样崭露头角的机会；在大型活动中也有演出机会，不过一般都是在角落，开场时唱一遍国歌和校歌。这么多天，我们虽已熟悉了不少，但终于找到了我们过往的共同点，有了产生共鸣的话题；我们不断讲起自己与合唱的事，说得最多的就是排过哪些歌。一些传唱度极高的红色歌曲我们都烂熟于心，聊得高兴了还能当场一起唱几句；他唱男高音而我恰巧是男低音，我们很快就能对上美妙的和声。聊到最后，他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开学后去合唱团面试。那晚他早早睡了，而我却激动得难以入眠。我其实之前很喜欢合唱，本科的时候还常常和合唱团的同学约着去KTV玩，也和会弹吉他的朋友在黄昏的操场上约着唱歌，时不时有各种同学被我们的歌声吸引来，最后演变成聚众合唱；但毕业后仅有的唱歌经验都是在KTV陪甲方了。我隐隐觉得一种崭新的、理想化的生活简直近在咫尺，我已经迫不及待。

合唱团的面试是开学后第二周，报名人很多，都在走廊里候场。我排了很久队，进去后唱了一首《鸿雁》，到那句“心中是北方家乡”，突然有些伤感。来北京已月余，我却一天都没想过我那更北、更西的家乡，好像与这里融入得过快，甚至忘记了我长大的那片草原，还有过去几年中睡在工地上看着立交桥在旷野上拔地而起的夏天。我唱完后出去，裘真正在维持候场秩序，赶忙过来问我怎样。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道：“哎，唱着唱着突然想家了。”

因着这句话，晚上我与裘真又聊了许多。他向我讲述了他的身世，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他从江南来，从小到大当惯了天才神童，各种数学比赛都拿奖牌，保送进了这学校，却直到上大学前都不知还有北京这样的飞沙狂风和冷进骨髓的冬夜。我说我们那里风更大，冬天也更冷；说我小时候住在镇子和村庄的交界，可尚未对马背上的童年产生什么记忆，就因父母工作调动搬到了城里，自此便是小镇做题家百无聊赖的前半生。“可最后不还是殊途同归？”裘真这样安慰我。迄今我都觉得那是个奇妙的夜晚，我们在出租屋里碰杯，怀揣着坦诚相待的决心般将自己的过去尽数倾诉，然后低低地重复着我白天的唱词：“酒喝干，再斟满。”第二天醒来，我头昏脑胀地打开手机，看到合唱团的录取短信。

那个周末有两件大事，一是我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导师。他是个不苟言笑的老教授兼工程师，可说起自己做过的项目却又兴奋得像个小孩，北京现今的重要立交桥至少一半他都参与了设计，可如今城市建设日趋饱和，他也只能谈谈过去的辉煌战绩，却也不知今后将走向何处。我说更荒僻的地方交通基建还很欠缺……可我没说的是北京的大多数工程师又哪里会在乎呢。导师给我布置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西直门立交桥看一看，说那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他发下这任务的第二天我就乘地铁到了西直门站，然后站在看着如此庞大的立交桥与周围的高楼感到一阵恍惚；面对着这样一座立交桥，我完全不敢想象它能出现在我家乡的市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宽阔无比，火车站在一边，护城河在另一边；夕阳映照下，我觉得这桥就仿佛能通往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第二件事就是合唱团第一次排练。我小心地、不引人注目地走进排练厅时，男低音声部却爆发出一阵欢呼，有人说着“这就是那个唱鸿雁的”，有人跳下来拉我的手与我勾肩搭背，他们边自我介绍边说我面试那天唱得好；我又转过头去，男高音声部那边裘真冲我挤眉弄眼，女高音声部的几个漂亮女生咯咯笑着。除去例行的自我介绍环节，指挥带大家合排了一遍校歌与《歌唱祖国》作为欢迎新团员的仪式；在久违的动听歌声中，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同学们的热情与面对音乐的诚挚就如这四面八方而来的和声一般裹挟着我，让我深陷其中，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来北京前我只说要在这里多学点知识带回我家乡，可真面对这城市的繁华与学校的热情我又犹豫了；面对着这一切谁会忍心离去，回到自己落魄的、压抑的家乡？我从未感受过这样一个庞大的、新潮的、理想化的文明，离我近在咫尺。

第一次排练就这样在我的满腹感慨中过去。下一周的科研任务又是参观立交桥与读文章，然后写观后感发给导师；周末的排练中，我渐渐开始认识新同学。我与周围其他男低音声部的同学都在排练休息间隙聊了聊，互换了联系方式；我逐渐注意到一个女低音。她的音色出奇低沉干净，音准也极好，指挥点过她许多次为声部进行示范。休息时，我还特意绕到前面偷偷仔细看了她几眼。那就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唱得很好的女低音，发型和穿着都有点像男生。

“你是说陈舟？”当我向裘真提起她，他向我介绍道，“我们早就认识了，关系挺好的。她在物理系，现在应该是大五，因为延毕了一年。她的确唱得很好。”

“延毕？为什么呢？”我问。

“哦，她这个人也和她的音色一样独特……也不因为什么吧。她自己的解释是之前没想好毕业后要做什么，就干脆多呆一年，多想想。”

“学校也允许？”我有些惊讶。

“学校为何会不允许？这里迷茫的人太多了，自己愿意多浪费一年想想到底想要什么，也许反而是件好事？”

当时我并没懂裘真怎么会突然说到迷茫一词。我想这里的学生哪怕是天才，可难道不都是读书、毕业，找个算得上满意的工作，然后继续赶着过接下来的人生？

“好吧。”我说。我假装很不经意地问：“她……有对象了吗？”

裘真很惊讶地看着我。“你在想什么？”他惊呼。“不管你在想什么，你都没机会了。她喜欢女生。”

“什么？”我比他还更要惊讶。但当我问他怎么知道，他却不再正面答复了。

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请裘真介绍我们彼此认识。于是在下一次排练后，裘真拉着我们在钢琴边聊天。“这就是我的新室友，公路系的博士，很有趣的一个人。”他对陈舟说。“哦，原来是你，久仰大名！”陈舟表现得很亲切，让我意外。我问她怎么已经知道我。她和裘真不答，却一起笑了起来，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河边转转。

我才知道校园的角落竟流经了一条河，我们从排练厅一直走到了河边，河水很浅，但潺潺有声。他们向我介绍说它学名为万泉河，但大家都称为“校河”；不过离教学区太远，大家并不怎么来。仲秋中，我们坐在河边的空地上，听着水流与蝉鸣的声音，但都较为轻弱，衬托得我们的交谈声在夜幕中格外清亮。

我们聊了很久，我说话说得最多；我讲了讲过去的人生，以及我怎样来到这里，还有我和裘真认识后的一些趣事。期间裘真还离开了一次，去最近的便利店买了一袋子啤酒回来，然后我们喝着酒继续聊。在等他的几分钟里，我和陈舟都有些沉默，但我看着她在月光与路灯下明亮的侧脸，偶尔的晚风吹起她的头发露出她的耳环，还有她交谈中若有若无的小动作——玩弄衣角与调整手表的位置——让我都移不开眼睛。除去那几分钟短暂的尴尬，剩下的时间她都健谈又开朗；最终我还是忍不住问起裘真说的她喜欢女生一事。

“的确是这样，我上一个谈的就是女生，但是上个月分了。”她简单干脆地说。

“所以到底什么情况呢……”裘真犹犹豫豫地开口了。“我听你提到过，但根本不敢问细节。”

我们又听她讲了许久故事。她的前对象是一个物理系的博士后姐姐，但前不久转正为了助理教授，那时她们已经谈了两年，但这段关系就也成了最为禁忌的师生恋；那时她就猜到这段感情无法继续长久，除非她们之中某人离开这学校，而最佳方案可能就是她毕业后换个地方读研究生或者怎样。但系里领导尚未提出什么“有辱校风”的批评，她的前对象率先按捺不住了，不仅提出了分手，并自此不再承认这段早就人尽皆知的恋情曾经存在过。这样的故事让我目瞪口呆，觉得只是在小说中才能见到的情节；而裘真则期间多次暗示如果实在伤心就别说了，可她倒是无所谓的样子。“事已至此，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人家的前途更重要，我甚至都没挽留。”

后半夜，月亮逐渐低沉，然后消失在地平面下方；河水的流淌声与虫鸣逐渐压过围墙外的汽车声，风也渐强，冷气明显加重。喝着喝着，不知怎么裘真竟然就昏睡了过去，当时我也有晕晕乎乎，直到他倒在草丛里，我才又清醒了过来。我怎么都唤不醒他，也实在无力把他运回我们校外的出租房内，最后和陈舟一起把他拖到了最近的一栋楼里，是建筑系的系馆，因为常有学生熬夜画图而从不上锁。我们拖他到了个远离工作区的地方，守着他一起在地上睡了半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也是我先醒来；苏醒的刹那我好像下意识仍觉得自己睡在工地旁边的集装箱里，然后才发现硌得我周身生疼的地面铺的是洁白的瓷砖，初升的太阳刚刚从窗外射进些光线，恰好打在我的眼睛上。我靠在墙边，怔怔地坐了一会儿，直到他们两个都醒来。裘真惊讶地看了周遭环境，听我讲完昨晚发生了什么之后，深表抱歉，怪自己拖累了我们；再一看手表上的时间，大吃一惊，说自己需立刻前去参加科研组会，便头也不回地狂奔出楼，只留我和陈舟面面相觑。

“唉，感觉你们这些天才都疯疯癫癫的。”裘真消失后，我和陈舟一起漫步去吃早饭，途中我对她说。

“他还疯？那是你没见过菲林大帝吧。”陈舟这样回答我，

“这又是谁？”我问。可陈舟却又解释不清，说来说去，只知道是个他们的朋友。我们到了最近的食堂，一人吃了一碗热干面，随后便又分别了。

晚上我把同样的问题付诸裘真。他开完组会回来，我们又把昨天夜里的一切回味了一遍，但搞不懂他是何时丧失意识的；我也说早上我和陈舟一起吃了饭，发生了些无关痛痒的对话，并听她提到了另一个朋友。

“菲林大帝？他确实挺疯的。他是计算机系的直博生，钢琴弹得非常好，经常参加学校演出，也和合唱团有过几次合作，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他又是个作家，在学校里名气不小，因为他把小说和诗歌发在自建的博客上，有些粉丝会整理出来打印成册子传阅。”

我惊讶于怎么有这样全能的人物。“那为什么叫他大帝？”

“唉，太难解释了……总之他有一个帝国，叫菲林帝国；他自诩为帝国的皇帝，因此叫菲林大帝。我们都是菲林帝国的子民。”

【我不知道这段怎么写。】

最后裘真很通俗地说菲林帝国算是他们的一个小团体，维系团体的核心人物就是皇帝，大家常常一起喝酒聊天；但事情确实没那么简单，我只能这样理解。

我和这些朋友们在网络上聊了一段时间。裘真给了我一个账号，可以登陆菲林帝国的内部论坛，是菲林大帝自建在服务器上的。论坛里只有十几个人，不过聊天频率相当高；最活跃的第一是菲林大帝本人，第二就是陈舟。我第一次进论坛时，礼貌地进行了自我介绍，大家都表示欢迎，菲林大帝道：“北方草原的游子，帝国欢迎你的到来。”我从菲林大帝极高频率的发言中大概窥探出了他的生活习惯：早起上课，批判计算机系教授的授课之荒谬；中午吃学校食堂，赞扬一食堂和三食堂之物美价廉；下午看论文或开会，批判计算机领域最新进展对基础理论的理解之浅薄，或赞扬某个数学定理如魔法般惊世骇俗；晚上苦练钢琴，批判自己的演奏水平之烂并赞扬贝多芬之伟大。若是骂到计算机系，其他计算机系的同学会立刻在下面跟着骂，说这些弱智课程教出来的都是一些不懂数学与物理的工科猪，只会撰写低级的汇编代码，连什么“NP完全问题”的定义都搞不清楚；其中同样激进的还有一位叫张反苏的同学，听裘真说他上小学时苏联还真就解体了，反苏成功的他便是从那时起变得激进。裘真有时作为权威的基础数学研究人员解答一些数学问题，有时发表一些对数学的深刻见解，比如“Frobenius互反律告诉我们：苏联怎样解体，就能怎样复原”。而音乐有关的内容则往往是陈舟参与讨论，她和菲林大帝有时意见一致，有时又相当对立，比如每次谈到德彪西，他们都会发生争吵。哪怕陈舟列出每个和弦的名称并说它们之间的衔接多么飘渺又巧妙，菲林大帝的最终回应都是：“法派音乐喜欢法派音乐的都是弱智。”

很多时候我并不知道该怎样加入他们的讨论。我觉得自己就是他们所谓的工科猪，因为他们最喜欢讨论的数学我是一窍不通，也毫无古典音乐的积淀；但我倒是很爱看他们聊天。有时忙了一天，很晚回到住处，裘真可能都已睡熟，我也会打开电脑，登入论坛看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陈舟又听了哪些曲子而菲林大帝又练习了曲子，裘真又介绍了哪些我连符号都看不懂的定理，其他计算机系的同学又读了哪些狗屁不通的论文，诸如此类。直到国庆假期，我才和他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那天说来也奇怪，我在北边一个工地上测数据，裘真突然打来电话，说菲林大帝委托陈舟问他问我能不能来参加帝国的上朝活动。“上朝？”我很不理解。他解释说就是朋友们的聚会，一般都在深夜，边散步边聊天，就是可能要多走点路。我早就想见这些朋友们了，便欣然答应；我挂了电话，继续忙我的事情，到傍晚才回到学校，和裘真一起吃了晚饭，然后便和他一起前往约定的“上朝”之处。

我迄今仍然对那个傍晚印象深刻——我实在不得不承认，我已提到了一些印象深刻的傍晚，也将提到更多印象深刻的傍晚；我并不想滥用“深刻”这个词语，可这样的友谊实在太浓烈，我甚至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夜晚，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那天是我第一次真正见这些朋友们。我和裘真步行到了校河边，我长期对地形较为敏感，注意到此时的万泉河水位远低于上次和裘真与陈舟步行于此——这也是北方城市的特性，天气愈冷水位便越低，我的家乡亦是如此。那一刻我又想起了遥远的草原。

“所以在哪里上朝呢？”当我们反反复复在河边走了几个来回，我终于忍不住问裘真。

“我不知道，总之就是河边。”裘真说。

后来我们在河堤边一棵树后隐蔽的角落里才看到其他朋友。裘真有些惊喜地跑了过去，我跟在他身后；见到他们后，我第一认出的是陈舟，毕竟早已熟悉；第二认出的就是张反苏。他的确人如其名般激进前卫，留着长发，穿着一身亮红色衣服，像极了迈克尔·杰克逊的装扮。我和裘真姗姗来迟时，也是他最先站了起来，说：“欢迎伟大的数学科学家和立交桥建造者！！！”裘真狂笑，而我连忙谦虚说不敢承认这个封号。我环顾人群，发现除去陈舟，还有另一个女生，便多打量了几眼。她穿着一身浅色连衣裙，妆容与发型都很精致，看起来温柔优雅，在朋友们互通姓名时并不吭声，只偶尔捂嘴发笑，和中性打扮的陈舟与其他几位男同学都格格不入。

因此在我进行自我介绍并与其他几位男同学互相认识后，我用最大的礼貌与委婉问她是谁。

她又捂着嘴轻轻地笑了。陈舟告诉我：“这就是菲林大帝。”

“你是女的？”我不可思议地问。

这话让大家又笑了不久。我立刻担心这话怕有性别歧视的嫌疑，多解释了几句。“无所谓的，”菲林大帝带着极其甜美的笑容对着我说。“这也是我导师见我时说的第一句话，说明你有当院士的潜质。”这样熟悉的讽刺语气倒让我想起了论坛上那个疯癫的钢琴家。我追问了几句，才知她真名叫林菲，这帝国的名称立刻不言而喻了。

我们在河边并没呆太久，他们欢迎了我的到来，分了些各自带的食物，我注意到还有人带了酒，但大家都默契地没开封。大家又聊了些学校的趣事，无非是哪两位院士吵了架而哪位学生情侣因一方出轨不欢而散，说来说去本质上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仍如和网络上一样没说太多只是听着，又隐隐觉得所谓“上朝”活动应该不止这么简单；直到月亮升高，河边不同的成群结队的学生团体也缓缓散去，黑夜加深，雾气弥漫；我想这大概就是北京的秋天，虽然不如我家的草原上那般在九月末就冷得彻骨，可深夜的北风仍然呼啸狂烈，水汽也仍然逐渐加重——

“那就走吧？”当我仍在恍惚中思乡时，林菲说道。

我尚不知要“走”去哪，但大家又都很有默契地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提起装着吃食和酒的袋子。陈舟和林菲走在最前面，其他人走在中间，而我便跟在他们身后，裘真陪着我。我们沿着万泉河一路往北，一路上坡，直到校园的围墙前。那是一段极密的铁栅栏，陈舟和林菲率先钻了过去；最后我走上前，才发现栅栏中有一个被人掰开的空隙，恰好能勉强容纳一人通过。

我惊讶这戒备森严的学府竟然还有这样的出入方式。围墙外即是横向的马路，万泉河从下方流过，因此这段路地势高于四周。深夜的路上没什么车，我们大胆地横穿马路，走了一段下坡，又与河水为伴了。越往北，地势又越低，河堤路逐渐变窄，最终延伸进一片杂草中。我们在杂草中又走了一会儿，不过一直沿着万泉河。人迹愈发罕至，而我却又听着水声逐渐变大，渐渐压过了大家的谈笑声。一个大下坡后，大家停在了一座桥下。桥下的黑暗和桥旁的路灯对比鲜明，我看见这里有个不大的水闸，水声就是从这里发出；万泉河经过水闸后斜着流进了一条更宽的河。

“这是清河。”裘真抬高了声音对我说。“万泉河从这里汇入清河，清河往东再汇入温榆河。”“然后呢？”我也抬高声音问他。

他的话被远处突如其来的哐啷、哐啷的钢铁声打断。这声音极快地逼近我们，直到在我头顶轰炸开来，然后再快速远去。对话声和水声全都被它压了过去，适才丰富的夜色在一瞬间只剩下这一种声音，连我脚下的地面似乎也随着这声音隐隐震动了起来。惊魂未定中，我看向其他人，大家却均已纷纷席地而坐，很轻松地打开没吃完的食物与酒，都并未被火车驶过的声音惊扰到半分。

我接过了啤酒并收下了张反苏的烟，开始抛出心中的诸多疑惑，比如这究竟是哪里，为何选在这地方。那天我饶有兴趣地问了太多问题，但很多问题其实没人能解释清楚。其实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许多行为都是一时兴起，后来莫名其妙地变成某种范式——而我自己也一样；而第一次的一时兴起究竟是为何，往往说不清。他们告诉我这里是万泉河汇入清河处，然后汇入温榆河然后汇入北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北段。我们头顶的桥是京张铁路的跨河桥；至于怎么发现这里，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说这地方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的运动，据说有几个学生领袖曾聚在这里议事，陈舟惊呼“原来她带我来这里是因为这个”，我们再一追问才知道她前女友与她约会散步来过这儿；林菲和罗雨（计算机系另一位男同学）之前曾一起骑自行车，想沿着清河一路骑到温榆河去，误打误撞发现了这神秘的地方；徐厚德（仍是计算机系的一位男同学）则热衷于在这里观看并拍摄火车，学校旁边有个道口也属于这条铁路，但交通实在太过混乱，拍摄效果不如这条跨河桥。我们静坐聊天的过程中，张反苏却热火朝天地跑来跑去，绕着圈轮流给所有人敬酒，以“敬伟大的某某同学”为祝酒词。敬了两圈，他又重新坐下来，喝了几口闷酒后，抬起头大喊：“敬伟大的艾伦·图灵。”

“敬艾伦·图灵。”大家都各自举起酒杯。

我没忍住问这人是谁。裘真说这是一位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林菲惊呼。“你怎么能这么贬低图灵？请注意，连我这种人都称得上是计算机科学家了，你这么说岂不是在把图灵和我相提并论？这难道不是一种对天才的侮辱与亵渎？图灵是神，我要说的是——”她猛喝了一口酒，其他同学也纷纷点头说“图灵是神”。“图灵绝对是神，就像你的伽罗瓦一样，他们是颠覆的、革命的、撼动世界的。如果我说伽罗瓦只是个‘数学家’你会怎么想？你难道不认为伽罗瓦至少是天才？想想吧，如果没有伽罗瓦，说不定你现在还在像个愚昧的古代人一样寻找五次方程的根，找不出来觉得人生没意义了，找出来了激动得要上吊了，第二天起床一验算，哎呀，怎么连x的5次方等于32都没解对啊。而如果又没有图灵又没有伽罗瓦——我真不知道这些只会用电脑却不会思考的弱智们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一半人在用电脑算五次方程的根，另一半人里有一半洋洋得意地准备用电脑证明五次方程没有公式根，再有一半还准备用电脑证明没法用电脑证明五次方程公式根是否存在，他们的一辈子就耗在上面了，他们除了当白痴什么都干不出来了，拯救他们的只能是图灵，或者只能是伽罗瓦。说伽罗瓦只是个‘数学家’难道不是一种亵渎？”

我不知该怎么描述——她的语气一直非常温柔，但这番话应该辱骂了图灵和伽罗瓦以外的所有人，好像也包括和计算机、数学与五次方程都无关的我，导致我一度不相信这样甜美的嗓音居然能说出这样满含攻击性的话。但我还是不忘问裘真一句：“伽罗瓦又是谁？”

“一个数学家。”裘真说。

“她是不是喝多了？”我又问。

林菲为了证明她的清醒，用半个多小时给我讲伽罗瓦到底是什么人，群论是怎么回事，五次方程到底为什么没有公式解——她讲到一个地方卡住了，还是裘真过来给出了更专业的解释，虽然我根本没听懂。我只清楚记得后来大家都讨论起伽罗瓦19岁死于一场因女人而开展的决斗。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大家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因我在不同的场合听过不同的人反复提起这个故事，不同版本的细节还有所不同。决斗的事情聊完之后，大家在张反苏的带领下郑重地举杯敬了伽罗瓦。那天晚上林菲的确很清醒，因为最先喝多的是——

“然后呢？”第二天早上，我为醉后复醒的裘真复述这些事情时，裘真一脸迷茫地问。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我叹了口气。我不能理解裘真为何喝醉之后还能讲群论和数学史，但酒量又这么差。我说大家又聊了一会儿，听到裘真的鼾声渐起，才发现他已经倒在一旁昏睡不醒。我们都叫不醒他，最后只能轮流把他半扶半抬回了住处，这一折腾又是一个多小时，确认他睡下后，大家才各自回学校。

我没说的是剩下的部分。因为实在太晚，我提出护送陈舟和林菲回去。她们还像之前一样并肩走在前面，我也像之前一样跟在后面，一路上她们窃窃私语，我听不清，只偶尔听见她们压低后却仍然明亮的笑声。

死寂的沉默中，林菲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问我。

“你见得比我们都多，你闯荡过更贫瘠的土地，你一定也见过更多的悲剧，对不对？你一定见过更多生离死别，对不对？我读过无用的故事，写过无用的故事，它们当然会说怎么面对死亡，但我甚至从来没离开过学校，别说是死亡，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任何悲剧，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让自己高兴一点，振作一点，或者不那么伤心一点？你一定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的话已经带着哭腔了。

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想我的确见过更多生离死别，幼年时我见过冻毙于路边的人，而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的爷爷，那天他去见旧友，半夜喝醉后睡在在回家的路上，次日清晨已一命呜呼；中学有朋友死于不治之症，学校还组织过捐款，但也没能挽救回来；再后来我甚至亲眼见过打生桩，就中恐怖让我连续失眠多日。可即使如此，面对着她这样的质问，我却还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感觉她望向我的眼神中充满了祈求，但这样的情绪也一点点暗淡下去，最后变成哀伤，甚至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诠释，也许是我的过度解读——对我的失望甚至怨恨。她见我迟迟没有反应，慢慢地蹲了下去，突然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只能这样说。

“所以怎么办？”这次轮到我问她了。

“怎么办？”她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

列车从我们前面呼啸而过，然后又是下一辆，又是下一辆，此间又是长久的沉默。

“我……谢谢你来送我。”

“怎么办？”她又重复了一遍。她突然变得激动了起来。“现在没有怎么办。”她走近，直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我们不需要怎么办。我现在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办，你听清楚——我们活着，就是这样。”

又有一辆车驶过。列车撞击铁轨的铮铮声靠近又远去，她移开了目光，目送着这趟车离去。她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其他的‘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现在要去哪，也不在乎你还会不会回来，也许我们以后都不会再见面了，如果你不愿意再回来。但我们活着，不管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这篇“未完待续”，我只知道不止我一人；若真只有我一人，我也不需要这样的所谓救赎方式，我也早就整理好了我的日记，把这些最真实的文字留存下来即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该怎么组织故事；我只想好了“陈舟”该怎么死，可她死后呢？我不知道故事中的主角们该怎样继续生活，哪怕现实中的朋友们还在以一种看似正常的方式继续生活着，我却知道这不是所谓的最佳方式，最佳的、最“健康”的方式另有其他。几个月前我就跟别人说过，“故事只到娜拉出走，却不知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紫琪，我经常想起你。我编造的故事都抵不上我们初识的在楼顶望着成府路的夜晚的一分一毫。我只是偶尔写这故事，在原先的基础上加些无关痛痒的文字；距离真正的“夏夜”，我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写到。可让我只敢在酒后的半睡半醒中写下文字的篇章，除去这个故事，也只有“未名湖”；我知道即使过去了这么久，我也很难面对这一切。我劝说过自己很多——残忍到我甚至不想写在这故事的哪怕括号中。我曾经猜测人活在这个苦难大于快乐（哪怕快乐都已经足够强烈）的世界上是在“赎罪”，死后才是真的救赎；可直到你真的走了，我才愈发希望死亡真的是解脱的方式，希望人死后是去了更好的地方。真的，我早就知道苏童那“写作是放下的方式”是屁话，却仍不妨碍我试着通过这方式放下什么；我不知道这故事还要写多久，不知我还要在多少不甚清醒的夜晚想着你，也不知还有多少人会想着你。我知道这未完待续的蹩脚故事的后续的一个小括号里不应该是纪念你的地方，且这话与这故事无关我也可能下一次就删去——但我仍然想说，最起码在今夜，我想告诉你，在寒风凛冽时我想和他们想去你的故乡，在那里唱些歌，我只希望你能听见。）

此文是为了纪念2012年的5月26日在西安市开展的第一场全市小升初统考。直到今年的5月26日，我才恍惚意识到已经过去十年了，似乎很长，又似乎很短。当然，想要纪念这一天的当然不止我一人——我的故事也不只是我的故事，而是全西安的孩子们的故事。

在2010年左右，西安的小升初择校考试流程尚很简单：进入全市最好的几个奥数班，在奥数班参加中学的定点考试，考得好会被中学提前录取，办一些简单但繁琐的手续后九月即可入学；若考得不好，便走义务教育的流程，按户口分入就近的学校。当时西安有“五大名校”，也被称为“一类”学校，只要考入其中任何一所，前途就能一片光明。在这后面还有“二类”和“三类”学校之说。我很喜欢这种说法，当时中学内总分重点班、次重点班、普通班，将学生划为三六九等；那么学生与家长也应投桃报李，将这些学校也划为三六九等，界限分明。

其实在那个教育尚不内卷的年代，中学择校考试只考语文和数学，偶尔考英语；所谓奥数班，最多也只是讲讲鸡兔同笼、牛吃草等问题。但当时奥数班是被教育局所禁止的，违规补课的奥数班甚至可以荣登华商报头条。为了能偷偷摸摸地补课，奥数班总租借高校的场地，在大学教室中上课，逃过突袭的检查和采访。五大名校的招生考试也只是偷偷摸摸地面向几个知名的奥数班与各自的附属小学，并不像中高考那样统一开展。因此，在2011年及之前，想要在小升初时进入五大名校，只需要在六年级上半学期参加违规考试即可，至于参加途径？要么进得去最好的奥数班，要么一开始就上了有考试资格的小学。大约在春天会收到录取结果，然后便可高枕无忧地等待小学毕业，进入顶尖初中。

但教育总是常新的。总有新的政策乃至改革出现，这话理所应当地对，否则教育局大量尸位素餐、尤擅拍脑袋和拍大腿的达官贵人们便难以稳居高位。教育局的朋友们，得罪啦，请多海涵。于是，在2012年，一种全新的小升初择校考试方式横空出世：5月26日开展一场全市统一的考试，但考试题目各校自拟。小学毕业生则在考试开始之前报名唯一一所学校，若能考进，便可进入学习；若考不进，直接按户口分入就近的学校。

我当时在师大附小上学，并在小寨附近一个很厉害的奥数班上课，奥数班驻扎在红小巷，但上课地点则总几所高校。我总是冬天去上课，课后偷偷去大学里的人工湖，踩在冰面上，既怕掉下去，又忍不住想多走两步。当时我的数学极差，且性格叛逆，总和老师顶嘴；但我文章又作得极好，总被当成范文，所以我几乎总在差生和优等生之间跃迁着。师大附中是五大名校之一，父母觉得我能从师大附小进入师大附中，便是不错的结果。我们也早已知道过往的违规考试流程，当2011年9月，我在生日的第二天摔骨折而不得不在家休养一整个月时，我每天都在家做违规考试的真题——考试是违规的，但往年题是可以出版的，多么讽刺？而后来526政策被宣布时，父母和我都倍感诧异和无助，毕竟任何人都不想做改革的实验品。更何况，之前冬天参加考试，初春即可得到录取结果；而526将小升初战线拉至盛夏，实在煎熬。但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

但其实提前违规考试并没有取消。在冬天，我参加了不少考试，都是偷偷摸摸，到了春天，五大名校中只有两所打了电话。一所是师大附中，说我被免费班录取，择校费一分都不用交，且直接进入重点班，接受最好的教育。父亲去参加了家长会，对着师大附中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华丽的喷泉广场大施赞美。另一所是铁一中，以校风严苛著称，禁止女生留长发，但办学水平高于师大附中。至于当时最优秀的西工大附中，根本没有考虑过我。除此之外，还有排在五大名校之后的两所“二类”学校联系我，话术都是类似：交两万块钱，即可被录取。这几所学校的说法都一致，只要确认报考，虽仍然要参加市里的526考试，但只是走个流程，最终一定会录取。

直到现在，母亲都常常控诉这两所二类学校。母亲总说：“师大附中不要钱我们都看不上，你还想让我们交两万块钱？”她义愤填膺地对着我回忆过去，仿佛向她要两万块钱的不是某些中学，而是我。

2012年3月，师大附中打来了录取电话后的第二天，我走进教室，班主任就在全班同学面前问我是否考入了免费班，我心中一惊，不知她如何得知（此番思考显然幼稚。我们学校可是师大附小，提前考试是直接在班上考的，作为班主任，她怎会不知？）。我点点头，她问我是否会去，又说希望我去（班主任们是否携带着为附中招揽优质生源的任务？我当时也未曾思考。）。我含糊其辞地说：“也许吧。”那时我在班里是一个相当不起眼的学生，行为孤僻，埋头在读书写作里，不参加班级建设活动，不遵从四美五讲三热爱，连班上女同学嘲笑我的方式都是：“你真以为自己几篇作文被当成范文读一读，张老师就喜欢你了？”这话问得我莫名其妙。首先不是几篇，而是几乎每篇；其次我也根本不在乎班主任是否喜欢我。那年全班仅有两个人考上师大附中免费班，而其中一人就是我时，班主任好像第一次注意到了我在作文以外的价值。

因此，在2012年，即将作为教育实验品的我，在526择校考试仅能报一所学校的报名环节，面临着一场严肃的抉择。说真的，我并不觉得上铁一中和上师大附中有什么区别，我对一个禁止留长发的学校也没什么好感。我当时唯一向往的就是西工大附中，但没给我机会，那就拉倒吧。其实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个同学收到了西工大附中的录取消息，并告诉了我。当我求着父母陪我等了一夜，却没有收到类似的消息时，我伤心地大哭了一场。我知道我与梦想的学校无缘了，在526报名时，也并未选择为梦想背水一战，而是按照父母的建议，选择了虽然毫无好感但水平高于师大附中的铁一中。

可当时我根本没法备考，因为连真题都没得做。父母还是让我不要松懈，认真对待每一场考试。我明白他们的良苦用心，我的确数学很差，即使学校已经承诺录取，也可能有意外出现。可当时我读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文学作品，又沉溺于写长篇小说，心思全在写作上。我上课不听课，下课不出去跳皮筋踢毽子，周末不出去和同学玩，所有的独处时间都在写语无伦次的劣质小说。由于我知道自己不会进入师大附中，又因自己师大附小学生的身份心存愧疚，便将小说的背景设在了师大附中。夏天慢慢过去，我的小说也进展迅速，直到5月26日的到来。

我仍然记得那一天。当时我才11岁多，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好像也是不需要我承担的，我只要能承担父母的两句责备就可以。父母开车把我送到了友谊路，我欢欢喜喜地跳下车，走到了一片法国梧桐的大路上。对于考试，我真没什么担忧，我好像也知道“走流程”的意思是什么；但我也朦胧地知道，即使只是走流程，也应用尽全力，以减轻后顾之忧。我走进了校门，然后看到迄今难忘的场景：汹涌的人流，都是和我一样的同龄人，穿着鲜艳的衣服，拿着文具袋，沿着一个大坡往上走。我跟着他们走到了操场上，按照考场安排站队，然后进入教室考试。我看见穿着水手服校服的初中生志愿者，他们朝气蓬勃，严肃认真；走进考场，我又看见穿着西装的老师，还有教室里先进的多媒体设备。考试开始前，先播放铁一中宣传片，我一丝不苟地端坐在桌前，腰板挺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上美好、自由、生机勃勃、充满朝气的校园。然后发下试卷，我开始答题，在刚才所见所闻的驱动下，我暗自思忖：这就是我所梦想的中学，我一定要进来。我认真地答题，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题是一个矩形上面的动点问题，我根本没见过这样的题，却仍未放弃，按自己仅有的思路尽可能写东西上去。

考完试后我如释重负地走了出来。我又走上了那个大坡，穿行在人群中。在一瞬间，我感到自己和他们没有任何区别，无非都是来参加一场考试，且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说真的，我从没有见过那样饱满的人潮，那么多拿着笔袋的孩子们，急匆匆地朝着一个方向走着。我一边走，一边看着周围的一切，想把此情此景狠狠地刻在记忆深处。因为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以后能否毫无意外地来到这里，能否穿上洁白整齐的水手服，做全市做优秀的一批中学生；即使来了，又能进入哪个班，过着怎样的生活？我都不知道，但也好像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朦胧地知道：走出这个校门，喜气洋洋地告诉父母我做出了数学考试的压轴题，然后等待九月份父母送我入学就可以。当然，我脑子里还惦记着没写完的小说，忍不住想赶紧拿了纸笔继续写下去。第二天，我就在各大报纸的头版看到了对5月26日情景的报道，一边惊呼五大名校报考人数之多，一边赞扬或分析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我在黑白的华商报上看到了铁一中那个大坡的图，图里面全是人，极其模糊，却又把校园挤得水泄不通。我看得津津有味，也并不在乎头版照片里乌泱泱的人群中是否有自己。

526的考试成绩出后，我被铁一中录取了，并被分进了重点班。我在冬天那场违规考试的成绩，最多只能进个次重点班，直到我九月份入学，在分班表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才得知进了最好的重点班，不禁欣喜若狂。我甚至感谢了这个让我唾弃的改革——毕竟它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因心态异常平稳，如同常发挥，考得很好，远超我和家人的想象。

其实那个上坡路，在后来的几年里，我走了恐怕有上千次，却再也没有当时渺小却期盼的情感了。我总在盼望着更高更远的事情，比如北京。在2016年夏天，我作为志愿者的身份，穿着那身水手服，又一次参加了526考试——不，当时已经是530了。我又看着一群好奇又胆怯的孩子们进入校门、走向操场，又帮一位坐轮椅的孩子找到了教室，在观望着人潮和校门外翘首以盼的家长的瞬间，我感到对过去的缅怀。

其实刚进入铁一中的时候我过得并不怎么好。我学习成绩很不好，尤其数学最差，唯一可圈可点的，竟然仍旧只是写作。第一次月考后我带着惨淡的成绩单心惊胆战地回家，母亲把我痛骂一顿；可当我总带着惨淡的成绩单回家后，父母都不再如刚开始般激进了。他们问我到底怎么想，并说希望我好好地跟他们聊一聊。我哭了，并说：“也许我就不该上铁一中。”

可我却忘不了2012年5月26日梧桐树上方的阳光和下方磅礴的人海。我不禁要问，那时走在我身边的陌生同学们，又有多少能真正进入这所学校呢？我还是感到自己是幸运的。所以我继续坚持了下去，和一些优秀的同学们在一起，并留在了这所学校里。

至于后来？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学生铭记着这个数字——但后来并不只是526，还有528，530，531，总之就是五月下旬的某一天，一场全市的考试，支配着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面对着唯一的选择时的犹豫和权衡，以及命运所能带来些什么。这些年，我也听到了不少故事，大多数和我一样，选了一个被偷偷摸摸提前录取的学校；也有孩子未收到任何录取通知，却背水一战地直接报了西工大附中；也有人连小升初都要复读一年。很多年后，我再去当年买择校考试真题的书店，看到的却是所谓“526真题”，也不得不再作一番感慨。

至于如今？526也已经成为过去了。两年前，西安教育局在透彻的研究下，给出了更公平、更严谨、更科学的升学方式：摇号升学。同样的，每个学生只能报一所学校，但至于被录取与否，只由一个神秘的随机数生成器而决定。这些年，我也总旁敲侧击和不同人聊起此事——从我们学校的老师同学，到西工大附中的皇亲贵胄——想试图问出是否还像昔日一样存在着提前录取的违规考试们，或者那个随机数生成器究竟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奥秘。可我迄今一无所获。坦白来讲，我根本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怎样上中学，走哪些流程，是否有过一丝迷茫和忧愁？反正我当时并没有，简而言之，我觉得师大附中也挺好，也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连师大附中都考不上。但我确认自己没有考上西工大附中时，还是非常伤心；说实话，这十年来，在升学相关的事情上，似乎没有比这让我更伤心的事情了？没有考上西工大附中竟成了我十年来最大的遗憾。

所以526到底给我留下了什么？在这一瞬间，我竟然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十年已经过去，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其实也都几乎忘完了；考完试后吃了什么午餐，和父母说了什么话，也印象全无。可我也记得一些事情——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对一个抽象概念的愤怒、恐惧，并感到自己被利用；但也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特殊、注定，且有使命的，即使我的使命就是被所谓的教育改革所利用。因此，在2012年的5月——整整十年前，那时，非典早已过去，流感彻底结束，余震无影无踪，在韬光养晦的时代下，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振奋地写一部无聊的小说，参加一场完全茫然的考试，然后继续写小说。而如果真要说我的人生怎样走到如今这步，恐怕最远就是追溯到那场考试，也许因为我在考场上不小心多做出来一道题，就被莫名其妙分进了重点班。

但过去也仍旧是过去。我还是想说，那时我年龄太小，尚不能窥得刚刚读完的《老人与海》的真谛，只会在唯一的机会前，亦步亦趋地做出一个稳妥的选择。可十年之后？你看，如今的时代，早就不是那个韬光养晦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得荒唐，从我们的生活，到一代代孩子，到学产结合的房地产行业，到那个神秘的随机数生成器，这里面的所有利益纠缠，我都不能窥得万分之一。至于一个庸俗的问题：对于2012年的春夏时节，我到底记得什么？我记得的还是师大路南端的天桥，随着526一天天临近，我脑子里装的却仍是小说里的女主角。我在黄昏时上天桥，前面是夕阳，左手是电视塔，枣糕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我想着赶快回家去吃晚饭，偶尔不以为意地想起几天后的考试。我也知道传说般的铁一中在等着我，知道进去后将拥有某种独特的人生，并对其暗藏着期盼。有时我网上冲浪，在电脑上搜索铁一中的新闻，看看那身好看的白色和深蓝色水手领校服，期待着自己穿上它的一天。还有很多时候，我写着小说，添油加醋地把幻想中的师大附中校园景色硬塞进去，好像这样就能补偿我的叛变——当我决定去铁一中时，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在叛变。我当时更不可能知道，十年之后，当我决定离开北大去清华时，有着跟完全相同的感受，只不过比当时强出百倍千倍。那时我既不像2018年夏天，坚信自己前途光明；也不像如今2022年的夏天，但行好事，莫问更不敢问前程。一言以蔽之，那时我毫不知道未来的重担会迟早有一天落在自己的身上。我只是期盼着上中学，并庆幸永远在牺牲部分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的教育改革没有阻拦自己上中学的路。

我在铁一中读了六年。这是西安的名校，我小学六年级考进去，感到惊喜，又分进了最好的班，可以说是意外。读初一时成绩很差很不自信，到了初二突然学会了数学并突然觉得一切都变得简单，并开始像一个正常的但是没有什么眼界的初中生一样开始好奇地读几何原本并提前沉思三角函数那几个无聊定理的证明方式。当时学校还成立了摄影协会而我成了第一批社员，什么都拍，什么活动都去，课余时间还有些短促的摄影课。初二有了数学和摄影之后生活倒是变得好了起来，也不会再像初一那样时不时产生“如果没来这里”之类的念头。初一曾有一段时间什么书都不读（但当时在课余时间仍然拼命写小学没写完的小说，可能有点文学疲惫）被母亲训斥，而且也意识到不读书的悲哀，于是又乱七八糟地读西方小说，率先读完的当然是雨果的《悲惨世界》，还有一些似乎完全没有看懂的书，比如《荆棘鸟》。读了不少鲁迅，第一次读《伤势》就是初一初二那段时间，读完了翻回去，朦朦胧胧地搞不懂鲁迅为什么会讲这样的故事。当时还住在城南，还常常去朱雀路口的盗版书车摊，在那里也买了不少畅销书，比如《百年孤独》和《小时代》。语文课还经常布置摘抄作业，我抄的文章里面到现在为止仍然喜欢的好像只剩下《听听那冷雨》，余光中的思乡散文，很细腻，很长，我全部抄了上去，写了很多很多批注，得到了A5个+的评分。但并不很能分清什么好、什么不好，文学是这样，音乐是这样，摄影是这样。那时候流行欧美流行乐，我和大家一起听Taylor Swift，到了各种联欢会，就唱Taylor的歌。但我自己更喜欢Avril，初二有段时间我在高新上课，下课坐公交车回家，总是听一路Avril，但那边的课并没上多久就退了，因为觉得没什么用。班里还有一个喜欢Eminem的男生，我们都在英语小组里（英语小组就是班里英语最好的同学搞的小组，主要活动好像就是唱英文歌，也挺无聊的），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混乱，有一次学校举办英语风采大赛（还是唱英文歌），我们合作了一首歌，他唱RAP，我弹琴并唱剩下的Rihanna唱的部分，效果极好极好，他在崇拜Eminem的同时创作属于自己的RAP，包括一首辱骂他女朋友的母亲的歌（她反对他们在一起）。

乔治·奥威尔和加缪这种人物也是在当时知道的；语文课有一个课前三分钟环节，大家可以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要控制在三分钟以内，超时会扣除德育量化分数。于是大家根本没人在乎平时非常在乎的德育量化，经常占用半个小时的时间给班里同学介绍自己喜欢的文学或历史作品，或者只是念一篇欧亨利的短文；而我有一次开先河地讲了电影之后（不过我当时根本没看过什么好电影），大家就开始什么都讲了，有的老师很喜欢，有的老师比较反对（比如漫威电影）。有个同学推荐了鼠疫，还有个同学推荐了1984。我读《鼠疫》的时候是在公交车上，好像是冬天，苍白的阳光照进车厢，我读到站在礁石上对着大海呼唤妻子的名字那段，印象很深刻，后来就一直挺喜欢加缪。初一暑假，我钢琴十级拿了优秀，但是很失败地在老师的要求下开始练贝多芬的《悲怆》第一乐章，我当时心思不在弹钢琴上，曲子勉强能弹下来，但跑动速度上不去；上网想搜搜录音，结果搜到了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压根听不懂。后来学业繁忙也就没再学琴。我觉得其实更该一开始就弹点肖邦的小曲子，弹贝多芬是个遗憾，让我对继续弹钢琴有些望而却步。

初二临近结束的时候，跟当时最好的朋友闹掰了，事情闹得很大，但当时所有人（包括老师和我的父母）都认为对面是神经病，所以事情也未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我只是朦朦胧胧地认为对面是神经病，也没有料到高中会有那么精彩的故事。初二暑假，我因为读了海子的一些小诗，吵着说要去祁连山，父母就带我又在西北玩了一圈，不过印象不是非常深刻了，祁连山也当然很美，但并没美过我记忆中别的风景，因为当时早就见了太多美丽而广大的景色，审美有些疲劳。印象更深的倒是沙漠，在内蒙古从阿拉善左旗到右旗的一路上，公路旁边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沙漠上只有零零星星的杂草和大片的骆驼粪，在烈日下尤为壮观；但爬冰川的时候，又简直更冷。这趟旅程也并没有让我写成任何有意思的文章，只是在初三一次考试中，作文要求写游记，我随便写了点祁连山的事情，被老师赞扬一番（甚至在班上公开用了“拜读”一词，我觉得是很严重的用词），然而那篇文章还是很扯淡，因为讲得太微观了，没写出来山水的宏大。由于参加摄影协会，我在学校的各种活动拍了无数照片，有时还会有老师组织大家去外面拍照，不少都是青龙寺的樱花，在延点课上去拍照下课了再回来是常有的事情。

初三班里来了个转学生叫万子菲，我们很快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她也喜欢欧美流行乐并弹吉他，而且她非常喜欢Taylor。我们经常一起吃午饭，不过聊了什么现在都全忘了，也并不明白什么能维持快速发生并持续的友谊。而我在听了两年的Billboard之后突然疯狂地喜欢上了Coldplay，喜欢到听了他们的每一首歌（包括所有live和奇怪的demo）并买了每张正式发售的专辑，然后又喜欢上了一个哥特金属乐队Lacrimosa并一整年几乎只听这两个乐队，到了中考都是穿着Coldplay的衣服去考的。初三班里按考试成绩排名选座位，我好像一直坐在第一排，在小纸条上写英文歌词，传给万子菲。初三其实并没什么忙碌的，但毕竟要中考，摄影协会的活动我也没怎么参加。当时我还和一个男同学维持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双方都没挑明什么，但大概意思是如果中考都考得很好就再进一步。他学习很好，是班上的电脑管理员，会用ip地址远程访问老师的文件夹，我觉得很厉害。隔壁班好像还有会求导的男同学，在我心里都是天才般的存在。

初三体育中考前我打篮球把脚扭伤了，心情非常绝望，在篮球架下坐着伤心了半个小时，就得知了体育考试要延期，我感到自己是过于幸运。中考前两天我得知自己被保送了（口头承诺版），然后觉得一切都非常无聊。中考后不久学校就把我们拉去了北京，为了防止出分时我们自行填报志愿（西安其他几个大型中学也是这样，而且大家有时候还在一起活动）。为了省钱，学校安排我们住在河北，白天在北京玩，由于游玩日程过紧，我们每天都精疲力尽。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滑雪，也是人生中第一次进北大。我完全没想过自己能跟这学校扯上什么关系，在北大也没好好玩，连张照片都没留下。出分当天我们在一家餐厅吃饭，状元就在我们学校，她立刻被众星捧月围了起来，各种采访、合照当即在餐厅举行，我也很快查到了分数，也挺高的。万子菲也很高，大部分人都很开心。出分后学校在西安暗中操作帮我们填了志愿，软禁目的达成，就把我们都放回家了。更不幸且搞笑的是我的手机中途就坏了，我只能借同学的手机和父母偶尔联络一下。

暑假学校安排了提前上课，让高中部的老师来给我们教高中知识，我第一次知道余弦定理可以用平面向量的内积来证明，觉得很高端，当时我显然并不知道什么叫“定义”。补课期间往往整个下午都是自习，我们家也搬去了二环里面住，下午我总喜欢读很长时间书，然后坐公交车回家，车上也在读书。我终于读了《百年孤独》，觉得写得真好啊。“她又一次见到了奥雷连诺上校”。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研究Coldplay和Lacrimosa以外的摇滚乐队，我从Nirvana开始听，隐约发现摇滚乐似乎有很多很多值得我探索。

高一开学之后我认识了李佳恒，这个事情目前看来很糟糕。我和李佳恒从头到尾都在互相试探，其实也非常无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喜欢过他，但如果说“不喜欢”也实在太可笑了，可以说是对我这些年起伏情绪的最大嘲讽。我没分进最好的菁英班，这对我而言是个较大的意外和打击，但第一次月考我就考了全班第一年级前十，我又觉得一切都很无聊。但后来整个高一都再没考过那么好的成绩，可能是因为太游手好闲。与政治有关的事情也是那段时间接触，高一开学前的暑假我认识了些模联的学长，他们每天都在说江泽民和六四，加上后来开始听国内的摇滚乐，我才慢慢知道发生过些什么。万子菲在我隔壁班，但刚开学我们没有频繁联系。

我还认识了陈奕帆，我知道她是从师大附中过来，也认识了和师大附中有关的几个朋友，典型是萧知白。小学时他和我前桌的女生暧昧不清，我就得知他的大名，但当时才再次联系上。认识他们时，我第一次读到T·S·艾略特并想不明白世界上为何有如此伟大的诗歌，于是我去读了《荒原》。我之前以为自己读/听过不少东西，但认识师大附中相关人物后我深深地感到自己见识短浅，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了很多作家与摇滚乐队并囫囵吞枣地去读去听。那段时间实在读了太多听了太多，然后在自习课拙劣地写诗。寒假一个朋友从澳大利亚回来，我们几个就在师大路吃饭，见面时萧知白已经喝得神志不清了，他躺下抽烟，拿出打火机就喊“我是普罗米修斯”，让我印象深刻。

当时我记日记并不像现在这样认真，不会详细记录每场饭局或出游的主题、地点和到场人物，所以也并搞不清楚有时和师大相关同学到底为什么见面。他们一个在师大附中文科重点班，一个移民去了澳大利亚，一个在城外的寄宿中学发疯，一个和我一样在铁一中，拉了个QQ群叫吃屎诗人。还有些其他师大附中的同学，不少是我的小学同学，小时候他们去八里村打架，上了高中大多数都写诗。我住在南二环里，附近有几家很好的烤肉摊，我有时候放学后回家听碟片，玩到七八点再去烤肉摊找父母一起吃饭，穿梭在闹市里，满脑子都是魔岩三杰的歌。后来有次单独见萧知白是在草场坡，为何要去哪里我也不清楚，吃完饭我们在友谊路上走了很久，晚高峰车水马龙。我们还在大雁塔见过面，那是比较正常的选址，应该是喝了杯咖啡，然后走大雁塔广场前面的酒吧街，他推着他的宝贝自行车，我们走了一会儿，我打车回家了。后来母亲曾偶尔提起以为我和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但结果并没有，高二暑假我在北大考完数竞联系了他一次（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联系他），说考不上了，说伤心。再后来他搞了文学公众号，也发过我的诗，再后来他不再写作了，我说实在太遗憾，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同龄人里写东西写得最好的。他没评价我的评价，但说写作已经对他没什么用了。

高一我们班有不少男生长得很帅，常引起其他班女同学驻足观看，其中一个叫温博元，是交响乐团的小号手，长得很帅但思想很简单，对古典乐没任何兴趣，最大爱好是翘课去网吧玩。所有人都以为我们是情侣并不相信我们的辩解，但其实我们只是关系太好跟兄弟没什么区别，我会给在他逃课去网吧时怒斥他然后给他抄作业。而我当时真正的暧昧对象是高年级文科实验班的一个学长，他成绩和气质都好，课间常来我们班后门看我，总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但我从头到尾都很在乎李佳恒，而李佳恒和姓张的女同学谈恋爱，她的学号是49他的学号是7，有时他写自己的学号是\sqrt 49，我心里甚至会有些不平衡。

高一没过多久学校就密谋安排了去日本访问的活动，选了除菁英班外的重点班最优秀的学生（不选菁英班的同学是因为怕耽误他们学习），又下放了几个名额给特长生，结果有两个都落到了我们班，一个是小号手温博元，一个是画家马凯文。去日本的准备工作常常和课业冲突，我们三个常常一起找老师补欠下的课程，比起其他班落单的同学要方便很多。有一次集体开会我才知道隔壁班选上的就是万子菲（这事学校一直要求我们保密，所以大家没怎么交流过），我立刻把我们班的两个同学都介绍给她，后来我们四个总是在一起，在学校一起补落下的课，在日本一起半夜去东京塔拍照，在北京一起偷偷在酒店大堂喝酒，回了西安又一起去大雁塔看雪。我们还说过毕业后要一起再去一趟日本，然而当时关于“后来”的期许无一兑现。我早就能看出万子菲和马凯文之间甜蜜又紧张的氛围，也和温博元偷偷探讨过，但温博元实在太没情调，他说支持他们的恋情，又说也喜欢我，因为我们一起去了日本，觉得如果我们四个成为两对情侣，一定很棒；我说如果某某和你一起去日本（班上另一个好看的女生）你是否就喜欢她？他说当然。我很无语，说咱们真的是兄弟。2015年跨年时，万子菲说她决定要和马凯文表明心意。我很激动，静候佳音。我当时也胡思乱想了一些，比如担心万一他们分开了，我们四个人的友谊可能会变得尴尬，但没过多久我们四个的关系就疏远了，而他们到现在也没分开。我和万子菲曾在浅草寺买了一对小马木雕，100日元一个，可能是我们在日本买过的最便宜的东西。我们说要送给喜欢的男生，她很快就把小马送给了马凯文，而我的小马迄今仍在床头放着。去日本时我的闹铃是Green Day的The Forgotten，那段四人帮友谊虽不长久但足够浓烈，直到现在我听见The Forgotten的和弦都能清晰想起来当时的一些事情。

我感到那时候大家都很相似，而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渐行渐远，再回头去看，之前的“相似”这一判断，究竟是对是错，又值得怀疑。和师大的朋友们相比，我们都写诗、读西方小说、聊Sopor Aeternus，弹吉他。和铁一中的朋友相比，我们都有一搭没一搭地学数学竞赛，玩点乐器，听流行乐或者后摇。我听的第一首后摇是李佳恒推荐给我的，可能是那首大名鼎鼎的Salma，后来我慢慢开始听Pg.lost，Sigur Ros，Mogwai，黑帝，还有各种各样的日本和北欧乐队，后来又听回中国后摇乐队，最喜欢的就是惘闻。萧知白跟我说军训的时候守夜一定要听Mogwai的Tracy（哦，我刚刚去看了这首歌的评论区，还能看到我们的互动。我看了下他的年度歌单，哈哈，他也听俄罗斯的后朋克），等到我军训时就真去听了，感觉就像在黑暗中听星星。那时还真是好日子，Pg.lost还来过西安，只可惜我要上数学竞赛课，所以没去；我还能在小寨的走私碟店买到Sigur Ros、Lacrimosa的碟。课余时间，如若要高乐器，我主要在练吉他，当然也弹钢琴，但都弹摇滚乐，搞了一份枪花November Rain的谱子疯狂地弹，还录了音发到网易云音乐的电台上。

高一下学期，我不好说我的精力到底放在了搞艺术上还是搞学生活动上。摄影社和学生会的活动都很多，我经常背着相机，又经常跑来跑去地开会。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别的集体乐趣，学校通知个双休，或者只是在走廊里阿人，都能引起整栋楼的尖叫欢呼。我还在学校里认识了些搞摇滚乐或者喜欢文学的同学，但这些碎片的友谊都不长久。体育课我有时候和男生们打篮球，但他们都让着我，也挺没意思；微机课大家在局域网联机打CS，我也跟着打过，但彻底不会。在学校的时候，我大部分时候和陈奕帆混在一起，晚上我们总一起吃饭然后去操场或者铁安一街散步，聊很远的东西，比如离我们几个世纪的大文豪，比如她的家庭，比如是否想过死亡。有时她写了诗，撕下来送给我；有时我们去快到南二环的地方吃锡纸垫着的大块烤肉，夕阳慢慢地坠落。李佳恒和女朋友分手后，我们暗地里来往，有时中午去天台看下雨，有时黄昏去天台看夕阳，经常什么话都不说，有时还能看到奇妙的日晕，天台可以看到整个西安。西安的五六月份常常被雨季贯穿，所以我有时心情低落，觉得一切都很凄美，但天晴后站在夕阳下，又觉得一切都生机勃勃。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以后”，或者说我在逃避这个词语。我的成绩并不是非常好，高一结束后要再次分班（并非通过分班考，而是这一年的综合水平），若想进理科实验班，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家长严肃地和我谈过一次，他们认为我必须要进，然而分班的规则是什么，看哪几场考试的哪些成绩，我全都不知道。出分班结果的那天也很有戏剧性，学校通知说过几天再分班，然后趁假期前最后一个下午大家都放松警惕吵闹玩乐时突然通知分班结果。当时的场景是，班主任突然走进来，声音不大地说“我来念一下分班结果”，然后是“理科实验”四个字，然后念名字。她很快地念了四个名字，耗时两三秒，然而在念到我的名字之前，我觉得心脏几乎停跳了。这样的感觉我只经历过两次，还有一次就是出高考成绩。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一年都做了些什么事情，直到分班前才开始对“进实验班”产生幻想。我当时觉得快要窒息了，去新班开了个短会，然后给父母打电话，说我入选了，然后回班和大家告别，然后坐在阶梯教室里沉思。也就是那时李佳恒过来了，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跟我说了几句话。离开学校时我感到莫名的复杂情绪，我知道莫名其妙进了德不配位的实验班是值得高兴的大事情，但我无法真正地高兴起来；而高兴不起来的唯一原因，好像就是李佳恒。晚上我写了首小诗发到QQ空间里，所有人都以为我在写温博元，只有温博元本人说：“一看就是写李佳恒的。”

高中时能公开谈论的集体记忆并不太多，大部分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如北大清华下放了什么名额又分给了哪些人，或者竞赛的什么黑幕又成全了谁。大家的政治兴趣也并不持久，当年称得上“大事”的就是美国大选和修宪，大家激动两三天，买点报纸传阅，就算完事，也不可能存在上大学后的盯盘行为，整天念叨着威斯康星和红蓝赔率。最持久的话题应该就是文理分科，即高一的五六月份，大家见了面打招呼都是：“选文选理？”当时大多数重点班学生都不重视文科，往年文科都只有五个班，其中一个还是特长生班。班主任和文科老师都需要综合评估后游说文科成绩较好的同学，劝其选文。学校还在期末考试当天搞了一个“文理分科讲座”，说可以给点文理分科的建议。于是把大家都叫到操场上坐着，天很热，晒得要命，校领导在台上进行“选文科动员会”的讲话。这种活动对我这种意志坚定选理科的人而言简直是扯淡，但当时也有不少来回摇摆的同学，比如万子菲，她跟我聊，说自己定不下来，想了好久，交的表上都填了理科，又去找老师谈了好久，最后改成了文科。也有比我还坚定的，共同访日的一个女生，学校多次找伊谈话，劝伊从文，伊多次拒绝，待分班，学校直接分配伊至文科实验班。那天分班后我迷茫地下楼，准备去理科实验班开班会，就见她在走廊暴怒，说校领导是弱智，将她分去文科班，她决不从命，然后去找校领导对峙，最后踌躇满志地来到了我们理科实验班。当时，师大的吃屎诗人团体也关心我和陈奕帆如何选择，结果我们都选了理科，他们表示异类。我也总听到言论，说以为我是典型文科生，结果“竟然”选了理科。但其实我文科成绩很烂；父母并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地理政治学得那么差，而我也不能理解怎么可能背得过洋流分布图。我想那时文科学得一塌糊涂并不是因为难学，而是因为压根没学，一方面是学习的时间本就不多，更不可能分给文科；另一方面是似乎要通过这种方式，坚定自己选理科的决心。

高一暑假补课，然后上数学竞赛，放学很早，所以我晚上有时候走路回家或者去商场玩。高二开学后，我混上了摄影社社长的官职，但我较为惶恐，因为我并非社里拍得最好的，设备则几乎是最烂的。但后来招新、办摄影展、办各种活动倒也组织得不错。也就是那时西安开始推行共享单车了，我也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高二上学期我还时不时和陈奕帆来往，从冬天开始又把精力在数学竞赛上多放了些。我们班有全校数竞搞得最好的同学之一，分班不久他就对我开展了猛烈的追求，我明确拒绝过几次，也翻过脸，但总是在几天的尴尬后兄弟般重归于好，过段时间他又挑明，我们再吵一架，翻来覆去，没完没了。学校有时会安排数竞搞得不错的同学周末去外面听课，一般是外面的机构邀请外省的名师，我第一次去是叶中豪讲平面几何，听完之后就去看惘闻乐队的live，在一个酒馆的地下室，第二天又一大早起来去考一个英语竞赛，考试地点还离我家极远，我过得神志恍惚，整个周末都像在做梦。考试的时候我满脑子仍是昨夜的音乐，我以为那个英语竞赛要完蛋，结果后来居然拿了全国一等奖，我觉得这竞赛恐怕也是扯淡。

那年冬天雾霾非常严重，学校也被迫停课了，街上的人都戴N95口罩，那时还没什么所谓网课，停课就是停课然后布置一大堆作业，我在家也觉得没意思，就去学校写作业或者学数竞，中午和同学们一起去吃饭。寒假，父母带我去杭州玩，在书店囫囵吞枣看完了《动物凶猛》，回宾馆又马不停蹄看完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觉得真牛逼。学校也没补课，除了出去玩我都在上数学竞赛，课不多，中午休息三个小时，晚上闲逛回家，每天都很悠闲，我觉得这日子好得不得了，天天说“真美好啊”。那时候特喜欢去万达逛，不管是独自还是和同学还是和父母，我们都说万达是铁一后花园。到了高二下学期仍然在周末学数学竞赛，有时候出去听课，往往在西工大附近，上完课有时去西南城墙玩。有段时间挺迷茫的，不知道自己把这么多时间花在数学竞赛上到底有没有意义，觉得自己高考是压根没怎么学，数学竞赛又是个未知，但这种迷茫往往在上课做题的快乐中减轻，在看到自己几乎不学高考却仍然稳定在年级20名时就彻底消失了。而实际上我也没多么呕心沥血地搞数竞，当时还有太多其他事情，搞摄影搞艺术是一方面，去国旗队训练与出操是一方面，混生物竞赛是一方面（买了本普通生物学看了一遍，有时候听点课，看看解剖蚯蚓视频，但都没用），还有奇怪的英语配音大赛，让我不得不晚上跑步的时候听BBC（也没什么用），然后在所有课间醉生梦死地打羽毛球。

到了暑假，数竞说要一直上到9月9号，即联考前，我寻思整个暑假都没了，不过后来也放过几天的假。学校还组织了一些同学去北京培训，培训完考试，全省有三个去北大夏令营的资格，我觉得自己大概是陪跑，但也跟着去了。上课地点在北师大校园内，午餐晚餐也在北师大食堂吃，特别好吃，我觉得这学校真不错。住的地方离北师大不远，骑车十分钟多，不过我们经常走路往返。考试前我抱着陪跑的心情出去玩了一晚上，骑车到新街口然后又到了南锣鼓巷，特别高兴，而且觉得自己一口气从三环外骑到二环内挺厉害，当时自然想都想不到现在会这样骑车。第二天考试居然是在北大校园内，考完之后自由活动几个小时就出成绩，我就骑了个共享单车去未名湖绕圈，并练习单手撒把骑车，觉得陌生又新奇，手机里留了张未名湖的照片。宣布成绩时我居然考了全省前三并拿了北大数院夏令营的资格，反倒是几位比我厉害多的同学都一无所获。

我突然觉得北大没那么远了，甚至感到一丝颤抖的希望。回西安后，我和李佳恒稀里糊涂地见了一面，说的也都是莫名其妙的话，然后觉得也许和他“一切都结束了”。

高二那年好像没读太多书，印象深刻的有开学前去医院，在医院读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几年后母亲去医院也带了这本，但又觉得寓意不好，没拿出来看。《罪与罚》是那时候看的，还有一本《蝇王》让我也印象深刻因为实在太无聊，其他的都没太大印象，或者可以说对我没什么影响。电影倒是看了不少，也逐渐看到了些称得上“好”的东西；到了暑假读了点古典的东西，枕边一直放着楚辞，还读了几遍陶庵梦忆，都特别喜欢。小寨的走私碟店走向了衰败，进货困难，老板把积压的碟低价卖给不少了我；在北京培训时则专门去了趟鼓楼大街的独音唱片店，买了几张Lacrimosa和黑帝的碟，回家不停地听。再后来，到了快联考，阴暗的多雨早秋，就不停地听李志，尤其是《山阴路的夏天》，听着这歌，做过不该做的事情。

八月份去北大数院夏令营，我在一个地下咖啡馆自习，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泊星地。考试地点，二教102。我没做出来平面几何，而那是平面几何100题我为数不多跳过的原题改编，痛心疾首。考完宣读签约结果，我和同校的同学什么都没捞上，我们充满羡慕地坐着看上台签约的同学，然后失落地离开二教。拿到这个资格时我是站在理教的门口的台阶上，颤抖着手给家里打电话说竟然是我。理教门口的台阶很大很高，后来去北大上学有时会走得不耐烦，属于是全然忘了那次走下台阶的兴奋、紧张与困惑。晚上北京下暴雨，我喝了些酒就哭了，我想哪怕只是二十分、十分，都是有用的，可结果？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妄想北大，可能就是那时候。回去之后我继续准备联赛，但情绪很糟糕，结果同样什么都没捞到。我回去学了一个月的高考，的确不难，日子也充实，勉强算得上开心。十月份，在西安美院旁边发现了一家唱片店，买了两张，回家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泪流满面，后来在仲秋的某个雨天终于幡然醒悟，明白自己是真的想上北大数院，也真的只有高考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实际上我对古典音乐一直很迟钝。高中前两年，偶尔听些烂大街的曲子。高一，不知道什么课上老师放《交响人生》，课上没看完，就关了，那节课我好像也不在，到了午饭后，同学们又继续放电影，下午是运动会，所以看到几点都行。我前面没看，只看了后面演柴小协那段，前因后果没太看懂，就觉得柴小协到底是什么曲子，怎么这么牛逼，从影片的暗示中看出来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中午同学们还放过不少其他影片，除去上课没看完的电影，还有以六四纪录片和江泽民视频为主的政治视频。大家都看得很起劲，始作俑者往往是我的邻座。他是一个激进分子，但又是程朱理学的坚定拥护者，而我反对朱熹（似乎也反对王安石，然而事到如今别说原因，连这几位人物的主张也都忘完了），每次谈到古代思想，我们都吵得不可开交。他还是古典格律的信徒，天生不齿不押韵的现代诗。我们总是吵架，却又在某些事情上惊人一致，最大的共同点是觉得柳永写的都是烂诗。后来我们要是吵得太猛，干脆就以骂柳永作为终结，最起码能达成些一致。后来，他询问能否一读我的诗，我把本子递去，里面有我摘抄的诗歌，也有大量自己的无病呻吟。他读后沉思，然后说很好，说也许该重新审视这种不押韵的东西。文理分科后他进了文科实验班，暑假给我和他的另一个朋友写了封信，他觉得我们都该选文科但都没选，这当然是个人评判和选择。他尖锐地写下：不要以为文科班的那些人就有什么真文学抱负，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一头扎进泥淖中，用肮脏的臀部对着美丽的星空。他的主旨无非是希望我们都能永远保持纯净的文心。我并不知道文科实验班发生了什么让他此番痛斥，但信中渲染的离愁别绪与保重言辞还是让我感慨颇深，并觉得一年来的争吵是多么幼稚。而后来，他并未如他信中所写（或者他内心深处所想）那般遗世独立，他依旧发着政治的疯，在美国大选时狂热地支持特朗普，然后在特朗普上台后没多久来我们班找我说他是傻逼，并亲手制作了顶着十字架的圆顶帽，戴着环游走廊，称作“伊斯兰基督小帽”。修宪的时候，我不记得他在走廊里发疯，也许是因为不在学校，因为高三时有次碰到他，他沉重地提起这一年多他的身体状况很差，有时只能维持上半天课。

从小到大，我的确在课堂看过不少好的文艺作品，小学音乐课老师总放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的动画片，我一度以为那只是个儿童作品，后来才知道简直是巅峰。初中，语文老师花了几堂课放了《悲惨世界》的电影，好看，一时间所有人都会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高中除去《交响人生》还看了些美术相关的影片，到了高三语文老师又放了几乎完整的《巴黎圣母院》音乐剧，它带给我的震撼比悲惨世界强多了。也看过一些无厘头的搞笑电影，比如印度的《巴霍巴利王》，是语文老师播放的，全班都很喜欢，大家一度把班群名都改成了巴霍巴利。语文老师总是骂人，每节课有一半都在骂人，从我们同学一直骂到整个铁一中，但又总下放伟大的艺术，除去上述所提，再比如阿城的《棋王》，我多次提到第一次读它的震撼，也就是从读完棋王我开始热爱读中篇小说，喜欢紧凑的语言和饱含张力的叙事。高三陪伴我的就是这样的中篇小说，一本解闷的科幻小说《我遇见了人类》，苏童的鬼故事短篇小说集，还有《陶庵梦忆》，我读了很多遍还是很喜欢。

高三时，班里只能同性同桌，但我竞赛后回去已经没有落单的女生了，只能和一个男生坐一起，班主任也默许了这样的违规。后来我们还真的谈恋爱了，但在高考前两周分手，简直可以称得上最反面的案例。我当然也迷茫，数学竞赛学了不到一年，巨大失败，什么都没捞到；现在离高考剩的时间更少，我更没理由觉得自己能考多好。可越是这样，我越就告诉自己非北大不上，然后在所有时间里拼命学习。我常说回顾这么多年的求学经历，好像只有高三是真的努力了。但也不是努力得特别夸张，小说电影照看不误，听交响乐，天天操场跑圈，每个星期天下午照样去户外玩。期间，两耳不闻窗外事，除了男朋友不怎么和别人说话，过去的朋友都没有再来往，满脑子就是高考，日记中都是某年的全国某卷的某题。我素来不是考试擅长者，而且情绪化心态总不稳定，上了高考考场，其实发挥得稀烂，但还是考上北大了。查到成绩的那一刻，中午十二点，在曲江的一个中档饭馆，我毫无形象地大哭，虾饺（也有可能是烧卖）都没吃完。后来我再也没遇到那样紧张焦灼感到被宣判的时刻。事到如今，结果当然是好，但我仍然厌恶着我的高三，因为除去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和无穷无尽的压抑与自我怀疑，它什么都没带给我。我格外羡慕早就降分或保送的同学，对一切都充满希望与好奇的青春能有几年呢？我多希望自己能每一年都尝试着更新奇或更深邃的东西，哪怕是无知局限地“浪费时间”（比如写一大堆垃圾诗；比如没搞懂巴黎公社在干什么就读雨果；比如听肖邦只听圆舞曲而听交响曲只懂得听卡拉扬；比如上大学前傻乎乎地读了一个暑假的同济大学《高等数学》和C++ primer plus；比如大三一个人瞎学量子计算），也远远好过把一整年耗在机械反复无意义的事情上。

有的书是读完当时觉得好，也有的书是读完后多年才逐渐感到（对自己）意义之深刻，哪怕书中有的东西都忘记了。我一直不知道该说自己的记性是好还是不好。我能记起数年前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但看大部分东西又是看完就忘，只有一些主观的情绪能一直留下来。《冷血》是我读过的杜鲁门·卡波特的唯一一部作品，虽然卡波特本人有其他更出名的畅销佳作。读此书是高一，之前不懂什么纪实文学，读完说不上很强烈的震撼，但这故事就是持续地出现在我脑海里。我说卡波特冷峻的叙事语调很迷人，而这份冷峻又用于站在施暴者的角度叙述一切，所以后来我看任何事情，都好像受了他的影响，想站在所谓“有罪者”一方去再想想，然后反问自己这种行为是否有悖道德。当然，《局外人》也是典型的有罪者讲故事，可无论加缪也同样有多疏离，第一人称小说和第三人称纪实还是太不同，“独白”和“讲故事”毕竟是不一样的。人们都将《局外人》的第一句奉为经典，可我只喜欢结尾两页的爆发抒情。不过这跟卡波特并没有什么关系。

初中，还花了很多时间读斯蒂芬·金，我想我可能读了很多美国畅销作家，但我自我认同又绝对远离美国作家精神。我读斯蒂芬·金的第一篇就是《肖申克的救赎》，后来才看了这部大名鼎鼎的电影；说到这个电影为何在中国如此受欢迎，我想恐怕是“逃狱”在中国是永恒的主题；曾经见人讲：艺术的永恒主题就是爱情和逃狱。这话没错，但也忘了是谁说的。读的第一本斯蒂芬·金，其实叫“四季奇谭”，四个中篇，每个都写得很好，但都透露着诡异，我觉得自己真是愚蠢，竟看不出来这人是个恐怖小说作家。直到后来，买了其他长篇小说，读出明显的技巧性的恐怖氛围，才终于知道自己之前读的竟然都是恐怖小说。至于那四个故事，在我看来最佳的也并不是《肖申克的救赎》，而是《尸体》，不过这也是当年的想法了。后来交朋友，他们有时拿读斯蒂芬·金这事儿嘲笑我，就像嘲笑我喜欢Coldplay和喜欢去护城河看夕阳。

影响深远的还有《洛丽塔》，但我读的版本翻译遭人诟病，且读完此书我也没看出来到底“好”在哪，也不觉得很色情，都未达到期望，不过当然也能理解什么“精神病学”的重大意义。那时候也了解了一点弗洛伊德，便知道有很多人研究精神病有很多人就是精神病，而也有一些人专门应该生产出一些东西，帮助他人评判这到底是不是精神病。后来才逐渐了解纳博科夫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书是美国小说而纳博科夫又显然是俄国名字；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没有祖国”四字即可概括一切。然后读到一些惊为天人的短篇，很多年之后才开始认真地读《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觉得每篇都好，“没有祖国”这句也得到了印证。然后就总喜欢类比，把高行健、郁达夫、纳博科夫，再至勃拉姆斯、舒伯特等人都类比到一起去。似乎纳博科夫还有评价更高的《文学讲稿》，但我直到目前仍坚决不学习文学学，因此从未读过。

恰克·帕拉尼克的小说也是高一读的，且第一次读的是大名鼎鼎的短篇《肠子》，真是无比失败的决定。不过看过他写的《谈写作》，通俗易懂地把一些合直觉的技巧讲得极好。而《搏击俱乐部》则……怎么说呢，那是一部伟大的电影，是我在电影审美尚不成熟的中学时代也能斩钉截铁地说“好”的东西；即使我第一遍根本没看出来电影最棒的元素之一：牛逼的插帧技术。但我虽不至于迟钝到认为这电影就讲了个精神分裂症，也没有富有哲思到立刻侃侃而谈其哲学意味。我就是喜欢那样的张力（后来我用了很多年才慢慢搞清楚我想要的就是“张力”，即使我可能并没法很好地去定义这个词语；“张力”和“冲突”在叙事艺术中好像很接近但又很不一样，但我还是不要狂妄自大到试图谈理论），仅此而已。

初中时，读了很多中国现代诗，无法清晰地分清好和不好，且有较长的时间喜欢“励志”主题的诗歌，如莱蒙托夫的《船》，“它不是要寻找幸福，也不是逃避幸福的乐疆”，我把这诗塞进了文具盒里。后来，到了高一，第一次读艾略特的《空心人》，除了对那种堆叠意象却传递出的鞭辟入里的精神状态的震撼，更多的却是从西方的、翻译过来的、不押韵的现代诗歌里，读出了类似“韵律”的音乐般的美感，即尾段的“在什么//与什么之间//落下帷幕”，犹如吟唱。当时我觉得这是我读过的也许说不上最好，但一定是最震撼的现代诗。于是就研究艾略特到底是谁，才知道他得了诺奖。于是就去买上译社的《荒原》，里面有荒原全文，四个四重奏，还有一些其他的短诗。荒原的注释，有作者注，有译者注，加起来字数远超诗文本身，刚开始读，我还翻来翻去参考注释，后来就干脆放弃，通读了诗歌，读完再看注释到底写什么。艾略特所引的宗教典太多，很多我也不懂，但（哪怕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地）去读他通过跳跃的意象、对话、嗫嚅所进行的叙事，抛弃对象征、隐喻、符号的探究，我仍然可以感受到离散的语句被一种不客观存在的事物（即读者的思考延伸）所连接起来的奇妙，以及其中富有节奏感、音乐感的美。四个四重奏更是这样，叙事的意味更弱，也更加难以轻易地看出里面的逻辑。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如此喜欢穆旦，我觉得好的诗歌就是即使读者使用别的语言信仰别的宗教并被别样的文化所规训，失去了叙事主体后读者仍然可以轻易地感受到诗歌本身的“美”，就像听交响曲或者原始的吟唱。

第一次读兰波，应该是《地狱一季》，然后是《醉舟》，然后买上译社的《彩画集》，第一页好像是魏尔伦给他的画像，里面全都是散文诗，王道乾翻译。读兰波，并不觉得多么“好”，但是感到天才般锋芒毕露、璀璨夺目的才华，知道这些都是他十几岁写下的，便更羡慕这般疯癫的叛逆，但有时也恍惚中产生他死于19岁的幻觉。我是觉得兰波像极了伽罗瓦，虽然发疯的天才远不止他们两个。然后当然是津津有味地读他和魏尔伦的八卦故事，后来看了电影《全蚀狂爱》，觉得拍得真好，就好像看着兰波本人。那时候还特别喜欢Nirvana的主唱Kurt Cobian，看他的生平，也有流浪时读兰波的履历。后来，也在不止一位中国作家的笔下看到兰波的影子，还有其他翻译，如韩波，好像也是高频出现，但看到了多次我才反应过来这就是兰波。我想中国的应该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喜欢疯子诗人的。其实我也有些看腻了中国年轻人的叙事，幼年，在父权社会的压迫中找些乐子，如性启蒙和艺术启蒙；后来十几二十岁，稍微自由了些，就谈艺术，但一定要没钱，这样就是贫穷地爱着伟大的艺术，便很容易塑造出张力：比如在地下通道卖唱，比如在廉价饭馆谈论诗歌，再比如花一个月生活费买张音乐会门票，总之艺术加上贫困，便天然产生了浪漫色彩。

第一次读马尔克斯当然是《百年孤独》，刚上初中，在天坛西路吃凉皮和菜豆腐的小店里看从朱雀路口买的盗版书，封面是南海出版社、范晔译，里面的内容却是高长荣译（这都是多年以后我才发现的事情。买了南海出版社的正版书，才发现里面的内容完全不一样，然后只能去搜索比对其他译本。现在仍然觉得高长荣译本更好，即使似乎不是现在的主流），看到详细的看冰块场景后就理所应当地没有看懂，很长时间以来我想自己可能是读不懂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于是直到马尔克斯死都再没打开看过，当时全网掀起了纪念他的热潮，一时间所有人都在网上背诵百年孤独里的几句话。再重新看就是初中毕业了，结果就深深被吸引，茶饭不思地读完，觉得好，觉得震撼，小说里面的人，有性格丰满的有性格模糊的，有强硬的（好像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震撼别人）有优柔寡断的，不管人物侧写是什么样，但整个家族整个故事都有着极强的宿命感，强到无法为人左右，甚至无法为自己左右。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熔了再制小金鱼的片段，感到类似于什么“撞钟人”或者西西弗斯这种说不上是徒劳无功还是尊严还是什么东西，总之就是“宿命感”。于是就非常喜欢马尔克斯，然后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又觉得跟百年孤独很不一样，说到底还是挺无聊的爱情故事，但人物角色那种“不被别人所左右”与“上升或堕落的最终结果都是孤独”的气质仍在，包括后来读的《苦妓回忆录》，还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结尾的最后一句“吃屎”，你也不得不感到是一种先锋。最后买了《族长的秋天》并像十二岁第一次读《百年孤独》又有了一句都看不懂的感觉，然后就把这本只有六个自然段的书束之高阁。又过了很多年，才真的感受到马尔克斯如何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并即使四五年没再读过马尔克斯，都仍然时不时在各种地方看到他的影子。

1994年前后，到底有多少好的艺术作品，谁都说不清楚。我第一次看94红磡的录像，是高一某天放学，蹲在家里，完完整整看了一遍，有很多经典的片段也是第一次看，就感到热泪盈眶，比如：“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看之前弹了会儿吉他，看完后做了什么，倒有些记不清了，觉得大概率是去建设路地摊吃烤肉，然后一如既往满脑子音乐。再后来，在粉巷一家多年后倒闭的CD店，买了一整套魔岩三杰的碟，喜欢的歌都在里面，还有一些之前从未在音乐软件中听到的又觉得很棒的，比如何勇的《幽灵》，由瑶族舞曲改编，加了六四现场枪声的采样。我一直很想去红磡看看，后来这个愿望降级到了工体，再后来也真去过，不过没进去。至于那几年数不胜数的电影，我也在中学时代尽数看完了，除去电影史上最伟大的那几部，印象深刻的比如《低俗小说》，里面的很多镜头当时也并不懂，但让人着迷，然后朦胧感觉到“无意义”的意义所在。但我倒是并不喜欢《阿甘正传》，觉得讲美国梦的电影恰如中国正能量电影一样乏善可陈，即使能感动人。

第一次看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红高粱》、《霸王别姬》的场景和心情，都不必描述，就是尽我所能一帧不落地看，感到像做了一场很长的梦，然后在接下来至少一周都好像还沉浸在电影里面，好像自己的世界也如电影中的色彩、光线、结构。后来学影视鉴赏，得知“窥探”一词的重要性，但又觉得窥探欲只是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而已，也即人们为什么看电影，以及电影最起码应该带给人们什么（满足窥探欲）。而我心目中真的“好”的电影，便是能让人不止于窥探的旁观，而是能或多或少地陷进故事之中。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提到这些电影，一是因为它们“好”，二是因为它们的摄像都是顾长卫。

顾长卫跟我是一个中学毕业的，恰好就是那个所谓“优秀+特长”的铁一中，这事情我也早就知道。我不得不承认我较长的时间幻想当作家（迄今仍是），而也有较短的时间一边在铁一中拍樱花和女生跳舞一边幻想能不能拍出顾长卫水平的色彩和光线。当时两个人对我影响颇深（但都是片刻的），一个是许跃波，他大概是铁一中特聘的摄影专家，但我从没见过他指导我们该怎么拍照。有一次办摄影展，我在学校的授意下，去找他请教摄影技术并恳求一些摄影作品。那天下午我翘了两节课，在他的办公室呆了两个小时，听他讲了很多东西，看了他的很多作品，他又一直在抽烟，房间里烟雾缭绕，让我觉得像在做梦。另一位就是摄影社的创始人，我当社长的时候去采访过他，问过所谓“创办摄影社的初衷”一类话。他当时已经在美国了，本科读了摄影专业，后来就一直从事着摄影工作。我也看过他工作的作品，觉得特别好。可我并没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跟“创办摄影社”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但他的选择倒是暗示我：也许我也“可能”以后一直走摄影的路？

分班那天李佳恒说，是否愿意相信一个学期或一年后他也可以努力重新和我在一个班。我听到这句话是困惑又震惊的，因为他实在不像说出这种话的人。过去我们到底有多少独处的瞬间，我也记不清了；有某些数学或者物理竞赛大课，我们曾经坐在一起，那时我的心情是怎样，完全记不清了；他的英音好像说得很好，又好像给我唱过什么歌，在我生日的时候在黑板上留过祝福语，在夏天给我做过西瓜切盒，在空调太冷的时候把外套给我穿；我们到底去哪里散过步，一场暴雨之后我们到底在大雁塔干了什么？总之很多细节都已经模糊，大概地留在记忆里，但后面又怎么造成尴尬和冷漠的局面，我也完全不清楚了。高二社团展示和宣讲，我去演讲的时候突然看见他在观众席，紧张和疑惑让我几乎什么都说不出来。很多年后，我还是愚蠢地纠结于“爱与不爱”这个愚蠢的问题。我拐弯抹角地问过他，问他当年对我有没有哪怕“一点点”感情，他回答“岂止是一点”。我说不上这个答案有没有让我满足，但这事儿还没结束，后来我甚至像个傻逼一样问过他会不会来北大或者北京读研究生，就好像分班那天他连承诺都称不上的询问如今还在奏效。他说他“可能”去北航，我可能也盼望过这个事情，但后来也都再无音讯。

最可笑的事情就是，我以为写了什么东西，就能放下什么事情；而这个误区却是苏童告诉我的，在北大某体育馆的地下一层的座谈会，他说“写作是放下的方式”。我信了，于是我写，然后我梦到过他很多次，非常多，多到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放下的，但跟我写作没有关系，跟我其他的恋爱也没有关系，跟我无厘头的梦更没有关系；当年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在隔壁班，长得特别帅，像窦唯，我挺喜欢去操场看他打篮球，我们也互有联系方式，彼此知道对方喜欢摇滚乐，他大概也知道我经常去操场看他，而很多年后，在微信上再联系，提到李佳恒，他还是觉得我们实在遗憾，他说他们现在也不联系了，实际上我也根本不知道李佳恒还在跟谁联系，所以我不知道该去哪里询问他的讯息。但最终我就是放下了，即使早在这之前很久我就知道我思念的根本不是他而是一个幻影，即柏拉图所谓的“美的投影”，我只是把那年所有疯狂炽热的回忆全都投影在他身上而已，可就算想通了这个事情，我还是花了很久才终于放下过去并放弃回忆和揣测有关他的一切。

一个迄今的未解之谜是我到底为什么要开始写日记，然后就能这样几乎一天不落地坚持到现在，而且写得越来越多。我写日记是2015年8月开始，我初中毕业却又没开始上高中，而且人在陕南某个不起眼的县城，我的日记连载第一篇就是这样：今天在某地，做了某事，喝了乌梅汁；这样的城市，为何夜里却没有星空。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开始写——其实更重要的是，这样奇幻的冲动为什么会影响我至今，且必然地至未来许多年甚至我的一生？

到现在我的日记里还存着在访日时我写的所有新闻稿。那时候每个城市委派一名学生当小记者，我们学校自然推举文章写得好的我，由我记录每天的见闻并上报；之前也有一个什么小记者群，但在2022年的北京单位解散微信群热潮中解散了。然而当时到底什么记得清楚？其实可供描述的有很多，但有一点异常清楚，那就是太平洋上方碧蓝的天空，海面上的海鸥，还有填海造陆的船只。那时候我饱受西安的雾霾折磨，经历一个月的见不到阳光后突然来到这样的城市，我感到惊奇与向往；而当时我只是单纯把雾霾归罪于环境治理，却不曾关注唐诗中有关霾的描述，并意识到西安所处在的盆地注定了这个城市就是如此。时至今日我还是会遗憾地说：“秦岭哪里都好…除了冬天。”

所以后来我迫切想拿到全校唯一的去新加坡的名额，哪怕他们要求毕业后为新加坡政府工作几年。这并不是一个目光长远的希望，但仅仅是“想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城市”，就足够驱动我了。所以我按照要求报名，参加面试，锋芒毕露地展示自己——就像一年后我参加北大的面试那样。即使面试官都对我评价很高，我还是没能拿到最后一轮面试的资格，而很久后我才知道是班主任安排了这样的结局，他卡了我却让班里比我稍差的同学去了最后一轮面试（最后他也果然拿到了那唯一的名额）。他原话大概是“觉得我能去更好的地方”云云。到现在我也没有因为这事对他有一丝一毫的怨言，也几乎不想有关此事的另一种人生，可是如果？如果我当时真去了这样即使在冬天也阳光灿烂的地方？我丝毫无法预测现在的自己在何方，过着怎样的生活。所以我只能归结于自己去做自己的选择，不管命运给你什么。

写到这里时我发现中学的故事大概就讲完了——当然可能还有太多没提到的细节，但就如我所说，“把我每天做的事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来会怎样，会占用多少本书页浪费我多少墨水可它们又有什么意义？我上课朗读的课文和同学的吵架都需要大量的字来记录可是它们又有什么意义？”答案是没有意义，事无巨细地记录一切也没有意义。所以也许就不必再搜肠刮肚地找出些细节与往事添在这里，除非某天 突然想起，而又被什么信念驱动着觉得不写不可。我这六年的生活，每一天都好像会发生些新的事情，但又好像一切的结局从第一天就已注定；关于“宿命感”这个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有时回望一切，觉得过往的所有故事，精彩也好，颠沛也好，却都好像透露出宿命感，它们都表现出：我就是这样极其自我、极其坚定，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为了想要的事物付出一切的人；而我所想要的，好像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只有这一个事件，似乎能真的导致我的另一种人生——因此这篇文章也许就可以在这个事件终止。

我想在北京我是生活在北郊的；从我第一次见它——但我记不清了，年龄太小，记忆也完全模糊；我知道我识字前就去过北京，读小学也去过北京，上中学后又去了不少次，每次的目的也都不尽相同——但总之，如果真让我定义什么所谓的“第一次”，我想可能就是2017年，当时住在北三环外，每天走人行天桥过北三环去北师大上课。后来我考上了北大，然后就是迄今为止的在北四环外生活多年。总之，在北京的这些年我是真住在北郊的；偶尔进城，就意味着向南一直走。但是我不知道——直至今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对西安的北郊的印象；相比而言，我对南郊实在是太熟悉——所有的街道，其上的植被，公交的线路，诸如此类。北郊于我而言可能是符号化的，我听过不少道北土匪的民间传说，读中学时交的朋友，大多也没真住在安远门以北。是的，我几乎没出过安远门；小时候我住在南三环那边，好像进了南二环看到那个长安大学本部的彩虹女神像，就觉得到了足够偏北的地方；后来住进了南二环内，却也不怎么出过北城墙。我知道安远门外是火车站，也坐过穿城而过的绿皮火车，也仅此而已。我想除了“道北土匪”的词语与传说我再无法定义北郊。我想说的是，西安与北京相比实在太小；在那相对而言逼仄的城市内，我的童年也是相对而言局限的，我记得南边的一切——但我说“南”，我是说朱雀路、长安路、小寨，我是说南三环，我是说沣峪与大峪，我是说更南的终南山与秦岭，那些更加远离城市的部分；还有山里的河流与瀑布，公路上的路牌与星夜，泥地里的蚯蚓与鸣蝉，我能列举无数不局限于名词的意象，而它们迄今都鲜艳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可北郊，北郊仍然只是符号与名词。如果真说我还记得什么？我能列举什么名词？啤酒广场，浐灞，工业遗产，仅此而已；问这些就犹如问：那里的风往哪一个方向吹？我根本不知道。如我所说，我都没怎么去过安远门以北，我的小学和初中都在南二环外度过，到了高中却奇迹般到了南二环内，现在又搬去了南三环外；但即使是这样，我的足迹也无非就是那圈城墙，周末出去上课，西也西不过西南角楼。城墙就是屹立在那里；它保护着你的生活也局限着你的生活，而还有更多人就可以这样局限地生活数十年。2016年的夏天，我有一天独自坐公交车去北郊的工业遗址，去了也没怎么玩，就是在燥热到让人心烦意乱的夏日里走了走，然后又坐公交车回家。路上我读了太宰治的《斜阳》，那是个短小的故事，好像也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我却奇妙地记得包括此在内的所有坐在公交车上看书的片刻。那个工业遗址就在大明宫对面，很长时间我觉得大明宫几乎就是西安的北尽头了；高中那几年，有不少我喜欢的乐队去那里办live，但我一场都没去过。我曾想过，若真能去北京上大学，应当去哪里看演出，听听喜欢的乐队们，诸如此类。结果迄今为止在，我在北京一场摇滚乐都没听。还有同样是2016年，我才学会骑自行车，父母有时候就在周末带我去浐灞，大概是举办世园会的地方。世园会有个长安塔，我当时就没觉得有多好看，大概是因为看惯了大雁塔，而时至今日我都没见过任何“好”过大雁塔的塔，哪怕是承载了我诸多情感的博雅塔，我都仍然觉得它所承载的我的回忆与情绪，不及大雁塔的一分一毫。那时候父母去跑步，我租个自行车，绕着浐灞的湖骑两圈，大概也就十公里多，我觉得骑车十公里还挺不错的，当时当然意料不到20多岁会一口气骑一百多公里，或者说意料不到如今的一切。然后去吃东郊的泡馍，吃完回家，有时候周末就是这样过去。不过那里到底是不是“北郊”，都甚至说不清楚。那么就只剩最后一个词“啤酒广场”了。

我想说我人生中最快乐——最起码对此时此刻的我而言——的时光，都消耗或者归纳在了这个名词里。我其实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那段时间总在我看来是“最快乐的”，可能是因为地震之后，却又在我经受些所谓个体的变故之前。我想可能很多人同时经受庞大的灾难与瞬时的坎坷，或者先明白了人生的艰难或虚无再能去面对时代的突变，但08年世界在我眼中还是精心设计过的样子，历史太遥远，未来太模糊，那时候就读了些“文革”时期的作品，但一律搞不懂，只知道有一些故事，是和现实的秩序截然相反的。而“地震”、“战争”、“瘟疫”，更像是故事里遥不可及的名词；或者说：我分不清历史与故事。即使时至今日我早就知道故事全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历史在故事之外生活也在故事之外，它们用某种方式延续着，而将它们串联起来的就是这些称得上“故事”的东西，让虚无不再那么虚无。所以那时我读了不少书也跟着父母走了不少路，却完全什么都没经历过，我处理不了吃喝拉撒以外的事情，而世界似乎也在一套宏大的秩序内发展。但是地震就在那时发生；下午的课还没开始，我提前到了教室，和同学嬉笑打闹，地震发生时桌椅、吊灯摇晃，我也站不稳，却以为是哪些同学的恶作剧，而显然班里所有人都没有搞明白当下发生了什么的能力，我们继续呆在教室里，直到班主任跑进来大喊着叫我们快跑。于是大家跑出去坐在操场上，学校乱成一团，我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从老师那里听来真是“地震”，我才知道课本上的词语居然发生了，我以为的无坚不摧的秩序也在崩溃，学校停课，新闻里播报灾区的消息，我对在余震中跑下楼变得习以为常。我最起码终于知道了：名词不只是名词，故事中的事情可能会再度发生。还有些别的大事，比如08年北方的日全食，父母带我去北郊啤酒广场，我是在旷野上透过一张碟片直视太阳。10年，南非世界杯，第一次知道这国家的名字，与此同时在小区里结交了南非的小女孩做朋友，话题也是因world cup而起，我用蹩脚的英文和她交流，带她去后院的桌子与烂棚子玩，摘薄荷叶，有次去她家，她父母给我送了本英文书。世界杯的时候感觉所有饭店都在播放球赛，我看不懂也提不起兴趣，对吃肉没有欲望啤酒自然也不能喝，随便吃点花生毛豆就跑到野地里玩，认识些一面之缘的小朋友。那时候城市化还没现在这么严重，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虫子，还有一次发现了只受伤的麻雀，如果再回饭桌上，那得要穿过无数张陌生的桌子看见无数陌生的面孔，听背着吉他的歌手在不同的桌子前唱不同的歌（广场上的卖唱歌手在饭桌之间巡游，付20块钱，他就会停在你们饭桌前唱你们指定的歌）。我想有人愿意出20块钱听人唱歌真是疯了，又觉得如果别桌花了这钱我溜过去蹭听属于白赚。总是到了很晚父母再开车带我回家，而从北郊回南二环外也好像要走很久，“穿城而过”，有时我在车上能昏昏沉沉睡过去。还有些时候，经过北郊的工厂，就看到空地上的烟囱，伫立在没什么灯的夜幕中。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在夏天，炎热的傍晚和炎热的夜，发生在北郊的旷野上。

可是当我说起旷野，我说的真的是旷野吗？我记不清了。童年时我对世界没有尺度感，我不觉得布达拉宫或唐古拉山脉有多么广大，就如同不觉得我家后面的院子有多么狭小；我说起旷野时说的可能只是一小片荒地，无尽的星夜也可能只是头顶四方的天。可是当我想到“旷野”这个字——此时此刻，我是说想到这一切的此时此刻，我正从北京的北四环外疾驶到南四环外，穿过大风、河流、无数路灯，头顶是浓重得快要下坠的云层，空气也仍然沉重得犹如要滴出水，夜色加深，我骤停在某个路口，视线中除去低矮的路灯与树木，就只有京沪高铁的高架桥。我在宽广的路上抬头望着更宽广的路，凛冽的西风快把我的手冻僵，在这不像春天的春天、春夜的春夜中，在这座城市的一隅荒芜角落，我想到遥远的、陌生的北郊，想到那些穿城而过、到一片旷野上去的夏夜。我不知道这里是否称得上是旷野，但在高架桥下空荡的道路上，只有云层、微弱的光与啸叫肆虐的风，暴雨可能下一刻就要降临，我觉得我是到遥远的、陌生的旷野中去。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并不知道具体该说些什么话，写散文还是小说乃至赞美诗，才能囊括住我对这湖面的感情；而若想毫不修饰地还原出关于我和它最真实的故事，仿佛也无需如此大动干戈，只是拿出我这些年的日记并检索“未名湖”关键词，所有的回忆甚至是梦境都可以立刻被搭建出来。可我不想只是这样。即使我记得一切并早已记录下了一切，我还是想再去回忆、记录，然后复现或重构出我的过去，就像用刺眼炫目的粼粼波光拼凑出夕阳下的湖水。人常说太阳不可直视，可于如今的我而言，回望过去，虽然不像直视着灼目的太阳，却像在夕阳下凝望着洒满余辉的湖面，在暖意与凉风中闭上眼睛，眼前的黑暗中都穿插着跳跃闪烁的金斑，让人头痛、惊慌却迷恋。我也不知该如何组织行文，因为未名湖似乎并未在我的生命中担负着什么线索。它只是存在，不论我是生还是死，离开它还是走向它，它都只是存在着。可是于我，这些日子中，我结交过的朋友、喜欢过的男生、唱过的歌奏过的曲、所有的得意与失落，都与未名湖息息相关；我如今离开北大并再想起过去，想起的也总是未名湖，即使我也深知这个校园的几乎每个角落都有着我的足迹，我还是想到未名湖。我终于忍不住要为它写些什么，即使说到底还是在为我自己而写；且我绝不杜撰，绝不修辞，绝不添油加醋，绝不故作玄虚，绝不刻意组织——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没那个能力，毕竟：未名湖，对于你我只有真诚。我见过你的朝霞夕阳、愁云暴雨、泥泞肮脏、杂草蛇虫，当然你也见过我的善良勇敢、狭隘偏激。我曾对着你说过要爱一切，也当然质问过你问什么不去恨一切。你了解全部的我，因此我在你面前无可隐瞒。我写下的只是、且只能是真实。

我仍旧不知道该写成什么——小说，散文，回忆录，还是干脆自创一个叫“未名湖”的文体？不过无所谓了。文体总归是文学家们制定的规则，我又何必让他们约束我？未名湖，总之就是在你身边的这些日子，我学会了忽视甚至拒视规则，他们爱约束谁就去约束谁吧。此时更是这样，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能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你只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写给你的。

未名湖，此时我刚刚离开你不久。有几次我从新学校里溜出来，沿着我该走的路，一边骑车，一边看向你的方向；甚至被关在校园里时，我都会忍不住抬头去看你，即使我知道我根本看不见。今天我骑车出去买酒，我本想到颐和园路去，这样就能经过北大，也就经过了你；可我最终还是觉得太热又太远，选了另一条路。我在自行车框里装满了酒，再慢悠悠地骑回宿舍，然后想起我的一些朋友。

关于酒，我总想起那个没怎么见过面、每次见面都在喝酒的学弟Q。我和Q到现在都不太熟，第一次见面还是在“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上，我担任助教，然后请他在习题课上分享自己的作业作答。后来稍熟悉了一些，我却仍一直以为Q是课程学生兼数学天才，直到我与朋友A一同在清华附近的琴房弹琴，却居然碰到了Q。那是个夏天的晚上，我骑车去了五道口，和A大弹特弹拉赫玛尼诺夫与格里格，激动之余Q走了进来，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全都不相信自己能在这里遇到彼此。当时我才知道Q也是个钢琴家，而在后来的交谈与来往中，我得知他还是个萨克斯手。后来他也加入了学校的钢琴社。

我们总在一起弹琴，而有一次我和A去琴房喝酒，恰好Q也在，而当我们几个聚到一起，Q却义正词严地说：“我从来不喝酒。”我为他感到遗憾，并和A喝以及其他的朋友喝完了我带的那瓶酒；下一次再去琴房，Q勉强喝了几杯，我为他这突然的转变感到欣喜；再下一次，则是A找我，说Q找了他。

Q：“我已买了新酒。”并对几种酒进行评论。

A：“哇，你怎么也开始喝了？”

我为酒精与音乐的感染力（恐怕实际是传染力）而感到高兴。我们三个几乎总在琴房，或者静园进行音乐与喝酒活动；主要是我们聚集的时间几乎总是五一与毕业季，未名湖的人太多，我们都不想去凑那个热闹。在五月的某一天，我们坐在草坪上喝了足够多也弹了足够多——不止一次地，我带着小提琴，A带着口风琴，Q带着萨克斯，我们就坐在草地上，不铺报纸，不带零食，在黑夜里，只是乐器和酒，演奏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演奏《燕园情》，演奏悲惨世界的插曲，演奏电影音乐，演奏红色歌曲，演奏肖斯塔科维奇——愿我们自由。然后就是喝很多酒，并在半睡半醒中谈论一切：从贝多芬，到德奥和法派，到我们的学校，到政治，再到量子计算和人机交互。

“你知道LW老师吗？”Q就这样问我。然后我们三个放下手中的乐器，对着LW老师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我已选择了要走理论的路，Q也总在夜色中趁着酒劲（也有可能只是我有酒劲）问我对理论的观点。我们总是昏昏沉沉但又清醒异常，对着全世界的计算机领域大肆夸赞或批判，并讨论做理论可能的出路。

最后一次在草坪上演奏是五月下旬，瘟疫并不严重（只是在我看来），但政治手段依旧强硬。A即将离开北京，在走之前，他邀我去静园五院，Q也在，我们在草坪上坐了很长时间。那时候所有人都如同逃难般回到故乡，A亦是如此，他只是希望走之前再见见朋友们。我们在草坪上喝完了几乎所有酒，并奏完了几乎所有我们会的曲子，那天深夜，我还写下：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把所有人都当作最后一面来见，把所有酒都当作最后一口来喝，把每一遍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圆舞曲，都当作人生中最后一次来演奏。”

我甚至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还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夜色笼罩，夜色笼罩——周围也有许多人，整个五月，都有人在草坪上演奏或播放音乐。

那个五月我和A常常在黄昏前往未名湖；并不需要其他的原因，只是一条微信消息，我就会背上小提琴，他就会带上口风琴，然后我们风驰电掣，来到湖边的一处空地。那里紧靠着湖水且临近博雅塔，苍鹭常常栖息，社团也常办演出，我就在那片空地上弹过门德尔松。有一个黄昏，我们都在湖边，演奏了许多曲子，典型的有《国际歌》和《欢乐颂》，围观人数众多，甚至有人开始点歌，有人开始摄影录像——当然，那天阳光实在是灿烂，傍晚金黄的夕阳为一切都镀上了温和明丽又迷离的色彩，犹如上个世纪最生机勃勃、满怀希望的电视剧。我站着拉小提琴，A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演奏着《悲惨世界》中最脍炙人口也早已被封禁的歌，周围有人看，也有人跟着唱，未名湖将深邃又鲜明的金色反射到我们身上；而当我拉起贝多芬的《春天》，我会觉得春天永不凋落。尽兴后我们再骑车离去，往往是夜幕已经降临，有时也会碰上熟识的同学，大家闲聊合唱再一起离开，骑过某个岔路口便纷纷道别，有时郑重其事仿佛此后即将永别，有时漫不经心如同明日即将再会。未名湖，在告别你时我也是如此。我漫不经心地走过每条小路每座小桥，湖南侧的红楼和湖北侧的旧四合院。那天不算晴朗但也不至于阴郁，莲塘和荷塘虽未生出花朵但都已郁郁青青。我也并没有任何目的或一定要去的地方，我就是在午后走着，觉得累了，便轻松地离开，即使我清楚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未名湖。离别，所谓离别，也大抵不过如此：你知道这是所谓的“最后一次”，甚至知道可能此生都难以再聚，可离别就近在眼前时，你又能说什么？我和A的分别是在西安城内，我们从城墙走出，迎合着北方的夕阳，在他歇息的旅馆门口，我只是说再见，而至于何时再见？我并不知道，时至今日我们再未见过，正如同我与未名湖，离别那日，我在层层重叠的云朵与碧绿的荷塘下与它告别，但如今，即使在新学校最西、最南的角落，我都未能眺望到它。

虽然湖边的空地并不是最适合看夕阳的地方——那里地势偏低，西边满是草木，就算有夕阳，我也只能透过高长的杂草远眺，可总有人在看夕阳，只要天边有金色浮出，就一定有人驻足远望；也有时晚霞浮现，苍鹭也恰好飞来，站在岸边捕食饮水，周围就坐满了人，似乎是为了看苍鹭，但也似乎只是坐着，与是否有苍鹭无关。仲夏的某个黄昏我和W一起走在湖边，看到人群与苍鹭就停了下来，并在那里呆到夜幕降临，最后苍鹭飞到了哪里我却也不记得了。后来我和W一起骑车离开，路上我们一起飙车，比赛般拼命地往学生宿舍冲。这样的情景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不止一次，当我们同时决定要去清华上学时，就不约而同地买了新自行车（不同的是他买了高级昂贵的山地车，而我买了一辆二手的买菜车），每次见面我们往往都会骑车，在这所步行为主、自由散漫的学校里显得稍有些格格不入。夜色中我总是在湖边跑步，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四年，从我刚刚入校一直到我离去。为什么是未名湖？我迄今仍不知道，仿佛只是一种直觉，告诉我：去吧，到湖边去。在清华，我总是绕着整个学校跑步，而不是某片被圈定的湖水，或者能通往未名湖的万泉河。在未名湖旁长跑似乎成了我毫无理由又无法摒弃的习惯。当然这只是我夜晚的习惯；到了深夜乃至凌晨，我也常前往未名湖，往往是与友人或恋人一起散步。

我最好的朋友是X。时至今日，我都记得我们第一次前往未名湖的凌晨——那时我们大二，我十九岁，她十七岁，我们已经认识了一年多，但才成为朋友不久。她并不像我一样总在黄昏或夜幕中跑到未名湖去并停留很久，然而那天晚上是跨年夜，我们才考完了一门试，晚上就一起出去吃饭，到很晚再去未名湖。我总会想起那个凌晨——2019年至2020年的跨年夜，校内诺如病毒肆虐，有不少同学在校医院被隔离，校园内的各种大屏幕上都播放着勤洗手勤消毒的宣传片，我们都以为：考完试并离开学校，传染病就会与我们无关。那天凌晨我们来到未名湖，我们都喝了酒，我带着口风琴，然后我们就在未名湖边聊天弹琴，望着亮灯的博雅塔并和湖边所有人一起喊着倒计时并欢呼。很久之后我写了一部叫《晚春》的小说，写到跨年夜时我的所有灵感都是从那个夜晚而来——烟花（也许在数公里之外），狂欢（所有高喊倒计时的人），盼望与将至未至的灾难。我和X在冻成硬冰的湖边乱七八糟弹了琴，把手里的酒全部喝完再扔进垃圾桶，对于那天我的注解是：“谈论未来、光明与2020，歌颂永恒，高呼万岁。”我也不记得那天我是否激动地跳到冰面上，但按照我和X的性格大概率会有。我们喊完了倒计时，觉得极其满意，不久后便离开了。一年后的跨年夜我们和其他朋友在一起，倒是没去未名湖；再一年后的跨年夜我们又在凌晨过去——当时瘟疫（或者说瘟疫下的政治）已经持续了整整两年，我们也早就将洗手、消毒与佩戴口罩烂熟于心。可最起码在某个短暂的夜，所有的苦难都可以是不存在的。我可以暂且忘掉我家乡的水深火热，而当时她的家乡也并未遭遇三个月后将遭遇的虚构小说才会有的恐怖，我们吃了两年前吃过的餐馆，再如两年前一样走到湖边，找到一处空地上的长椅并拿出乐器，然后戴着手套笨拙地合奏。那天太冷了，我拉着小提琴时左右手都抖得不受控制，厚重的羽绒服也让我没法把琴稳定地架在肩上，但只要有纯粹的音乐与短暂的快乐，我们也丝毫不计较其他。我们仍和两年前一样高喊着倒计时，挥舞着不知道从哪找来的荧光棒，看着灯火通明的博雅塔，心中只有高兴，即使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共度跨年夜。可离别又算什么呢？友谊地久天长，友谊地久天长。

未名湖，我曾说你是我永恒的精神家园。这话丝毫没错，如今更是如此；虽然这二十多年里，我到访过更加美丽、宽广、蔚蓝、寂静的湖泊，也有诸多让我迄今魂牵梦萦，但再也没有哪片湖水，能像你一样让我只想着要回去，回到你的身边。你看，我的所有快乐都会与你分享，你见证了我最美好的友谊，无论是灾难之前或之后，你也都静静等待并收容着我的一切情绪——包括我最消极的那一面。冬夜我曾在你身边，听着母亲在电话中的只言片语，当她谈起初冬的寒冷、旧时的老师与席卷全城的瘟疫，我对她除了安慰无话可说，只能在你面前痛哭流涕；夏夜我曾在你身边，面对着自己飘摇不定的未来，望着刚刚长出荷花的荷塘，即使夜色渐浓，我的视野也愈发模糊，我仍然一直看着你，因为只有望着你的片刻，我才能暂时遗忘掉我对生活的悲观与逃避。未名湖，我知道你解答不了我的问题，但只要我走在你身边，闻着树木、泥土、雨珠与忍冬的味道，看着你风平浪静或布满涟漪的水面，所有问题都变得不再重要。

当凛冬到来，你的水面结成硬冰，我和这校园中的所有人一样，都喜欢走到你的冰面上，小心翼翼（在冰面刚刚冻结时）或昂首阔步（往往在一月中旬，学校都宣布了冰面可以上去时）。在认识L之后的第一个跨年夜，我们曾在湖边短暂地散步，当时冰面还未冻硬，我们不敢贸然上去；而湖边又灯火通明，我们就取了荧光棒，只是在湖边散步并闲聊。半个月后，我们约了一次排练，但我又要去清华开组会，等一切结束已经晚上七点了。我沿着成府路横冲直撞往西走，狂奔到北大东门，去琴房。进去之后我故作镇定地放东西脱外套，然后坐到琴凳前，“先合一遍？”我问他。L还好心问我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我说不用。

我们弹了准备一起演出的拉赫马尼诺夫的浪漫曲，后一半我练都没练过，靠视奏硬是完整地合了下来。九分钟多的曲子，我无数次地感受到和谐，以及不想停止。排完之后我们真的一起视奏了拉赫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那个动机不断地触动到我，尤其是在再现部出现的时候。我们一起演奏到这里时，就犹如我在询问，谨慎地、克制地、抒情地、挣扎地、冲动地，而每一次，都有他在回答。我觉得，不管我们之间有没有任何音乐以外的东西，光是这个动机带给我的一点幻想，已经足够足够了。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未名湖。湖面已经围了冰场，我们就上去玩，他打着手电，我走两步滑一步。他后天就要离开学校了，我看着冰面，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他：“你明天干嘛呀？”

“没啥事情。”他说。

我们又在冰上玩了一会儿，聊了些别的。

“你明天是不是也没啥事？”过了一会儿他又漫不经心地问我。

“是的。”我回答。

“那明天一起出去玩吧？”他说。

我很庆幸那时是深夜，月亮也升得够高，他没法借着什么光线看到我眼里的惊喜、得意与胆怯。

那时我站在冰面上，并觉得夜晚并不暗淡，甚至充满盈盈亮光。但那样的期盼和希望也很快就破灭，同样是在未名湖边，春天到来之后，我们一边走一边交谈，然而却充满失落甚至是逃避。在冰消雪融的湖边，我似乎仍然能想起不久前寒冷中的窃喜，便愈发衬托此时的压抑。可是未名湖，我将最美好的刹那留在了你这里，不是吗？即使我终将接受衰减的热情，即使那乍现的火光也只存在于你最冰冷的片刻——只有你能为我留住这一切。未名湖，纵然我不愿只是在酒精的作用下为你抒情，可既然酒精逼迫我想起你，我也就不得不对你抒情。未名湖，在你的冰面上，我的确有过短暂的、瞬间的情愫甚至依恋，但也很快就消失殆尽。只是在你的冰面上：

我曾在见到你的第一个凛冬就和当时的恋人去滑冰，租借来的冰鞋和低价的入场门票，人潮汹涌，我们都没什么经验，在冰上滑了又摔；我也曾和舍友一起乘坐冰车，拄着细细的金属棍，戳在冰面上并借着反作用力助我们前行。那天在前往冰场前，我们还一起去了新太阳地下新开的书店，我靠在书架旁，第一次拿起班宇的《冬泳》，并看得入迷。我也知道北京的冬天应去颐和园，那里有真正的无尽冰面，可只是在未名湖的冰上，我就觉得已经足够开心。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兴高采烈的，几乎摔倒的，伴随着博雅塔的，等等。后来我和X与L也都曾在冰面上走路——不知什么原因，冰场并没有再建起来，租赁冰鞋的窗口也一直未能开启，但我们仍会一起并肩走着，深夜或午后，冰面短暂地坚不可摧，就如同我们的情谊。

可是未名湖，就如你冬日的硬冰终将在初春消融一般，我的这些情感也都最终破灭或平静地消失。在我创作一部小说的过程中，我曾让冷漠而孤独的男主角（犹如加缪笔下那位局外人）对着一条陌生的河流，突然感情充沛地小声说：“我是你的孩子。”这段情节简直匪夷所思，但我却不忍删去。未名湖，纵然这句话我从未对你说起过，我仍然打心眼里认为：我是你的孩子。我的故乡也有流淌的水：城墙外，夕阳下，宽桥前，拥有着伟大使命的护城河，就在我眼前流过。我当然也可以为它写下无数的赞美诗，也可以自私地在文字中将它纳为己有。但总而言之，它再伟大，都与你无关，也与你和我的故事无关。四年来，我曾无数次独自走在你身边，对着你我什么都不说，也什么都不问，可在我们彼此的沉默中，你一定明白我想说些什么。2021年夏末，我从家乡匆匆回到学校，那简直是我对未来最充满怀疑与质疑的时刻；但当我走到你身边看着暮色中的荷塘，我突然平静了下来。

“无论怎样，生活都要继续。”我反复听见你在对我说。我当然知道你在暗示着什么。五年前我还在上高中，对于类似的怀疑和迷茫，我来到西安城郊，听见月亮与荷塘对我说的，就似乎也是这句话。于是那天我写下：“在这样的七月里，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直到五年后我再次想起这句话，也是在夜色中的荷塘前，我听见你告诉我还有许多的路可以走，还有无穷无尽的“明天”值得期盼。我当然信了你的话，并尝试和现实中我的压抑与焦虑妥协。未名湖，我知道你毫不关心我的未来将如何，也并不在乎明天我将处于哪里，站在你的身边或你的对立面，成为一个有用或者无用的人；你对我说的只是：“往前走吧。”你指引着我朝荷花更加明丽鲜艳的地方走去，朝夕阳更加璀璨血红的地方走去，朝夜幕更加漆黑却迷人的地方走去。

所以后来，我总喜欢坐在你身边，无论是午后还是傍晚。苍鹭又飞来了，鸭子又游来了，蜻蜓又飞过了，松鼠又蹦蹦跳跳地跑过了。未名湖，你在初夏向我展示着单纯又纯粹的生命，也只有你能让我坐在长椅上，看着树梢上苍鹭轻盈的身型，看着鸭妈妈带着小鸭子回旋，看着田螺沿着石头缓缓爬上，看着鱼苗和蝌蚪矫捷地游在水面——然后忘记其他任何事情。我的童年有很长时间在秦岭中度过，但我也很长时间彻底远离了野山和野水。2022年的春天，整个城市都禁闭在所谓的“静默”中，没人能出校，也没人能轻易进来，更别提往西或往北，到某片山脉下的水系旁；可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却能随便走到某个湖边，看着小动物们，一看就是一个小时。我觉得我的童年仿佛回来了，或者自己又被再赋予了新的生机，然后在一片新鲜的月季花中走回宿舍，并留恋着你。那个夏天我也短暂地、“如同”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午后毫无理由地走向你，坐在石椅上，感受着柳枝拂过面颊，樱花落在水面。有时我像个十岁的孩子那样兴奋又清醒，企图找见每一只田螺、拾起每一朵落花，或者走整整一个中午，就为了找见苍鹭在哪里；也有时我懒散地坐着，炽热的太阳透过树影将温热的阳光投在我身上，让我昏昏欲睡。

所以，未名湖，只要在你的身边，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感到孤独或者不幸福。所以在你的身边，一切显而易见的短暂都会突然化为永恒；当你倒映着粼粼日光，我就会觉得白昼不会终结；当你反射着满天星星，我就觉得夜晚不会终结。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W，我们就走在你的身边，从傍晚到凌晨，我们谈着彼此了解的一切：科学，诗歌，音乐，哲学，以及你。未名湖，那也是一个秋天，你就看着我们，如同我们看着你。你当时可知道一切都会化为悲剧？你当时可曾愿意善意地提醒我保持清醒与疏离？我和W在你身边相遇，也在你身边相爱，你当然见证着一切，也记得我们说过的所有话，念过的每一句诗与引用的每一句小说对白。可是未名湖，我和W所拥有的一切正如我和你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绚烂却转瞬即逝，但又让人错误地以为，那些暧昧的、冲动的、震颤的夜会变成永恒。我甚至记得着你身边从夜晚呆到凌晨，再从凌晨呆到日出的时刻——东方的鱼肚白，以及渐渐的浅橙色，我知道又一个崭新的日子要来临，却又觉得这一夜的美好可以永远驻留，永不消散。我爱上他的动机就是如此。当时我已经隐隐意识到自己对所谓“未来”的恐惧，但他却在你身边对我谈起未来。未名湖，你一定记得那段时光，也一定能理解未来对我而言的意义。而在那时，没有什么能比一句对未来的设想（甚至并不是承诺）更让人感到永恒了。

未名湖，当然在你身边我总会觉得美好，但也有一些片刻，我质问过、怀疑过甚至憎恶过你。我还记得来到这里的第一年——在我即将回到家乡的夜晚，我就走在你身边，手里没提酒，然后想起晚上刚刚看完的芭蕾舞剧，再想起下午糟糕的考试，再想起去医院的清晨，再想起布满流言的清晨。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自杀离我如此之近，也隐隐约约感到自己（或者说这里的每一个人）最极端的下场。于是半夜我走向你——你看，当我怀疑一切时，我只会走向你，几年来总是如此。我走在你身边，问你为什么希望会逐渐逐渐泯灭，为什么友好的人会选择自我了结，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是谁锁住了你们的声音，禁闭了你们的眼神？未名湖，我无人可问，就只能问你。我问你也在缅怀他吗？在月亮的清辉下，我质问你为何沉默不语；甚至我想起那些溺亡的作家们，如同杀死他们的不是时代，而是和你一样的无辜却残忍的湖水。未名湖，后来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和W一起坐在长椅上，在和暖的阳光中，遥远的云层如群山般沉重，却又如蛛丝般轻盈。

“那边的云就像一座山。”W说。“也许有诗人住在上面。”

“诗人不应在湖底吗？”我问道。我又想起多年前想起的溺亡人。

“前几天下了雨，湖水高涨后退去，诗人们搁浅了，最后就只能升到天上。”W不容置疑地宣布。

最后我明白你根本不在乎死亡。也许你和我们都不一样，你早就跳脱出了我们的时空，时间在你面前不再是永远延伸的线条，你也不需要像我们一样笨拙而无用地追忆过去。你可以看到过去，也可以轻而易举预知我们的未来，你可能也曾惋惜过或者无奈过。你平等地爱着你身边的人，也正如你平等地接纳着每一个时空或者每一个下场，甚至死亡在你看来只是走出了时间？我不知道。

未名湖，我不知道在你的视角下这个世界会如何，甚至有可能此刻你就读着我敲下的文字，甚至你也早就预知明天夜里的我能在酒精的作用下为你写下什么，那么你又会想些什么呢？对于我的思念，你是否也如我一样无能为力？你是否听到我一遍遍地唱：“不如归去……”

清明还遥远，未名湖，可我却不断想要归去。我只能在不远处悄声歌唱，当我唱着《思乡》，我想到你，想到黄自的歌曲——毕业前，我要在钢琴社毕业演出唱艺术歌曲，所以不止一次地，我在你的北边唱着黄自的歌。没有和钢伴（其实也就是W）一起，没有多余的声音，我只是一直往北走，走上小桥，走过荒废的四合院，走到湖水前逼仄的小岛，“露冷栏杆，苔荒石径”。黄自早已离世，我唱的也是他的学生所写的曲子；对着荒芜的院子，对着无人的岛岸，我有时会忍不住将近流泪。我也知道，唱罢这支歌，我就不得不要离开你。如今我也会在新学校远离万泉河的工地上，趁着没人的时候，轻轻地唱“不如归去”，归去何方呢？我当然也会想到我的故乡，当然更多的是你。

未名湖，我研究的事物中有一个词叫对偶，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它的本质，无所谓了，但我却总觉得“离走”和“归去”就是浑然天成的对偶问题，可是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都对另一个没有任何帮助。未名湖，我最想离开你的时候就是2020年的秋天，可那时多美好啊，八个月后我久别重逢地回到湖边，并说：离去尚是冰封满湖，如今却秋已来临。夜晚我和刚刚结交的朋友们走上石舫，坐着，聊起爱情，谁又爱上了谁，谁又拒绝了谁，以及刚才的饭局席间，有什么充满暗示的只言片语。那段时间我常常和他们在一起，到了凌晨保卫部骑着电动车巡逻，手电筒的强光对着我们，保安冲我们喊：“天凉了，别喝了。”我们都站起来感谢他们的关怀，可又有谁会听取他们的建议呢？我们照旧喝着聊着，困了累了就倚靠石柱坐下来，别掉进湖里就好，然后看着湖面，看着博雅塔的倒影，湖面的树叶和路灯的倒影。那个秋天有许多次，我半睡半醒地坐在石舫上，听着他们的交谈，看着未名湖，想的却是该怎样逃离。

“你有何计划呢？”知晓真相的朋友问我。

我描述了我的想法，说我会联系别的老师，并试图继续留在北大。

但我看着未名湖却感到孤独和陌生，就好像我不再是过去的我，未名湖也不再是过去的未名湖，即使它永远沉默不语。我也忘了那段时间我有没有在它面前哭过或者质问过什么，既然这样——就当我的质问都是对着未名湖发出的吧。因此我确实渴望逃离，即使我不知道该逃离什么，我的过去？我的现状？还是我那些不知真假的回忆？

我从来没想过要真的离开你。当我喝得半睡半醒靠在石柱上看着你，我想的虽然是逃离，但也是该如何尽我所能留在你身边。我们几个一起拿出手机拍照，然后交流或炫耀着自己拍下的照片，当时我的想法也是：多美好啊。也有某一天，W唐突来找我，我们在湖边一圈一圈地走着，从深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我们聊了很多，后来下起了雨，我们就躲在一个高地上的亭子里。实话实说，未名湖，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你有哪些亭子以及位于何处，即使让我回到你身边，我也不一定能找见那个雨点淅淅沥沥、环绕着歌声的歇脚亭。我靠着柱子，听着雨声歌声，也明白雨和黑夜都会停止，也如同秋天，甚至如同这颠沛的一整年。我告诉W我想留在这里——未名湖，我对着你，告诉我的爱人说我想留在这里。于是W对我长篇累牍地谈起所谓“以后”，说我一定会留在这里，而他即使离开——“我也曾幻想在周末，我可以骑着自行车来找你，听你说起……”具体的话我实在无法复述。那时我有时去校园对面的王选所开组会，W有时骑车送我出去，待我走上天桥，望着路上的车辆、行人甚至是远处的夕阳；就在这样的时刻，我真的会想：我就这样留下来，至于他去何方？我甚至曾写下一些诗篇，大抵意思是如果他要远渡重洋地离开，我也愿意“在灯塔下”等待。未名湖，或者博雅塔吧，你当然是我永远的灯塔。总而言之——W曾说过要走，我的朋友们曾说过要走，只有我从没说过要走；更没想到后来我会真的离开你。你看，我说了这么多废话，总之就是：在那个多雨的、湿冷的、黑夜深不可测的秋天，我想逃离包括你的一切现实时，却还是走向了你。后来在十二月，一场狂烈的大雪过后，我依旧走向你——

未名湖，既然提到了雪，就让我暂时忽略身边的所有人。那天雪停了，深夜里我走在湖边，是否结冰我已经不记得，但湖边的夜幕实在美丽，后来我在雪地上停了下来，拿了根木棍，也在雪地上写了些句子；写的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不过有一个单词是“quantum”，人们好像都会把自己喜爱的事物写在雪地上，仿佛浑然不知雪会融化，或者根本不在乎这点暗喻。在我上高中时，有时下过雪，操场结起了冰，我却又难以克制去跑步的欲望，有时就会在冰面上跑。冰硬且滑，让我必须小心翼翼，可我仍感到离奇的快乐。后来冬夜我奔跑在未名湖旁边，路面上也偶有结冰，但不像高中操场需要步步谨慎。我总是慢慢跑着，然后望着湖面，并注意到冰面上的倒影与水面完全不同。水面的倒影像是写实的画作，把一切都映得无限清晰，只要没有风，水面的场景就在真正复原着周围的一切；可到了深冬，树木的倒影失去了具体的形状，月亮与路灯都变成了深黄的色块，一层层铺开，在粗糙的冰面上，一切都变得朦胧又模糊起来，如同一幅暗色调的印象派油画。大雪降临后，夜幕却突然变得明亮，反射着月光的雪地好像闪闪发光。在万籁俱寂之中，面对着可以掩埋一切的大雪，我也仿佛可以片刻地失去所有烦恼。

未名湖，未名湖，酒精远远无法概括我对你的感情。我想你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为你写下两三首诗篇，也许意味着我爱你；但如果我为你写下一百首诗篇，只能意味着我爱写诗。也许我会请求你原谅我把你也当成我写作的灵感乃至工具，即使我对我的爱人我的故乡也如是，但我相信你不会太多计较，而且你也一定能明白我多么爱你。毕竟你看：我的回忆在你这里的投影有爱有恨有悲有欢，我当然无法平等地去爱每一条回忆，我还记得第一次见Y时——2019年的春夏之交。“春夏”之交，只单单这几个字，就多么让人振奋与希望，好像一切都能改变，一切都能意味着新的生机。总之，我在教室门口把作业纸递给了Y；那天我穿着难看的短袖短裤，只为了习题课后去跑步，但当我在宿舍收到他的邀请——他说“为何不去未名湖逛逛”，我谨慎地认为他只是建议，就说我的确常去未名湖；可当他再次说“现在”二字时，我忍不住冲出了宿舍。我随便穿了条连衣裙也涂了点口红，骑车到博雅塔下等他。那天夜里我们绕着未名湖走了很久，谈起最近的作业最近的课程，再谈起彼此的家庭彼此的爱好，最后是交响曲和钢笔——再后来我们互赠钢笔以示友好。我将钢笔光秃秃地送给他，就像我一贯的不加掩饰的感情；他将钢笔悉心包装好放进信封里赠予我，并在封面下用秀丽的字体写着“lovely prepared by...”这样的字眼。后来我们甚至称不上无疾而终，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开始过。可是我们第一次散步的那个晚上——从习题课后直到半夜，我们无话不说，仿佛一切有关“爱情”的猜想都可能展开——那种试图试探却又毫无遮掩，充满惊喜又仍持有怀疑的午夜，未名湖，你也觉得这样的夜晚配得上“美好”二字吧？我怎能不去爱和怀念？还有一个跨年夜，我在硬石地上仰望着满天星星，想起自己看过的所有月亮与流星，而陌生的人们“用酒瓶装未名湖的水，献给塞万提斯”，他们就真的这样：喝完了酒，在酒瓶里灌满未名湖的水，放到塞万提斯像的前面。我怎能不爱这样疯癫的浪漫主义？包括在我离别之际，学校换了新校长，在一片喜气洋洋之际，半夜我喝多了酒跑到未名湖去，看到博雅塔亮了灯，湖面风平浪静却又蓄势待发，感到非常高兴，对着皎洁的明月与博雅塔夺目的光彩拍了不少照片，还在日记中写下：今天是研究生毕业典礼，也是新校长上任的第一天，双喜临门，连博雅塔都在夜间散发出夺目的光辉，意味着新校长要与日月争辉，创造崭新天地！多高兴啊，虽然知道一切都挺糟糕，但又像四年前一样隐隐约约地觉得一切会变好。但也有一些夜晚——我在这里想起同学的死讯，得知不远处的集会与暴动，得知有人被抓捕或失联；当W撕毁我的信纸，当我倾诉我自己的变故，当我和故人沉默而尴尬地走着；当我的故乡被封锁，有母亲在冬夜流产，有父亲在冬夜咽气，有人骑车再走路逃回村子，也有人吃不上饭却无人理会——这样的日子，我也曾日日担忧厄运降临在自己家人身上，如今能心平气和地写下就已是万幸，我又怎可能不去恨？我当然无法平等；至于其他人，我毫不客气地说：自称能平等去爱每一天的人都是骗子。可即使爱与恨交织着，我仍然愿意并尽我所能试图回忆与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即使我想起的都是“我”的过去，我所展现的画面仍然是你——烈日当空的你，皓月笼罩的你，狂风大作波涛翻滚的你，细雨斜织涟漪荡漾的你；未名湖，也许这么说会有所夸张，但无论我再如何钟情于写作与一些无拘无束的美好回忆，我仍然狂热地毫无保留地爱着你。

未名湖，我当然想事无巨细地想起和你相处的每个细节，比如春天在湖边吹蒲公英并美其名曰“帮助蒲公英繁衍生息”，或者从校医院回来时趁着没课去你身边转转；即使这篇文章此时也已经写了一万多字，我还是发现：大部分关于你的记忆都已经和其他记忆混在一起，难以被特地挑出。所以你其实早就彻底成为我生活（或者说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有那么一些时间，我早上起床，洗漱，吃早饭，学习，吃午饭，去湖边散步，学习，回宿舍睡觉，也就是说“去湖边”就真的像吃饭睡觉这样简直成了我生活的必需品。我与别人恋爱也是这样，认识，熟悉，试探，一起自习，一起去未名湖，一起吃饭，暧昧良久，某方挑明态度，总之就是——未名湖，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你好像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似乎没几个人写文章歌颂吃饭和睡觉，我对你就是这样习以为常——也自然，才会在离开你后感到如此深入骨髓地思念。未名湖，许久之前我的父母还能来北京来学校看我，有一年的深秋，他们来时我却有课，于是我就劝他们去未名湖走走，等我混完那堂课再去见他们。后来我问他们喜欢未名湖吗？他们当然说喜欢，我也看了他们拍的照片，深蓝色的天空，深蓝色的湖水，深蓝色的枯萎树木。那还真是他们最后一次来未名湖；而此后湖边的种种，季节交替，枯叶飘落，大雪覆盖，柳树抽芽，等等，他们都再没有见过。我也有时会打电话跟父母说“未名湖的柳树和忍冬……”之类的话，暗示北京的春天来临。这道理也很简单：我总是想与最爱的人分享最爱的事物。我想起来很久之前，我周末在西安的某财经大学上奥数课——虽然说提到这里也就不得不谈起那个时代背景，教育改革大搞特搞，奥数班总被查封，所以上课就是在东躲西藏，从烂写字楼到大学教学楼——冬天，下课了，我看到校园里一个小小的人工湖已经结冰，好奇心促使我走了过去，在岸边犹豫良久还是拉着同伴上去了。“如果冰裂了，一定不能跑，要趴上去慢慢挪到岸边。”我对同伴说，不过这也是小学安全教育教过的常识。紧挨秦岭的西安城区即使在凛冬也难见冻硬的水面，因此我感到新奇，并觉得如果能不受大人管束地在结冰的湖面上玩耍一定会非常快乐。但当然，回家后不久我就忍不住把去湖面的事情分享了父母。“好危险啊。”他们说，我自然是当作耳旁风。时至今日我也是这样，想到这里我还是嘴角上扬——未名湖，冬天我时不时趴在岸边拿木棍戳冰面，觉得“似乎”安全了就谨慎地踩上去，只要没掉下去，就快乐地当作谈资分享给父母。当然也包括我干过的其他很多事情——正确的，不正确的，可能违反校规的，威胁生命安全的，不论他们评价如何，我总是像个恶作剧胜利的孩子一样沾沾自喜地把坏事情告诉他们。甚至包括玩得最过火的一次：我虽未遭到处分，却也收到了邮箱被封禁的惩罚。我当然也会在检讨时说“我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当然也从一开始就知道是错误的，但就像我经历过的很多自食其果的事情一样，如果现在问我：“早知今日，仍要当初？”我一定会回答：“仍要当初！”青春啊。未名湖，时代在变得严苛，但在你这里，青春似乎还能得到片刻的放纵，错一步又能如何？

可我究竟又能犯多大的错误呢？你看，这个时代已经为我戴满了枷锁，我也曾在你身边享受过片刻的自由岁月，但当时却对理所应当的自由不加珍惜。后来发生的事情你当然比我清楚，你也见过我三次抢购物资但茫然地空手而归，见过我的朋友吃不上饭， 见过我为家乡写无意义的激进的诗歌；你可能甚至见过远离你的苦难，死去的与苟活的人——我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故事仍未结束，我们也不知道故事将发展向何方。

我也在新的学校尽我所能不要远离音乐和写作。写作——你看，仅仅是为纪念你我就消耗了相当多的时间，也被迫和写作联系在了一起。至于音乐，我也在前文中提起多次：我如何与朋友们在你身边摆弄乐器（也正如我为你舞文弄墨），或如何独自冲着你唱些悲歌。如今我也在新学校的合唱队，在这个充满秩序的学校里充满秩序的排练厅，我也仍旧想起故人与往事——几天前我窜访北大，我再次见到L，和他排练拉赫马尼诺夫的双钢琴曲。和谐与张力让我在日记中写下：这真的是两个人激情的碰撞，旋律从我这里到他那里，我们轮流用跳音弹上行动机，我跟他的渐慢，你听他的突弱，我让我的音符黯淡下去就为了让他诉说。一切都没任何纪律和规则可言，音乐就是我们两个的事情，世界都得给我们的音乐让步，世界都得安静下来听拉赫玛尼诺夫的和声。那天，我弹到ff的片段，毫无顾忌地砸着八度和弦，并听到L支撑着我的织体，饱满的音乐让我几乎要哭出来。我太久没见他了，也太久没弹这首曲子，更重要的是：太久没和别人一起在合奏中感受到“世界只剩下我们”这样强烈的情绪。虽然我们在地下室排练，虽然我面前的钢琴断了弦踏板也发出噪音，虽然客观条件毫无和谐可言，甚至断弦的降A和我手忙脚乱弹出的和弦完全称不上和谐可言，可当时一曲弹毕我们都坐在钢琴前面不说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至于我？我想起过去无忧无虑排练的下午，想起我们一起在未名湖走过的路、踩过的冰，想起跨年夜湖边五彩斑斓的灯光，想起我和L的初见：我推开隔壁琴房的门，走进去，直截了当地问面前的陌生同学“是否喜欢勃拉姆斯”。我当然不得不承认好的艺术可以复现历史或预测未来，甚至贯穿古今讲述着人类文明的共性，可只有称得上“伟大”的艺术，才能让一个最不相关的人产生由衷的共鸣。我如今总在排练中听到“清华精神”之类的话，我绝不否认这种精神的价值；可在我看来，艺术除了宏大叙事，还需继续上升，才能如真正的太阳一般笼罩一切，并在每个人心里都投下独属于他一人的投影。

在逼仄的房间内断弦的钢琴前，我听到感到遥远的庞大的一切，我想到我自己，想到遥远的北边俄罗斯的土地上是否也有人弹着这首曲子，想起拉赫的其他和弦、动机，仿佛能看到一切，从南到北，从春到冬。我用了很多年才明白燕园情中的那句歌词：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我当然也问过，为什么能有人在一片人工湖前想起黄河；上大学后我看了一部名叫《颐和园》的电影，大学生们在幽暗的灯光下捧着书，字幕：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我知道只要这个学校存在一天，就总有人念海子的诗。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是否像电影中一样充满诗意；后来我也和朋友们在湖边谈论政治，有时嬉笑，有时严肃，但如果有窃听器安装在我们身上，窃听器那端的人一定会大惊失色。我们常常会谈“我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它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应该变成什么样”——我们也谈。我们还谈自己的故乡，谈秦岭，谈护城河，谈北边的黄河。我们都知道海森堡和玻尔1941年神秘的对话，当然时至今日北大的老师还在说：不允许用哥本哈根诠释挑战任何人！这虽然是句题外话，但老师们越强调，就越有人反其道而行，特意要在科学哲学上浪费时间。我还记得大学一年级，凌晨一点我们在宿舍讨论一道作业题：人工智能能否战胜人类智能？我们当然看到此类标题的营销号文章会嗤之以鼻，但也忍不住讨论到半夜，从下围棋的水平一直扯到“把大脑泡在水里”。后来还有一门课，老师布置一道作业：你心目中的量子英雄是谁？“你写费米，我就写玻色。”我对X说。然后我们走在校园里，问物理系的朋友：“你心目中的量子英雄是谁？”我去问W，W回答：“王垡。”这是物理系的“高等量子力学”课程教师。我不禁要问：我心目中的量子英雄是不是应当是季铮锋？我用了很多天去想这个问题，也并不知道X最后有没有写费米，但我最后应该是写了海森堡。我想起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教授提出一道思考题：试想二十世纪以来搞现代派作曲的人物有哪个是革命的？我后悔那天没有在课后大喊“温伯格”，并决定在小说中设定一个角色，虽然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却热爱量子力学，然后永远分不清“温伯格”和“勋伯格”。

但后来当我在清华看《哥本哈根》的话剧，剧中演到海森堡和玻尔在1941年的散步——他们前往一个教堂，铺着石子的小路，傍晚——争辩不休，似乎连记忆都是错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脑中赫然呈现出通往未名湖的路：先是一段下坡，路过杂草与博雅塔，然后是铺着石子的湖边小路，然后是通往湖心岛的平底小桥——这都是我能想到的最符合“决裂前的谈话”的场景。我这样想着，无非是因为我也在这里和别人发生过类似于“决裂”的谈话；但与此同时，也似哥本哈根的故事一般——他们曾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走向教堂，一边散步一边聊着物理学与古典乐，而2019年的夏天，暑假的一个黄昏，我们吃完饭一起走到未名湖去——这里我说“我们”，指代了很多人，我当时的导师（Y老师）与我的学长，我们好像刚刚赶完了什么论文（我不记得了。实在遗憾，那两年里有诸多赶论文的片段，也有诸多截稿后聚餐散步的片段。我记得我们吃过不止一家饭馆，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也有，也当然永远记得2019年春夏之交我怎么骑车去校外参加一顿（似乎没有理由的）聚餐。这些回忆都过于遥远，更重要的是对如今的我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只能让我继续怀疑或伤春悲秋，虽不至于陷入情绪低谷，但当然仍会感到些许不解和迷茫和怀念），且一起吃了饭，就饭后去未名湖散步。我们在河边只走了一小会儿，然后就登高远眺；说是登高，也无非只是登到未名湖旁的某个山坡上，头顶有低矮的树木擦着我们的头发，我们就弯下腰，走到高处的空地，再站直，望着波光粼粼的湖水，感到稍有些疲惫。我们就站着交谈，与学长（当时我们才认识不到半年，算不上熟悉但也绝不生疏）聊以后的路。学长稍有些闪烁其词地告诉我他想留下，后来他自然也如愿以偿了。那天也有点热，我与他们在湖边呆了挺长时间，最后一起回去了。再后来的决裂——我是在百讲用一通电话说明心意，当时我竭力冷静但还是忍不住伤心，虽然那天晚上我坐在石舫上看着湖面听着朋友和陌生人为我唱生日快乐歌，我仍然想起黄昏的大风里的一通电话；而他们？大概是十月份，我只是听说他们和Y老师一切在湖边走路，也是黄昏，发生的事情也是他们向我转述，无非是大家依次向Y老师表达离别之意。我没有问太多，但我还是忍不住去揣测他们与Y老师在那一瞬间的心情；我当然也记得我的闪烁其词，我克制的情感，还有铺垫时笨拙的顾左右而言他。所以这是决裂吗？我根本不知道。我这里的故事都是温和的，虽然都让我们犹豫彷徨了很久，乃至最后“下定狠心”才能说出最委婉的话。可我也坚信，话剧中的玻尔和海森堡，即使是在决裂前的石子路上，也一定会想起昔日种种，就如同我如今仍能毫无征兆地想起2019年夏天的黄昏。后来我也对X说过，“什么都没发生的日子，真好啊。”大概是这样的话。

说得太远了。未名湖，总之是在你身边有我的历史，有别人的历史，也有我和他们谈论过的一切历史，从牺牲者到占有者，从先驱到叛徒，从辉煌到灾难，那么我怎么可能不看着你的微波然后想起黄河长江上所有的滚滚波涛，想起复兴与衰灭，想起所有伟大的理想？这当然不仅关于我一人。我写小说时虚构出“经过这样的一个夜晚，你的人生怎么可能不被改变”这样的话，那么未名湖，即使你也许可以跳出时间看到一切，也请你去想象——如果你是我，出生在千禧年的我，来自西北小城市的我，成长在胡温余晖中的我，懵懵懂懂在音乐与文学中摸爬滚打的我，十八岁出远门求学的我，傲慢的、激进的、胆怯的、孤独的我——请你去想象：你在最北侧的荒岛上跳过舞唱过歌，在湖边的小路聊过政治与爱情，在湖心岛几乎睡着又被冻醒，在最寒冷的日子里放肆地喝酒，在零下十几度和零上十几度的日子里同一张长椅上拉过小提琴；月季花和忍冬总环绕在你身边，一年四季总有草木的清香或微苦总飘荡在空气中，甚至哪怕忽视这一切，只是说2019年和2020年相交的那一夜：你和最好的朋友站在岸边，把酒瓶放在地上，磕磕绊绊地演奏音乐，然后望着油画般洒满月光的冰面，和全校的人一起高喊倒计时，你们的声音冲破天空；而此时此刻远处有硕大的烟花爆炸，有磅礴的音乐奏响，你压根不知道也不在乎以后会发生什么；即使如今的你清楚地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你记忆中的那一夜，只有狂欢、烈酒、冰面与希望，你只是像所有人一样，永远地期盼未来；你说，经历过这样的夜晚，你的人生会不会被改变，你会不会痛彻心扉又无可奈何地爱着这片湖水？

未名湖，你看，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你我之间流逝，我如今离开了你，只能徒劳无功地对你诉说思念并回忆往昔。你一定也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吧？2017年的夏天，我不到17岁，来北大参加数学竞赛考试，上午考，下午自由活动，傍晚就出成绩。对着传说中的北大我充满好奇，所以整个下午，我骑着一辆共享单车，从理科教学楼骑向未名湖，然后绕着湖边，一圈、一圈地转着。那时我刚刚学会骑车不久，车技还不熟练，我就时不时松开一只手，练习单手撒把骑车；我也不知道学校的格局，既然总要迷路，不如就在未名湖迷路？我一边想着，一边毫无顾忌地冲向狭窄的小路，野花野草划过我裸露的小腿，让我感到陌生的未名湖如此亲切。那是夏秋交接的下午，北京已经算得上凉爽，但阳光也仍旧灿烂，我骑累了，就把车停在长椅旁边，然后坐上长椅，看着光斑、叶影与未名湖都在我眼前摇摇晃晃。当时的我尚有午休的习惯，就靠着椅背睡着了，睡得很浅，也没有做梦，只记得半睡半醒之间总有风声阵阵和鸟儿的啼鸣。等我再醒来，看着未名湖的水波将阳光映射进我眼中，夺目却又温和，让我隐约觉得自己好像陷入了新的梦境。醒来后我昏昏沉沉但也神清气爽，就推着自行车继续走着，仿佛自己不是一个外来人，而是久居者。那时我从未妄想过能真的一直留在你身边——我也根本没想过要不要（或者配不配）留在你身边。我只是知道：此时此刻能在你身边睡去再醒来，已足够我喜悦激动；至于半个月后？你可能也知道我在不远处的暴雨中一边喝酒一边伤怀，当时我还不像现在这样耽于回忆，也不像现在这样耽于酒精，但当时我隐约感觉到自己在远离你时，我却还是只能将愁绪付诸酒精，并甚至不敢说“让我能回到未名湖”之类的蠢话。我没期盼着什么，但在酒精和暴雨中，我一直想着你，鬼使神差地联系几个朋友诉说伤感，然后当然——并不知道与你下一次见面是何时。在夜雨中我不敢去盼望，也不敢去承诺，这样的逃避和怀疑，我迄今仍如是。可我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你，那个夏秋之交的午后，当我坐在长椅上无忧无虑地看着你——我不在乎考试的成绩，也不在乎黄昏他们会宣布什么，更不在乎一年后我会不会走到你这里，我只是躺在长椅上，一觉醒来看见你的波光，即使毫无奢望，却仍觉得自己过于幸运和幸福，觉得最起码在这个刹那：陌生的、遥远的、亲切的未名湖，只属于我一个人。

我和涛神上中学就认识了。当时他还只是被称为涛子，放尊敬了，勉强叫一声涛哥。当时我在学校的交响乐团里拉琴，说是乐团，其实一提二提总共十人，大提琴常年只有两人，铜管更是几乎没人，但我们是全市唯一有交响乐团的中学，教育局就硬是不让解散，并硬是要让我们参加省里的各种艺术比赛和展演，用于宣传美育教育的优良成果。而涛哥是隔壁班弹吉他的，经常带着吉他来班里，大课间就坐在桌子上弹琴高歌，制造噪音。当时学校里这样的男同学还不少，但学校较为重视艺术，只要不留长发或穿奇装异服，就也没老师管。不过诸多人里涛哥是弹得最好的，渐渐就有一群小弟围着他询问演奏技巧，这也就是他“涛哥”外号的来源。我和他也算不打不相识，有一次放学他带着小弟们来排练厅外面闹腾，当时就剩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在单独练习，被他们吵得忍无可忍，决定出门来理论一番，结果涛哥态度倒也很好，称不知有人还在练琴，这就转移阵地，转移噪音。我之前还以为他是傲慢无礼的类型，这次却对他生出一些好感来，觉得这人不错。

高一那年，我们常有来往，一般都是放学后，他看我们排练一会儿，我看他们排练一会儿，然后几个人一起吃顿饭，聊聊音乐梦想。涛哥曾扬言要考到星海音乐学院去，说是那里有个流行音乐系，多好多好；还有人说要成为中国的科特·柯本，却被涛哥骂了一通，“你难道只想活二十四岁？”还有一次涛哥晚饭时喝了点酒，好像有点多了，硬拉着大家去学校附近一个地下通道卖唱，我们就都把琴盒打开，把乐器拿出来，有人弹有人唱，我不会唱歌，他们唱啥我就拉啥旋律，玩了一晚上，竟也有不少人给钱，把大大小小的硬币随机扔进我们某个琴盒里。那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妈从地下通道经过时看这群年轻人的惊愕目光，以及看到自己女儿时更加惊愕的目光。

后来课业加重，我又不知怎么混到了二提首席的位置，和他们瞎混的时间就变少了，不过在他们的怂恿下倒是听了不少摇滚乐，也跟着他们听了不少音乐节或是地下乐队的演出。小城市的演出实在太少，但涛哥很快就和场地管理人混熟了，不但能拿到免费的亲友票，有时候还帮着整点暖场演出。有时候为了看演出我还会翘排练，不过次数不多，指挥也不怎么管我。再后来课业实在繁重，我的学习态度端正了起来，和他们的关系也就慢慢变淡。高考后我去了省城一所师范学校，入学半年后我才偶然得知涛哥也在省城上大学，而且就在我们学校不远处。这些事情都是听我大学的朋友说起，我试着给涛哥打了个电话，但没打通，我猜他上大学后也像我一样买了学校的优惠电话卡，换了手机号。

而再次见到涛哥又是几个月之后，我陪欢欢去音乐节看她男朋友的演出。欢欢是我在大学交到的朋友，钢琴弹得很好，自学过即兴伴奏，我们两个总在学校的活动室一起尝试各种曲子，从周杰伦到邓丽君，她总是笑呵呵的。她男朋友是艺考生，现在在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但也时不时跑出来参加摇滚音乐节的演出。那天的音乐节办在城郊一个大公园，铺天盖地的都是樱花，春风也温柔，我们早早到了，没去打扰她男朋友排练，只是在公园里绕着逛了好久，买了点零食和汽水准备当晚饭，又早早在台下选了个好位置，结果在晚餐之前就把所有零食吃完了。没办法，我让她占着我们前排的位置，又去买了两包鸡排回来，路上恰好看见远远的夕阳，云朵仿佛在跟着晚风摇摆，人流也密集了起来，等我回到舞台，观众已经站满，台上也摆好了架子鼓和座椅，聚光灯一圈又一圈地绕着观众转，不少年轻人都在蹦蹦跳跳。我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了。我毫无疑问想起了中学时在小城里看演出的场景，没这么多人，但也有这么热闹，观众放得也更开，地上总是成箱成箱的啤酒，而涛哥总是理所应当地从地上捡起啤酒分给我们几个。我在台下笑得出神，台上已有演员上场，欢欢在我旁边又是尖叫又是鼓掌，然后疯狂地扯我的袖子，指着台上的键盘手。我这才搞明白她男朋友就来自这支飞鹰乐队，今天演开场节目。乐队一句废话都没多说，聚光灯一打，音乐声直接响起，唱的是美国一个摇滚乐队的歌。我跟着欢欢一起看键盘手，他是个长发的大高个，神情比较忧郁，还穿着长袖衬衫，潜心盯着键盘，偶尔看一眼主唱，就是不看观众，气质很像李云迪。看了一会儿键盘手，我又去看其他成员，鼓手坐在后面，看不清，似乎是个光头；贝斯和吉他手都高且瘦，T恤上画着展翅的老鹰，好像是他们乐队的Logo；主唱最是显眼，他戴着墨镜，穿着牛仔裤和马丁靴，在间奏穿插了些性感的动作，让台下的女生一阵尖叫。

他们表演完之后似乎还有更有名的乐队，但欢欢已经迫不及待拉着我去后台见她的男朋友。我们就从人群中挤了出去，欢欢几乎是一路小跑，我们追到了舞台后面临时搭起的化妆间。其实更像是个杂物间，箱子和鼓槌都乱七八糟地堆在地上，角落里随便挂了几块布，正有一个女吉他手从背上卸下琴，拿了一身衣服准备进去换。“沐歌！”欢欢激动地叫了一声。长发键盘手转过头，看见是她，一脸惊喜地向我们走来，一改之前李云迪般的忧郁神色。

“你还真的来了？”键盘手过来抱了抱她，高兴地问。欢欢介绍了我，我和键盘手彼此寒暄两句，互说姓名，便算认识。“我给你们再介绍一下其他哥们？”键盘手说。他招呼来了其他乐队成员。

我们和几个摇滚男孩一一打了招呼，主唱看到我却停下了。“郑霖？”他叫了我的全名，然后把墨镜推了上去。“是你？”

“涛哥？”我也惊呼。我仔细打量了他，他瘦了，做了新发型，加上头顶的蛤蟆镜，非常帅气时髦。这下大家都很惊讶，涛哥当场决定大家晚上一起吃夜宵慢慢聊。他们下半场还有演出，便先去准备。我和欢欢继续去看演出了，等下半场他们演完我们便提前走了，涛哥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其他人跟在涛哥后面，最后面是鼓手蹬着三轮车，里面装着乐队的全部家当。

我们找了个露天烤肉店，就在不远处的一个广场，刚刚开发不久，杂草丛生，吊灯下面全是蛾子和蝙蝠，不远处还用投影和幕布放球赛，很多人都过去看。服务员给我们端来了几扎啤酒，我尝了尝，味很淡，感觉掺了水，但很便宜。他们要了两百串烤肉，我们开始边吃边聊。

涛哥介绍了飞鹰乐队的情况，讲了大家怎么认识，乐队又怎么组建。听涛哥的意思，他现在在一所理工院校上学，乐队成员几乎都是同校，只有键盘手是音乐学院的。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出处为何，是否有向美国的老鹰乐队的致敬或抄袭。他们在学校演在酒吧演，运气好了去音乐节演，有点收入，但不高，也就够养乐器再加几顿饭。吃到一半，键盘手说要先回去，他得知我拉小提琴，说下次还要带我们参观音乐学院。我们互换了联系方式，他带着欢欢先走了。我们又在烤肉摊坐了一会儿，吃完后大家有的说要回去写作业，有的说想去网吧，可怜的鼓手还要还乐器。涛哥看了看我，没等他开口，我抢先说：“我没什么事儿。”

我和涛哥呆了一晚上。他推着自行车，让我走在内侧；我要是走右边，他就左手推车，但好像不太熟练，让车歪歪扭扭。独处时气氛好像突然有点僵硬，我就开口问他：“怎么没去星海音乐学院？”他先是一愣，然后好像才听明白了我的问题。“这胡话你都记得？”他先自嘲地笑了。

他说他也真动过考音乐学院的念头，但试都没试过。他家没钱买好琴，更没钱让他真去学吉他或者唱歌。他也想考到北京或者上海之类的大城市去，但考不了那么多分，最后勉强来了省城，也算如愿。他学了个不怎么喜欢的工科，一进校就满脑子音乐，靠着在操场唱歌吸引志同道合的兄弟，大家一起练琴一起唱。他说也有女生喜欢他，他也谈过恋爱，但没经验，不会照顾人，没谈几个月就分手了。他说在学校挂过科，在外面还为演出打过架。

“没办法啊，太喜欢了。”他跟我说。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当时我们正走过城南的一条酒吧街，灯火通明，音乐也放得很响，他问我想不想找家店坐坐，我说不太想，就这样走吧。我们于是沿着那条酒吧街往北往上走，地势变高，他推车有些气喘吁吁，我们就放慢脚步。他还说之前试着联系过我，但电话打不通。于是我们就又互换了新的手机号码。他又问我的情况，说打听到我在师大上学。我点点头，说自己也仍在拉小提琴，但没加学校的乐团，因为懒得一周三次排练；玩得也不算疯，最多周末约朋友在地下室排点曲子。

实话实说，涛哥在舞台上是挺意气风发的，但那天晚上他很不自然，车总是推歪，人好像也没平时健谈。我们总是走着走着就沉默，他再扯点别的，再有一搭没一搭聊下去。

“那你以后打算如何？”我先问他。

“继续唱吧，能唱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

“你想上大舞台吗？”

“想啊，但可能没那机会。”

“说不定有呢。今天不就挺好？”

他好像还想说什么。这时我们走到了一个老旧小区旁边，道路非常安静，整条路都是梧桐，粗壮高大，我们抬头往上看，绿色的叶子在黄色的路灯下也显出黄色，犹如秋天，叶子再往上是蓝紫色的夜空。这时我感到腿边有什么东西软软的，我低头一看，是一只小猫在蹭我。我惊讶地蹲了下去。

“它好乖噢。”涛哥站在旁边说。小猫蹭完了我又去蹭他。我摸了摸上衣口袋，竟然从里面掏出来下午没吃完的一小袋鸡排。我全都倒在了地上，小猫立刻过来，好像饿了很久，三两下吃完了，然后黏在我腿边。

“我们要走啦。”我轻轻地对小猫说。它还是不动，我抬头对涛哥笑了笑，对上他的眼睛，突然觉得他的眼眶好像有点发红。他怔怔地看着我，我们对视了一个瞬间，他移开了目光。他从兜里拿出烟。“你介意吗？”我摇了摇头，他点上烟，靠在树上，没说话。

后半夜我实在太困，我们就找了个网吧，用同一对耳机听了一会儿歌，然后我就睡着了。他好像一直在听歌，然后还给自己的MP3里下了不少新歌。我也睡不踏实，很早就醒来，因为睡得少和昨晚的劣质酒，感觉头有点疼。他骑自行车把我送回了师大，我回到宿舍，又睡到了中午。再醒来，已经过了食堂的午餐时间，一看手机，又有许多未读短信，都是欢欢发来的，问我回没回学校，人在哪。我连忙回复，说人没事，很安全，就是睡得太死。我胡乱换了身衣服，准备去学校外面找点吃的。

欢欢时常好奇那天晚上我到底去了哪，又和涛哥发生了什么，还问我们到底有没有确认关系。我诚实地全部以“没有”来应答，她刚开始表示将信将疑，最后只是遗憾。星期六，沐歌来找我们玩，还带了另一个钢琴系的长发男生，长得更像李云迪，让我一度以为留长发或假扮李云迪是音乐学院的校规。沐歌介绍说这人叫小莫，因为他有着莫扎特的才华和莫扎特的贵族气质。但第一次见面是他骑着自行车远道而来，而他的自行车又没有车撑子，所以当我们的车都稳如泰山地立在一旁时，只有他的车颓靡地砸到了地上，毫无贵族气质。沐歌和小莫请我们吃了午餐，然后我们四个一起逛街，走到学校门口的车店，我买下来一只车撑子送给小莫，当作了见面礼。

傍晚我们去音乐学院玩，沐歌和小莫带我们参观钢琴房，高且宽敞，天花板还装了隔音板。我们已经听过沐歌弹琴，就怂恿小莫展示一段，小莫就坐了下来，很柔和地弹了一曲莫扎特。我们又去参观一架进口三角钢琴，它很长很大，被关在一个玻璃房子里。然后我们去参观交响乐团的排练厅，里面也很大，房间的四个角落放满了琴盒。小莫随手开了个琴盒，拔出来一把小提琴递给我，我惊呼不敢碰别人的琴。“随便玩，”小莫对我说。“放在这儿的都是没人要的。”

我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拉了两句，感觉音不太准，想调一调，却拧不动弦轴。“算了吧。”我把琴递了回去，也确实不想班门弄斧。小莫让我下次带自己的琴来玩，我欣然同意了。我们又走到了一个喷泉旁边，喷泉中央是一个形状如乐谱的雕塑，周围还有飞出来的音符。我们坐下休息，小莫问我喜欢什么作曲家。

“罗大佑？”我不太确定地说。

“我也挺喜欢他的。”

“你也听流行乐吗？”

“听，但听得不多。我还是更喜欢古典乐。”

他又问我喜欢什么古典作曲家。

“柴可夫斯基，也许？”我感到不太确定。小莫有些惊讶，好奇我怎么会喜欢他。

“你看起来不像喜欢俄派的人。”他说。

“我也不太懂。”我诚实地说。“只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很好听。”

“赞同。”小莫毫不犹豫地说。

晚上我和欢欢都不想回去，沐歌和小莫就回宿舍抱了被子，让我们睡在琴房里面。“家常便饭。”沐歌轻松地表示。“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所有人都住在这儿。”我们忘了要喝酒，聊到不算太晚就都睡了，我睡得很踏实，直到第二天早晨迷迷糊糊地被吵醒。几个男生来到琴房，看见我们，认出沐歌和小莫，就夸张地大喊：“天哪，钢琴系太勤奋了！”小莫揉着眼睛想要解释，却没得到这个机会，男生们一边不容置疑地说着“太强了”，一边打开琴盖，按下一个A，唱了上去，很满意地退回走廊里开始练声。

“最勤奋的应该是他们吧。”沐歌嘟嘟囔囔地翻了个身，爬了起来。

我们又在一起玩了半天，吃过午饭后我和欢欢就回去了。当天晚上，我收到小莫的一封短信，语气严肃，犹如在写信或者公文。他给我推荐了两首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说想下次一起试试。

我同时有了两个琴搭子。我和欢欢玩流行乐，和小莫玩古典乐，并都乐在其中。那年我常常在周末去音乐学院找小莫，有时和欢欢一起，有时就我一个，我背着琴盒，骑二十分钟的车，和小莫在琴房呆一下午。渐渐地，我们尝试了不少曲子，我也为了和他排练听了很多古典乐。他从来没有对我的小提琴水平有过任何评价，但我拉得肯定比管弦系的学生差得远。我其实不知道他为什么总与我一起排曲子，有一天我在回去的路上心不在焉地想起这件事，我发现自己竟然在想：“他会不会也在和别的女生一起排练？”我开始迷茫了。

再后来小莫也来看音乐节和各种地下演出，沐歌去的场他基本都去。但他始终不那么喜欢摇滚乐，但也说不上原因，他先说和弦太简单，但又说还是有不少有意思的；又说可能觉得吵，但其实交响乐排练更吵。小莫也和飞鹰乐队的其他男生们熟了起来，有时候演出结束，他们一起在后台抽烟，称兄道弟。

放暑假后涛哥给我打电话，说飞鹰乐队受邀去南京演出，虽然也是个不大的音乐节，但毕竟在大城市，是个好机会，也能认识不少乐手。于是八月末，我们一大群人前往南京，有飞鹰乐队的所有成员，我和欢欢，小莫，还有其他我不太熟悉的朋友。我们占据了硬座车厢的一大片区域，吃零食，聊天喝酒。我透过车窗看了看南方的夜空，这是我第一次来南方，我打开了窗户，感到空气热又潮湿，过了一会儿果然开始下雨，我小心地把手伸了出去，接了几滴水，又赶紧缩回来。晚上我想睡觉，但车太颠了，实在睡不着，就拿出MP3，戴上耳机，靠着窗子，开始听之前下载的几首小提琴奏鸣曲。我听着听着，好像睡了一觉，再睁眼，发现小莫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了我旁边。他见我醒，连忙问是不是吵到我了。

“没有没有。”我慢慢坐直了起来。

“你在听什么？”小莫问。

我把一只耳机递了过去，另一只还挂在自己的耳朵上，并我把身子转过去对着小莫。

我都忘了那天晚上到底听的是什么曲子。我隐约记得一只耳朵中传来小提琴的高音，另一只耳朵里是其他男生压低声音的交谈，他们仍在分享喜欢的乐队、歌手或音乐电台。我靠在座椅上看着小莫，他也一直看着我，好久都没有说话，曲子也放了一首又一首，最后放到了一首罗大佑。他突然神色忧伤，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中学的合唱团排过这首歌，他只是有点想家。他开始和我聊家里的事情，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家教严格，课余时间全部用来练琴，只有周末可以看电视，烟酒更是严禁。中学倒也交了一些好朋友，也在一起偷着喝过酒逃过课，只是一毕业都几乎不再联系。

“现在有你们，也挺好的。”他突然说。

他站了起来，说要去车厢接口抽烟。我跟着他过去了，那里很暗，再过去就是硬卧车厢，灯全都关了。我看着他弯下腰，避开风口点烟，打火机的火苗窜得很高。他点好烟，站了起来，吸了一口，吐出细窄的烟雾。我没忍住，凑了过去，也吸了一口他的烟。他好像有点意外，低头疑惑地看着我。我一下不知该说什么，既不敢继续吸他的烟，也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最后那根烟大部分好像是被风吹掉的。他把烟头扔了，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可以这样吗？”他小心地问我。我点了点头，然后他搂着我，我们摇摇晃晃地站着，看着外面的夜晚从眼前不断划过。

凌晨的时候车在江苏某个小县城停了一会儿，大家都在讨论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说是给别的车让道，有人说是有卧轨自杀的人，众说纷纭，涛哥过来问有没有人想打牌，几个男生围了过去。不久后车又启动了，清晨停在南京，没晚点多长时间。当时南京已经开通了地铁，火车站下面就有一站，我们觉得新鲜，就都去乘地铁。地铁开得很快，在黑暗中穿梭时，耳边总有呜啦啦的风声，犹如坐过山车。涛哥直接带我们去了主办方的地盘，那里像是一个废弃的工厂，混凝土厚墙，门口仍贴着“作业间”类似的字样。接待我们的人叫Alex，他说自己是这里的一个小主管，这里很多年前是国营工厂，上世纪末国企改革时逐渐没落并倒闭了，现在政府想把这里搞一个文化群落，弄点博物馆和剧院，现在先办几个演出攒攒人气。

“你们搞的是工业遗产保护？”鼓手问。Alex很意外，鼓手解释说他是学景观设计的。Alex说这个风气是从北京开始的，北京把一个老电器厂改成了798艺术区，现在全国的艺术家都往那边跑，全国的旧工厂都想效仿。

“你得过去看看。”他对鼓手说。“我五年前去过一次，当时还没改造好，我就看他们乐队在车间里排练，电吉他的声音一扩大，就像大纺织机一样，轰隆隆，太震撼了。”

我们在厂里参观了一会儿，Alex给我们找了个有架子床的仓库，让我们可以住两天。又说今晚有彩排，想走台的话可以来一下，不想来也没事。

上午我们都呆在仓库里，大家各自摆弄乐器，飞鹰乐队把他们要演的歌过了两遍，然后就开始瞎玩。中午隔壁有乐队来串门，乐队大部分成员是女生，穿着吊带短裤，扎着高马尾，显得漂亮又精神，只有贝斯手是男生，不过染着红发，还戴了耳钉，在一群女生里也毫不突兀。我们问乐队名字叫什么。

“隔壁乐队。”他们说。

“真的吗？”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

隔壁乐队都是南京本地人，中午他们带我们出去吃了鸭血，下午我们去夫子庙玩了一圈。晚上我们买了酱板鸭、活的小鱼和生菜回到工厂，男生们又提了几箱酒，大家生了火，一边烤小鱼一边喝酒，涛哥给大家发烟，所有人都热得大汗淋漓。我们问南京还有什么好吃的。

“南京的鸭子好吃，别的倒也没什么。”主唱女生说。“你们都是北方人？”

我们点点头。

“那你们要去广州。那里什么都有，打口碟按斤卖，漂亮衣服可多，我每次过去还都要吃蛇肉。”

“蛇肉！”我们又惊呼。

小莫这时候说他上中学跟家长去过广州，也吃过蛇肉。“硬，而且腥。”他说。

“那是放瘦肉精了。”主唱女生相当肯定地说。

我们不知不觉中吃完了小鱼，隔壁乐队说要去走台，问男生们要不要一起去。两支乐队一起过去了，我们剩下的人收拾了残局，然后欢欢说实在太热，我们就又出去买冰棒。等他们回来，我们又去买了一包冰棒发给大家，然后问舞台效果如何。

“大城市真是大城市！”涛哥感慨说。“那音响，太牛逼了。”

晚上大家又打牌到半夜，然后陆陆续续睡了。第二天再隔壁的仓库又来了一个乐队，说是成都的，本来昨天晚上就能到，结果火车晚点了太长时间。他们错过了彩排，就在仓库外面的空地支起乐器排练了几遍。我们都过去互相认识，彼此发烟，然后交换手机号码和喜欢的乐队。中午Alex来找我们，看到我们几个乐队在一起玩得很好，就也很高兴。他跟我们说了演出安排，还神秘地说有一个很厉害的歌手要来。我们一大群人在一起呆到了下午，便前往舞台。

舞台很大很高，背后甚至有电子屏，聚光灯把傍晚照得跟正午一样明亮，我在底下仰望着，觉得自己特别渺小。演出还没开始，台下也已站满，侧面一周都是卖酒的，可以用自己的杯子打，也可以借他们的塑料杯，或者直接拿塑料袋装着喝，生意很火爆。开场是一个南京本地乐队，唱的是自己写的歌，他们的吉他和鼓声一出来，环绕在整个广场，让我感觉整个南京城都能听见。“像不像平克·弗洛伊德？”欢欢提高声音问我。我还没接话，旁边一对陌生的情侣大喊：“是吧！我们也觉得像！”中场休息时，涛哥和这个乐队的主唱已经勾肩搭背。我们过去聊天，主唱比我们年龄都大，说自己也是从校园乐队做起来的，刚开始只翻唱国外的歌，后来就自己写，写完了先在朋友面前演，大家评价高的再来音乐节演。隔壁乐队性感的女鼓手开玩笑般问他有没有谈对象，让全场都开始哈哈大笑。欢欢真诚地在旁边说：“你们很有才华，真的。”

我们留了联系方式，后来我常收到他的短信，说自己在哪里演出，邀请我们来。但他远在南京，我再也没机会过去，只是回复短信，送上祝福。又过了几年，我才知道他组了新的乐队，叫“野外合作社”，名声响亮，发了专辑，上了电视。直到现在我有时都拿出他们的音乐听一听，觉得特别好，特别有才华，当然也觉得特别遥远。

那天晚上受邀的乐队全部演完，我们都以为要结束，准备收拾离场，结果突然上来一个歌手，好像就是Alex说的神秘嘉宾。看到他之后，涛哥率先疯了。“逼哥！”他朝着台上大喊，手舞足蹈。“这是谁呀？”我问周围的人。

“你居然不认识？”他们惊讶地问我。“这可是李志啊。”

我只是隐约记得这个名字，好像常有人提起他，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能变得这么疯狂。涛哥像触了电一样尖叫，并扭动着身体，然后朝着台上大吼：“逼哥，我爱你！”我其实没太听清李志唱了什么，因为台下所有人都在合唱，但各自有各自的调，混到一起，就像一场发泄般的诗朗诵。演出结束后，我们排了很久的队，一人买了一张李志的CD，内页还有他的亲手签名，是两个圆圆的字母B。我近距离看到他，他个子不高，短头发，叼着烟，说实话不太像搞音乐的。深夜，涛哥激动得全身瘫软，好像喝醉了酒，也可能真的喝醉了酒。男生们驾着他，我们到外面胡乱找了个地摊，又开始吃夜宵。

站了一晚上，我有些累，就弯着腰坐着，埋头吃肉。突然我听见欢欢在哭。我惊讶地转过头去，问她怎么了。她说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快乐的夜晚，音乐，酒精，噪音，老厂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你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他们向哪儿去。

“他妈的，这才是青春。”不知道谁先说了一句。

从南京回去之后我消沉了几天，我想，在那个晚上我也以为音乐可以永不停止，但显然音乐是转瞬即逝的，狂欢过后，人们照旧分散到其他地方去，而下一次再聚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机。

“可又有什么能让你觉得短暂是永恒呢？”我问小莫。那天我躺在音乐学院的喷泉旁边，什么都不想干。

“冲动？”

“我不冲动。”

但我甚至萌生过退学的想法。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师范专业，但我知道自己也想读音乐学院，或者就像Alex一样，当一个演出负责人，联络乐队，找场地，天南海北地跑，好像也挺好的。但后来涛哥专门来找过我，他先给我送了一个光盘，说里面有那天演出的录像。我陪他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他开口了。

“我想退学。”涛哥说。

“……”我一下愣住了。

“我真的只喜欢音乐。”

“那为什么非要退学呢？”

“音乐妨碍我学习，没办法。”

“但学习没妨碍你搞音乐？”这话很自然地从我嘴里蹦了出来，但说完之后，我也好像突然清醒了。

涛哥傻傻地看着我，想了半天。“有道理啊？”他对我说。

我把那张光盘和李志的碟放到了一起，但并不常看常听。沐歌单独来找过我和欢欢一次，我们三个在学校的小湖旁边坐着抽烟，沐歌也提起了涛哥想退学的事情。

“其实也挺正常的。”沐歌说。“搞音乐又有啥好呢？音乐学院的学生天天喊着要退学，尤其是作曲系的，他们都精神分裂了。”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涛哥。那天我情绪振奋，就提到了不少过去的事情，讲了我们的中学，讲我逃排练陪他们看演出，还有在地下通道卖唱被我妈看到的故事。他们觉得很有意思，最后沐歌仿佛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其实涛哥好像一直挺喜欢你的。”

“得了吧。”我淡淡地说。“他真正喜欢的还是音乐。”

沐歌也承认这话没错。他又提到涛哥在尝试写歌。“想把乐队做大，总得有自己的东西。”

我并不知道那段时间涛哥写歌是否顺利。我和他联系得并不密切，他每次找我，几乎都是叫我去看演出，那次南京之行后他们也获得了不少演出机会，有音乐节的，也有商演。但我没在公开演出里听过他们的原创歌曲，我私下问过沐歌，沐歌说涛哥的确写过也排过，但“效果一般”。后来我和欢欢聊起来，才知道有一次他们在音乐学院排练，作曲系几个精神分裂的学生围观聆听，然后大喊“狗屎”，涛哥冲上去跟他们打了一架，损坏了一把琴。

长期喝酒和听摇滚乐让我的精神状态和成绩都开始下滑，我总是一觉醒来已经睡过早课，考勤让我游走在挂科边缘，只能在考前没命地突击学习，最后拿一个不至于被迫退学的成绩。到了假期，我也跟着他们去外地演出，有时只是看演出和交友，有时则会在前奏和间奏里拉小提琴。可惜的是，我们再也没有上过南京那么大的舞台，大家都归结为运气不好，但涛哥心里清楚他必须得写出来好的原创歌。这让他的压力很大，听说他在排练中脾气也愈发不好，但大家都没办法。

我和小莫一直走得很近，但关系又很模糊，不知该怎么定义。他不知道从哪搞来了一个摄像机，说要和我录像，我们就把排练过的曲子都录了下来，每个视频的开头都一样，我们先轮流自报姓名，然后他来说曲目名称和作曲家，然后我们一起演奏。有时候一首曲子录好几遍他才能满意，我们常常一整天都耗在琴房里。我曾经问他觉不觉得无聊。练琴对我而言也许是消遣，但他的生活就是从早到晚练琴，现在到了周末还要练琴，我怕他疯掉。

“还好吧，毕竟是弹自己喜欢的曲子。”他说。

我们经常一起走在街上，共享同一对耳机，挨得很近，但其实什么都听不清楚。假期我们有时会去郊外玩，骑很久车，然后在田野上看看夕阳。清明节他叫我去郊外爬山，我们同样是骑车过去，我以为会有很多游客，结果根本没人。他说这是一座野山，没被开发，就没什么人来，小时候父母带他爬过几次，不算太高，风景也好。我们也不怕扰民，就用MP3开始外放音乐，他放了斯美塔那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在山腰处豁然开朗的一块，恰好播放到《伏尔塔瓦河》里最气势雄伟的一段，我们站在石头上，眺望大好河山，觉得自己也容光焕发。他拿出水壶让我喝水，我们就坐在一旁，又吃了些水果零食，再继续向上。等我们爬到山顶，身上已经潮湿，就脱了外套，挂在树上。山顶却有一个观景台，小莫说很多年前还有一个庙，但渐渐断了香火，也无人再拜，后来不知怎么，就奇迹般地消失了，留下这一处平台。我觉得这一定是杜撰。

我们也一起看电影，有时在新盖的电影院，有时在学校附近的录像厅，也去过社区里的露天电影院，只是小孩子太多太吵。去得较多的还是录像厅，人不多，而且有时能看到没公映的外国电影。离我们最近的录像厅老板是卖DVD的，刚开始只是架了个小投影仪，展示自己售卖的碟片，后来发现只是放映也能挣钱，就把碟片店改成了录像厅。他是在录像厅市场最惨淡的时候逆流而上的，同行们都说会亏损，结果他的小店却靠络绎不绝的大学生支撑了下来。受欢迎的一般都是港片，因为大部分外国电影都晦涩难懂，字幕和对白好像也对不上。

有一次，小莫打电话过来，盛邀我周末去看一场俄罗斯电影，说是整个音乐学院的同学都看了，看完之后痛哭流涕地回来，多么伟大，多么感人。我从没看过俄罗斯的电影，听到这样的描述，以为是类似于《泰坦尼克号》，和欢欢一聊，才知沐歌也已叫了她去，于是我们四个便约了同一时间，是周五的午夜场，这样人能稍微少点。周五下课，我和欢欢就立即骑车前往录像厅，沐歌和小莫已经在等我们。我们去买了汽水，挑了喜欢的座位，坐下等着放电影。影片叫《交响人生》，讲了一个苏联指挥大师受到政治迫害沦为清洁工，三十年后又重返舞台，冒名顶替了另一个指挥，寻找过去的朋友，凑起一支乐队，又邀请到一个年轻的小提琴家，克服重重困难并解开误会，最后在巴黎演奏了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影片前半段的风格比较诙谐，我们还边看边笑，但等最后他们终于坐在台上演奏时，我笑不出来了，再看到冻死在西伯利亚且临死前还在空气中拉琴的犹太小提琴家，我也开始哭了，此时录像厅里已经有一片片的啜泣声。最后影片结束在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的华彩中，幕布黑了，我趴进小莫的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老板把灯打开，催促大家离场，欢欢和沐歌沉默地看着我。我哭了好长时间，终于坐了起来，跟大家说：“咱们走吧。”老板把我们送了出去，慨叹了两声，“哎，这些搞音乐的年轻人。”

我们在外面走到了凌晨，讨论电影，讨论里面的角色，讨论如果自己是指挥，会不会为了柴小协等三十年。我一直魂不守舍，泪水还在止不住地往外流，直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哭什么。

“我们三十年之后还会聚到一起吗？”沐歌问。

我想到了涛哥，我觉得在我们的关系里，他一定是扮演着指挥的角色，如果真有人能让我们三十年后再聚，那也一定是他。于是有一天，飞鹰乐队去酒吧演出，我在后台问涛哥：“如果三十年后，大家都不联系了，但是红磡叫你去办演唱会，你愿不愿意把大家都找回来？”

涛哥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这是什么问题？”

“我只是说，如果。”

“卧槽，那可是红磡啊。那我就算是找到死，也得把你们都找见。”

我其实早就意识到大家终有一日会分开，就像当时我和涛哥以及一群中学同学莫名其妙就渐渐断了联系一样。但最先让我感受到离别将至的却是小莫。那天我去看他弹琴，就在音乐学院里，好像是什么汇报演出，他弹了四首肖邦的曲子，风度翩翩的样子仿佛肖邦再世。演出结束后我们出去找地方吃夜宵，他靠着椅子坐下来，扯松了领带，二话不说开始喝酒。

“有点紧张，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也在下面看。”他说。

“你弹得很好。”我夸赞他。

那天我们喝的是伏特加，度数很高，只是因为他想喝点烈酒。没喝几杯，我就好像有点醉了，说话变慢，且模糊不清。我趴到了桌子上，把头侧过去看着他。我感到困，或者是头晕，视力和听力都开始退化。但我又奇异地能听到环境的声音，叶子落到地上，树上的鸟鸣，一条街以外的自行车铃声，还有风把我的袖子吹起又吹落，蹭到我皮肤上的感觉，都非常清晰。我们在露天酒馆里接吻，我闻到他身上的酒精味和肥皂味，然后把头枕在他肩上。

“你毕业之后想去哪？”他问我。

“不知道，离我们毕业还有两年呢。”我说。

“你从来不想以后吗？”

“不怎么想。你呢？”

后来我总是想起他沉默的片刻，我不知道他怎样理解那些年我们的狂欢，又怎样理解与我独处的日子，怎样理解我们消磨掉的许多夜晚，就只是在一起，喝酒，但不怎么说话。不过当然，我永远都不可能傻到去想“爱不爱”这样的问题。

“我想考研到上海去，上海音乐学院。”

我说我对此毫不意外。

我并不想跟他谈以后。我们又坐了一会儿，但我喝不下酒了，又因为太晚不想骑车回去，我们就去了录像厅，随便点了个美国电影坐了进去。电影很长，我看得晕头转向，先是一个跳芭蕾的女孩子，我以为是文艺片，后来又有监狱，还有打架，枪战，特别吵。我中途还不小心睡着了，总之没太看懂，后来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往事》。电影看完，小莫扶我站起来，结果刚一动身，我的胃就开始难受，一出去就吐了一地。小莫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翻出纸巾帮我擦。老板看着我们都将近不省人事，又让我们回录像厅里去休息。我们就在录像厅里又睡了一晚上，至于后面有没有再放电影，我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白天我回到师大，找到欢欢，和她一起吃午饭。我问飞鹰乐队的情况，她说她也不清楚，她跟沐歌已经挺长时间没有约会，他们好像一直在排练。她又问我和小莫怎么样，我把昨晚的对话原样告诉了她。

“也许你可以考研去华东师大？”欢欢试探地问。

“可我真的想去上海吗。”

我还是决定放弃思考这个问题。那天晚上之后，我跟小莫也有一段时间没有互相联系，我就和欢欢一起玩，我们也借来了一台录像机，录了好几个视频，主要是罗大佑的歌，她弹伴奏，我拉旋律。录完之后我们就去网吧，把视频都刻到光盘上，然后再反复听反复看，说哪里拉得好，哪里音准有问题，哪里和弦没配好，但主要还是高兴的。

我也问过欢欢以后想怎样，她说她也不知道，但一定要和沐歌在一起。她说他们是真心相爱，她可以不上学，可以不弹琴，但她不能离开沐歌。

“你们会结婚吗？”我问欢欢。

“一定会。”

“那我要来。”

“你一定得来。”

那年夏天我们又跟着飞鹰乐队去外地演出，我才知道他们这么长时间是在排原创歌曲，涛哥为了这场演出，放下了之前的高傲，托沐歌找了作曲系的同学，先是为那次打架赔礼道歉，然后虚心请教了好几次，才终于写出了几首像样的歌。我们都提出想提前听，但他们屡次拒绝，怕我们给出差评，影响演出的状态，干脆破罐子破摔，直接演，不管好坏，演了就完事。这次的演出在成都，规模比去年的稍微小一些，但人依旧很多。我们像之前一样住在仓库里，每天喝酒到半夜。成都的饭很好吃，就是太辣，我吃不惯，每天都感觉肠胃有如燃烧，一直在拉肚子，呆了两三天居然还瘦了。演出那天，我们都紧张地在台下等着听涛哥写的歌，结果快要上场，欢欢才慌张地跟我们说，主办方临时说演出时间压缩，他们原定的三首歌现在只能演一首。涛哥为此事又快和人打起来，我们连忙过去劝架，结果劝着劝着，变成了我们一群人集体怒骂主办方不是人。但没办法，最后飞鹰乐队紧急开会，讨论出来演哪首，最后火急火燎地上台了。

我以为涛哥写的歌会是愤怒的死亡金属，但没想到是分解和弦和轻盈的鼓点前奏，然后涛哥凑到话筒前，用富有磁性的低音唱：“Oh——My baby！”然后一边扫弦，一边唱腻歪的歌词：

亲爱的你会爱我吗

亲爱的我很想你啦

亲爱的你跟我走吧

啦啦啦啦……

我们在台下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不知道涛哥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歌。但观众们很兴奋，一边随着鼓点上蹿下跳，一边吹口哨或者拍手。到了副歌，涛哥一个旋转，摆了个耍帅的动作，然后靠近话筒，高了八度；鼓手也转了一圈鼓槌，狠狠一敲，涛哥在密集的鼓点下唱起更肉麻的歌词，气氛愈发甜蜜和热烈。最后涛哥对着话筒大喊：“朋友们，爱不爱飞鹰乐队！”然后在响彻天空的“爱——”中帅气鞠躬。

“你挺厉害啊？”他们下来之后，我们凑到一起，我不可置信地对涛哥说。

涛哥尴尬地笑了笑。“唉，写了好几首，写不出人家那和弦，歌词也没人家那深度，还不如就搞点能烘托气氛的。”事实证明涛哥的气氛搞得很成功。散场后我们去吃饭，有乐迷看到我们，还大比摇滚手势并高喊：“飞鹰，我爱你！”

飞鹰乐队在这次演出后名声大振，但也收到了一些朋友的批评，还真有故人写信或发短信质问涛哥为何要写这样的歌，说这属于是放弃摇滚精神的谄媚。“都闭嘴吧。”涛哥评价说。“你去路边随便拉个人，问他听过《两只蝴蝶》还是德国战车，用屁股都能想出来答案是啥。还他妈摇滚精神，告诉你吧，写歌不是用来装逼的，是用来给人听的。”

后来他们仍旧在参加演出，欢欢总是风雨无阻地跟着，而除非是涛哥让我来拉段小提琴，我基本上就不再去了。我之前的课业落下太多，导致我虽然没怎么挂科，但要是再继续翘课，可能就危险了。我在周末偶尔跟小莫约会，不过基本是在音乐学院里，陪他练琴或者视奏新曲子。我也认识了音乐学院的新朋友，但他们大都神叨叨的，试图用音乐解释一切。只要你发出一点声音，比如挪动凳子或者把手机掉到地上，他们就会开始争论刚才的声音对应着键盘上哪个声音。

“A，绝对是A。”

“为什么我觉得像降A？”

“因为你有病。”

虽然小莫很有礼貌地从不评价我拉小提琴的水平，音乐学院的其他男生却没有这样的风度。有时他们来看我们排小提琴奏鸣曲，总要指点一番。

“你居然在这里踩踏板？你在想什么？”矮个子男生问。

“我觉得这里应该踩。”小莫说。

“你疯了。”矮个子男生跑到走廊里哀嚎。“莫扎特弹莫扎特居然踩踏板！”

一位作曲系的男生则静悄悄地靠近我，问我：“为什么这里你要拉一个五度，而不是六度？”

“因为……谱子上是这样写的？”我小心地用弓指了指谱子。

作曲系男生优雅地推了推眼镜，仔细看了看谱子。“好吧，那这里为什么会写一个五度呢？”

“也许你该去问莫扎特？”我说。

“我不应该问莫扎特，莫扎特已经不存在了，但他的作品还存在，那么什么是存在？如果再也没有人演奏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否还存在？那么他的作品是因为他而存在，还是因为演奏者而存在？如果是因为演奏者而存在，演奏者又为什么而存在？如果不再演奏，演奏者是否还是演奏者，又或者以怎样的方式存在？而又什么是规则？乐谱是规则吗？为什么演奏者要遵从乐谱？为什么只能演奏乐谱上已经存在的音？如果乐谱被修改，规则是否被修改？”

“他是个疯子。”小莫轻轻对我说。“咱们走吧。”

但即使他们都是疯子，有时候我们也会一起聊天和吃饭，他们很乐意分享学校的生活。而且在他们的描述里，他们都是正常人，真正疯的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他们每天钻研无调性音乐，聆听噪音，从不睡觉，而是花八个小时冥想或作法，如果运气好了就能勋伯格附身。

我不知道小莫和沐歌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却还没有患上精神病。小莫有时说自己精神压力难以排解，他需要在明年春天之前给上音提交一份作品集，里面需要有他长达两小时的独奏录像，他一直在练，但总觉得自己弹不好。他听了很多录音，翻来覆去，就只是想找到一些提升的灵感。于是我们有时一起去网吧，在网上找见霍洛维茨的录像，一个挨着一个看。

那年飞鹰乐队在全省巡演，大家都忙着排练，而小莫一直在潜心钻研钢琴技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真的无所事事。周围的同学们开始准备考英语四级与教师资格证，看得我有些焦急。为了迎合潮流，我也去买了四级真题和教资真题，有兴致了就去图书馆学一会儿，大多数时间是没兴致。

我在大三下半年考了四级和教资，虽然不算裸考，但复习得也没多认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而小莫也录出来了两小时的独奏视频，有天晚上我们就到网吧去，声音外放着，看了整整两个小时。他问我的评价，我只能说：“太厉害了。”他弹得很好，真的很好，说实话我听不出来和霍洛维茨有什么区别。

“如释重负。”小莫笑了笑跟我说。我这才发现他已经出了很多汗。

“你连看自己的视频都会紧张吗？”我问。

“是啊。”

他又掏出另一张光盘。“这是咱们的录像，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当成补充材料，一起寄到上音去。”

“别吧，我怕拖你后腿。”

“不会的，我自己有把握，只要你同意就行。”

我同意了，他很高兴，就把几张录像都收好。我们一起去西餐厅吃了晚饭，喝了红酒，算是一个小小的庆祝。

那年暑假我的考试成绩出来了，四级没过，但教资居然过了。我很意外，也挺高兴，有了教资我就能找实习。小莫独自去了一趟上海，他说导师看了他寄过去的资料，回信说希望和他当面再谈一谈。我和涛哥也见了一面，问他今年夏天的安排。

“巡演。”他只说了两个字。我觉得他比之前又瘦了，他看上去疲惫又狼狈，我担忧他的身体状况，他却说没事，一上舞台就又精神了。他仍旧没有退学，但他的挂科数量已经到了快被劝退的地步，他准备最后一年再补考或重修，混到文凭，然后彻底就能心无旁骛地搞乐队。

“我要是没文凭，在这个社会根本混不下去。”他清醒地说。

“我要是没文凭，在我家都别想混下去。”我说。

暑假我去了师大合作的一所初中实习，在离我们家很近的县城，宿舍条件很差，学校氛围死气沉沉，学生们没什么活力，老师们都不苟言笑、一本正经。小县城也没什么酒吧，即使有我也不敢独自去。我有时一个人在宿舍喝闷酒，然后打开窗子和风扇散味。我感到特别无聊，就总给欢欢和小莫发短信，问他们在哪，在做什么事情。

欢欢跟着乐队到处乱跑。今年他们去了北京，我羡慕得要死。她打电话过来跟我说北京多么大多么好，地铁四通八达，天安门广场雄伟壮丽，他们还去了工体参观。她让我听乐队排练的声音，但我根本听不清楚，只能听见电流声和嘈杂的鼓声。到了半夜，我刚刚睡下，她又一个电话打过来，让乐队成员都跟我说几句。其他的老朋友都客客气气地跟我打招呼，最后是涛哥，他对着我狂喊：“北京，太牛逼啦！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天安门太牛逼啦！”我又问他工体如何。他仍旧大喊：“工体，太牛逼啦！霖霖，你这辈子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来！你要是来不了，等哥发达了，哥带你来！”

“他是不是喝多了？”我问欢欢。

“也许吧，他每天晚上都喝多，一边喝一边说着去红磡和工体的梦话。”

小莫有时在黄昏打来电话，一般都是我们的晚饭时间，他会说说最近都见了谁，参观了什么地方。我想让他讲讲外滩，但他总提起苏州河。

“为什么上海会有一条叫苏州的河？”我问。

“我不知道，但你一定要来看看。”

我该看的地方太多了。但夜里我只能一个人睡去，第二天醒来上课，然后备课。在这些死寂而孤单的夜晚，我也时不时梦到北京或上海，梦到震天的摇滚乐，快要把人的耳膜震破，还有十万个观众大喊：“我爱飞鹰！”

我再见到飞鹰乐队已经是开学之后的中秋节，我们在一起吃了饭，涛哥滔滔不绝地讲着关于北京的一切。“太好了，真的。”他讲两句就要慨叹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他们是否还演通俗的情歌。

“是的，飞鹰可能就这个风格了。”涛哥说。

不久后小莫也回来了。他带来的几乎全是好消息，他见了导师，在上音住了快一个月，每次去导师面前弹琴，都像是在汇报演出。

“还是要谢谢你。”小莫说。

“为什么谢我？”

他说上音老师说他的乐感不错，但对他的演奏技巧评价并不高，原话是“也就上音钢琴系的平均水平”，但他已经很惊喜了，他从没想过能跟上音学生相提并论。而真正被导师所看中的是我们的那盘录像。

“导师说现在的学生里不缺弹得好的，但都太浮躁了，急功近利，不去思考音乐里面的东西。他说能从咱们的录像里感受到真诚，即使曲子简单，瑕疵明显，尤其是小提琴……”他忍不住笑了，“说小提琴一看就不是专业学生，但却有专业学生缺少的真诚。导师的原话是：我只想要能打动人的音乐。”

我也很意外，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不过我还是得考过入学考试。”小莫说。他说音乐史和和声题都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英语和政治。我说我四级也没过，今年无论如何都得把四级考了。

那年有时他来师大找我，和我一起学英语政治，有时候我去音乐学院找他，我们就搞点音乐，晚上喝酒。我们去看飞鹰乐队的频率又高了起来，大家有时也会像之前一样，晚上到外面去喝得烂醉，然后住在网吧或者音乐学院的琴房。

在我和小莫的不懈努力下，我低分飘过了四级，他过了考研初试。到了下半年大家都开始准备毕业手续，小莫又去了上海。我听说涛哥写了一篇狗屁不通的毕业论文，把评阅老师气得差点晕过去，但还是让他通过了。“敬评阅老师。”在一场演出后的夜宵上，他举起酒杯，虔诚地说。

“毕业之后你们都干什么？”我问。

“飞鹰，当然是继续飞！”涛哥大吼。

我毕业后回家躺了两周，然后就去我家附近的一所初中报到了，我应聘了一个初中语文老师的职位，居然很轻松就通过面试，可能因为这个初中也跟师大有些合作关系。我倒觉得没什么，但我家长都特别高兴。他们觉得中学老师对女生而言是一份完美的工作。当某个周末，我一大早起来突然说着要去见大学的同学，慌张地换衣服出门时，我妈还在我后面追着问：“是男朋友吗？谈对象啦？”

我去车站接小莫。他来得很突然，让我有些意外。“你怎么突然来了？”我问。“这两天都什么安排呀？”

“我今天晚上就去上海。”小莫说。“本来要我家是直接去上海的，但到了车站，却只想着再见你一面，就临时买了车票过来。”

他从背包里拿出录取通知书给我看。

“真好啊。”我说。“你这真的算是如愿以偿了。”

我们从车站出来，然后一起走在我家乡小城的路上。我问他有没有想玩的或者想吃的，他半天也说不上来，我们干脆就在街上一直走，到了路口随机转弯。我们就这样瞎逛着，中午时分到了我的高中门口。

我站在校门口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眼睛湿润。我想起第一次站在高中校门口——已经是七年前了，初秋，我背着书包，提着小提琴盒，穿着有些宽大的难看校服，结果一转眼，时间已经全部流逝。我指了指校门。“看，我和涛哥的母校。”我对小莫说。我们在校门口的餐馆吃了午饭。

“哟，是你？”老板娘似乎还记得我。“好几年没见你了。”

“哎。”我答道。“大学毕业了，又回来工作了。”

“啊呀呀，这么好！”老板娘惊呼。她给我们上了两碗面，又免费送了两瓶饮料。

下午我们继续闲逛了很久。但城市太小，不一会儿我们就把几条主路都逛完，郊区又没什么意思，只是农田和工厂。我们还去了全市仅有的湖边逛了一会儿，站在树下抽完了一包烟，都望着湖水静静地不说话。

后来我们去了我学小提琴的琴行。琴行现在做得很大，不仅能学西洋乐器，还有民乐，甚至能学声乐和播音主持。我问前台的老师有没有空琴房，她说有，我们就开了一间，又借了一把小提琴。

我们在琴房里玩了一下午，还是像之前一样合奏我们喜欢的曲子。他仍然随身带着琴谱，我调好了音，但陌生的小提琴拿在手里还不适应，导致我的音准有些差劲。他却也无所谓，甚至拿出他的摄像机放在窗台上，把我们合奏的每一首曲子都录了下来。我们在琴行玩到挺晚，晚上吃得也并不丰盛，但要了不少酒。我们零零碎碎地谈起了过去的事情，犹如分别了很久一样开始叙旧，我们聊着每场演出的每个细节，核对着在南京或成都我们说过什么话、涛哥吹过什么牛，就这样坐着聊到了半夜。他终于说：“我该走了。”

于是我们站了起来，然后慢慢地往火车站走，晚上的风有些大，我又喝得太多，走得摇摇晃晃。我们一边走，一边唱罗大佑《闪亮的日子》，他破音，我跑调，就这样走着唱了一路。我送他到了火车站门口，离开前，他从包里取出一个盒子。

“送你的礼物。”他说。

我打开看了看。“小提琴肩托？”我有些惊讶。

“是的，看你拉琴总垫毛巾，连个肩托都没有。”他说。

我仔细看了看，那枚肩托很漂亮，摸起来好像是羊皮的。“谢谢你，我会一直用的。”我说。

“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你送我的礼物吗？”小莫问。

“什么？”

“自行车的车撑子。”

我们都笑了，笑得很放肆，让我差点摔倒，他连忙把我扶正。我冲他挥了挥手，和他告别了。

两个月后我收到小莫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有一张苏州河的照片和一张今天录像的光盘，让我终于忍不住潸然泪下。

我把那枚肩托安装在了我的小提琴上。我的确一直在用它，几年后为了婚礼演出的副业，我换了一把好琴，期间琴弦和琴弓也都换过多次，只有这个肩托我从来没有换下过。

工作的第一年我很忙，我发现最重要的似乎并不是授课水平，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学生矛盾、教师矛盾、师生矛盾和家校矛盾全都很棘手，更要命的是它们常常同时出现。不过得罪了几个人之后，我也大概知道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刚开始我还常给小莫写信或者发短信，他总能给我讲上海的新事物，后来我们通信的频率有所降低，但也一直联系着。

我倒是不怎么主动联系涛哥，我猜测他可能还带着乐队游荡在不同的城市，唱不同的歌，昼夜颠倒，醉生梦死。一年后我去参加高中同学的婚礼，新娘是我们乐团拉大提琴的同学，现在就在琴行当大提琴老师。她本想让我当伴娘，后来又改问我愿不愿意为她在婚礼上演奏《爱的礼赞》。她说之前想自己演奏，但穿了沉重的婚纱坐都坐不下来，更别提拉琴了。

我在去婚礼的路上既激动又迷茫，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同龄人有的已经成家了，而我好像还像十八岁一样只想着音乐、烈酒和狂欢。在新娘入场时，我站在一旁拉小提琴，看到她美丽而幸福从宴会厅门口踩着红毯走来，漂亮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我感到特别高兴。

“谢谢你呀，霖霖。”仪式结束后她对我说。

“我真羡慕你。”我说。

“你也会找到爱情的。”她祝福我，还把手捧花送给了我。

从宴会厅出来后有人在外面等我，我走近一看，居然是涛哥。我很惊讶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人家也是我高中同学呀！”涛哥说。他又压低声音，很神秘地说：“我还追过她呢。”

“得了吧你。”我打了他一下。“回来多久了？怎么没忙着巡演？”

他笑了笑。“才回来几天，不过乐队都解散了，以后也不巡演了。”

我愣住了，笑容也凝固在了嘴边。他看我一脸凝重，连忙解释：“别多想，没啥事，和平解散，和平解散。”

晚上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这一年里，飞鹰乐队的确参加了不少演出，的确夜夜笙歌、纵情狂欢，但这一切也就是在不久前戛然而止。鼓手要去文旅局工作，不能再拖；贝斯手和吉他手都读的五年制建筑学，也已毕业，要参加工作；欢欢和沐歌过年时见了家长，已经订婚，结果一周前发现怀孕了，沐歌得知后当场求婚，现在两家已在商量结婚事宜。

“都是好事啊！”我又高兴了。“不过欢欢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这不是上周才发现吗，还没来得及通知朋友们呢，我今天见你了，跟你闲聊几句而已。你和小莫呢？你们都怎么样？”

我说小莫早就去上海了，这一年也在写信，不过没再见过面。我又说自己过得也挺好，之前的高中同学有的又重新开始来往，倒也不算孤独，就是没人一起搞音乐，稍微有点无聊罢了。

我又问涛哥以后的打算。

“还是得组乐队。”涛哥说。“但也不急，我之前巡演攒了不少钱，够我再过一段时间。”

但他也没想好到底该去哪里组，是留在我们的小城，还是回到省城去，甚至是去北京闯一闯。但他觉得这都不重要，只要愿意，到哪里都能有音乐。

“组不起来我就先自己唱，而且我还有你们。就像你当年说的，如果三十年之后，我真的能去红磡了，我一定要把你们一个个全都找见。”

“所以你始终摆脱不了音乐？”我问。

“你不也是？”他反问道。他靠在椅子上，也和我谈起了过去。“他们又何尝不是呢。想想咱们第一次去南京，坐硬座。过去哪坐过火车呀？车上都是跟你一样的人，喝酒打牌，聊全世界的摇滚乐队。然后到了废弃工厂，住在仓库里，水泥地上排练，然后烤小鱼吃，那么热的天，还要生火，从头到脚的空气都是烫的，陌生的南方女孩告诉你广州人吃蛇肉，多新奇？第二天晚上上舞台，聚光灯打在你脸上，下面上千个观众都盯着你，朝你挥手和尖叫，你唱着自己最喜欢的歌，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下台之后是最好的兄弟们迎接你，说你牛逼，给你递酒，然后你抬头，就看到李志在你面前唱《广场》，你说，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夜晚，你的人生会不会被影响，你又怎么可能摆脱得了音乐？”

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我没有接话，但有点想哭。我喝了一大口手中的酒，然后抬起头，看着布满云朵的夜空，并突然觉得这样的夜晚与之前好像也没什么两样，仍有火车从北方开往南方，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雨。仍有人年轻，仍有人狂欢，仍有人唱着三十年前的歌，你随时可以加入他们，也随时可以退出。你不知道下一个夜晚会遇到什么人，又会错过什么人，或者会发生什么能影响你人生的事情。你只是知道还有下一个夜晚。

沈归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心情却无法振作起来。当她最终怀着让人不安的悲伤起身并拉开了窗帘，才发现陈曼在她的门外。陈曼正焦急地在屋檐下踱步，额发已被小雨打湿。沈归有些惊讶，不知陈曼为何这么早来找她，便加了一件披肩，开了门，用不大的声音关切地叫道：“外面冷，有事进来说？”她话还没说完，就看到陈曼身后跟着她的邮差。一瞬间她从陈曼和邮差的表情中读出了一切，并立刻明白了在梦与醒的交界处为何会感到手指上的疼痛并听到弦断的声音。她用哀求的眼神紧盯着陈曼，仿佛希望陈曼告诉她事情不是她所想的那样。她慢慢地挪动脚步，走了过去，从邮差手中接过了那封微湿的信。陈曼已从她的默不作声中得知她显然猜到了一切，她们在寒冷与死寂中相顾无言了许久，最后是陈曼轻轻为她裹紧了披肩，未做一句多余的解释或安慰，只是在她耳边低声说：“这周所有的演出我都会帮你推掉。”然后便带着邮差走了。她破天荒地没有给陈曼拿一把伞，或者说些什么挽留的话，任他们冒雨离开了。她死死攥着那封信，失神地站在廊下。天还没亮，细雨还飘洒着，沈归看着院中唯一一棵已经干枯的桂花树，意识到这是她这三十年来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也将是她一生中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一

半个世纪之前沈归出生在北城的西护城河边。当时北城与华城已罢战息兵了快十年，军队年年裁员，她的父母也在合计着从文工团尽早退出，却因这个女儿的意外到来而不得不暂缓了计划。沈归的童年在军队大院中度过，大人们总是忙着排练和开会，幼儿园的其他孩子常邀她在放学后继续在院子里的沙坑里和假山后继续玩耍。她过早地厌倦了在无聊的游戏中等着军号声叫大家吃晚饭的生活，在一次碉堡战中帮助同伴垒好了沙丘，然后大声地宣布：“我以后不想跟你们玩这个游戏了。”孩子们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面面相觑地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一位戴着红臂章扮演儿童领袖的小男孩站了出来，义正言辞地问：“沈归同志，你对我们的游戏有什么新的提议？”她不知所措地摇了摇头，但同时也有几个女孩子附和着：“我们也不想继续玩打仗游戏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一会儿，最后一个孩子说：“我们学孙悟空大闹天宫，去闹排练厅吧！”大家都被这个提议吓到了，但很快有人说：“不去的就是胆小鬼、保守派。”谁都不愿被安上这样的头衔，大家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兵分三路，蹑手蹑脚，逃过大人的视线，最后汇集在一个空舞蹈房内。女孩子们翻出红手绢和花扇子开始跳舞，男孩子们拿起木头枪扮演边防战士，沈归却注意到了角落里的一架钢琴。她坐到了琴凳上，好奇地敲着黑白键，很快明白了这是从左到右发出从低到高声音的乐器。她兴致勃勃地在上面摸索了一会儿，然后便敲出了院里的起床号。孩子们听到起床号立刻精神了，开始模仿列兵，排成了两路纵队，从木地板的一头跺着脚走到另一头。几个刚刚下了排练的女兵路过门外看到了这一幕，兴高采烈地去汇报：“家属院的孩子跑到排练厅来了！”大家立刻忽视了组织纪律，跑来找有没有自己的孩子，沈归的父母也在其中。大家在门口听见有人在弹起床号，以为是哪个伴奏老师在陪着孩子们疯玩，看到是沈归时，都开始惊讶地问沈归的母亲：“你这么早就让她学钢琴啦？”沈归的母亲一脸莫名其妙，看了半天，确认是自己的孩子，只是摇着头，然后又转头质问沈归的父亲：“你竟然不跟我商量，就偷偷让她学钢琴？”沈归的父亲被这个指控问得也是莫名其妙、百口莫辩。大家把孩子们喊了出来，各自揪着各自的孩子回家了。沈归的父母在家问了她半个小时，她当时又急又怕，担心父母因为她大闹排练厅而责罚她，便一边哭着说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边说这是另一个小朋友的馊主意。父母当晚就带着她去了李政委家里，她听说见了政委下一步就是进监狱，不知道自己将受到怎样的处置，开始后悔自己的胆大包天。三个大人在一起不知说了些什么，政委笑眯眯地把她带到自己的卧室里，让她去钢琴上弹一遍起床号。她胆战心惊承认并复现了自己在排练厅犯下的罪行，政委听完点了点头，就让她的父母把她带走了。

沈归没想到自己没挨骂也没挨打，睡觉时小声问母亲：“咱们今天为啥要去见李政委？”母亲没回答，反问她：“你觉得政委阿姨好不好？”她想了想政委慈爱的笑容，嘟囔说：“挺好的。”母亲又问：“那你以后跟她学钢琴好不好？”她没法判断这个事情好不好，母亲又补充说：“你如果跟她学钢琴，就可以天天去排练厅弹钢琴玩。”这下她能判断了，立刻说：“好。”她本来还以要给她什么惩罚，却没想到得来的是这么大的奖励。母亲说：“那你以后学琴的时候要叫她李老师，还要乖乖听她的话。”她点点头，继续说：“好。”母亲对她的表现有点失望，抱怨说：“人家李政委是咱们部队弹钢琴最厉害的，你就只说个好？”她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真诚地对母亲说：“妈妈，我觉得特别好。”

从那之后她每天放学既不能在幼儿园的小院里玩滑梯，也不能跟着男孩子们去外面玩打仗游戏，李政委——她得叫“李老师”，给了她一把排练厅的钥匙，要求她每天在钢琴前认认真真坐两个小时。有时她能一个人呆着，弹琴弹累了还能悄悄从琴凳上跳下来，在排练厅的木地板上连滚带爬地玩一会儿，但大多数时候李政委拿着一根指挥棒，板着脸站在她后面。

“手指抬高！”李政委声如洪钟地对她说。“下落的时候要有力度！”

她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地点着头，努力把手指抬起来，重重地落到琴键上。

“不要压手腕呀！”李政委声嘶力竭地尖叫。

钢琴课后有时李政委会留下她一起吃晚饭。在所有和李政委的相处中，她最喜欢的是吃饭环节，因为这时李政委就会重新换上慈祥的眼神，笑呵呵地和她说话，让她想到自己的奶奶。她只有过年才能见到奶奶，和奶奶在一起意味着有吃不完的糖葫芦，还可以在街上随便买摔炮和呲花。

沈归学了半年钢琴，第一次大展身手是在一次排练中，伴奏老师家里有人过世，没来得及请假就回去了，李政委让她先顶了上去。李政委牵着她的小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她带进了排练厅，向众人煞有介事地介绍：“这是沈归小同志，今天由她担任《祖国大地》舞蹈排练的钢琴伴奏。”她坐到钢琴上，看到面前陌生的谱子，抬头对李政委说：“李老师，我没练过这首曲子。”她有点紧张，想从琴凳上下来，却被李政委按住了。“你直接弹就行，跟上舞蹈老师喊的节拍。”她听话地点了点头，刚把手放到钢琴上时还有点胆怯，弹下第一个音后立刻神气了起来。她顺顺利利地把整首曲子一遍弹下来了。她的母亲是女主舞，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最后凭着自己的敬业精神把注意力从女儿身上移开，勉强完成了整场排练。排练结束后沈归松了口气，蹦蹦跳跳地跑出去，在门口等母亲换下舞鞋和练功服。

她本以为只是完成李政委的一个任务，却未料到从那以后大人们看她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她惊讶地发现这个一技之长为自己赢得了各种各样的赞许，之前大人们提到她，只说“沈自方家的闺女”，但如今一定会额外补上几句跟钢琴有关的话，最起码也得把她弹伴奏的事情讲一遍。她开始胆大妄为地出入在排练厅里，没事干就坐到钢琴前对着谱子弹几句，年轻女兵这时候都会围上来，对着她一番夸奖，然后充满艳羡地对她的母亲说：“要是我女儿也跟归归一样就好了。”

李政委是她唯一害怕的人。李政委对她愈加严格，有时她弹琴走神了，指挥棒就会直接敲到她的手指上。“这一句再弹十遍，一遍都不能错。”李政委凶狠地说。她又累又饿，一遍都不想再练了，伤心地哭了起来。李政委拿着指挥棒站在她旁边，看着她哭了半天，等她的哭声渐渐弱下去，掏出手绢来，给她擦干净了鼻涕和眼泪，抚摸着她的头发，把声音放得柔和了起来，和蔼、耐心地问：

“现在可以弹了吗？”

她流着眼泪点了点头，听话地继续弹了下去。

“你为什么这么听李政委的话？”当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之前一起打碉堡战的男孩子时，对方不解地问她。这个小男孩名叫谢领军，现在不屑于只扮演儿童领袖了，他已在打仗游戏中当上了指挥官的位置，还因为失去了她这个战友感到格外遗憾。

“你爸妈没跟你说过？”她反问谢领军。

“说什么？”谢领军又问她。

“如果你不听话，政委就会把你送到监狱里去。”她纠结了很久，最后鼓起勇气，在谢领军的耳边用最低的声音说出了真相。

“太恐怖了，那如果我是你，我死也不跟她学钢琴。”谢领军充满同情地对她说。

沈归没有再继续说了，她本来想反驳他，说李政委大多数时候很慈祥，或者讲讲弹钢琴多么有意思。可她当时就是觉得：“跟他有什么可讲的呢？他又不会弹钢琴。”她和谢领军一起趴在地上，用狗尾巴草逗着地上的两只蚂蚁，她那一侧的蚂蚁又大又黑，看起来像一只蚂蚁将军，却被她的狗尾巴草弄得晕头转向。小男孩把狗尾巴草扔到了一边，翻了个身，仰面朝天躺着，阳光透过槐树细碎的叶子落到他的脸上。

“沈归，你好久没跟我们一起玩了。”谢领军突然对她说。

她也把狗尾巴草扔到了一边，和他并排躺到阳光下面。“可是我每天下午都要练钢琴。”

谢领军像个大人一样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感慨道：“也没关系，以后我当大司令，就钦定你当文工团的团长。”

她满是崇拜地看着他。这时有几个小孩子跑步经过，看到他们俩，大喊道：“你们两个怎么单独在这里！”谢领军爬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站得笔直，振声道：“我在和沈归同志进行重要谈话。”又扭头对她说：“沈归，你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她跟着他们去了，今天的游戏主题是消灭蚂蚁。一个年龄最小的男孩子从家里拿来了一款新式的放大镜，镜片四周薄如蝉翼，周围镶了一圈锃亮的金边。他耀武扬威地对大家说：“我家这个放大镜是纯金的，大家可别磕坏了。”大家围坐在他身边，只见他把放大镜太阳底下，镜片下面就聚出来了一个小光斑。他移动镜片，让小光斑落到了一只蚂蚁身上。她和大家一起聚精会神地看着本来静止不动的蚂蚁开始扭动身躯，拼命地想要逃窜，但光斑在男孩子的操控下准准地落到它的身上。蚂蚁从猛烈的扭动变成了痛苦的蠕动，身体越缩越小，最后一束灰烟从它身上升起。可怜的蚂蚁彻底停止挣扎了。

行刑的男孩子把纯金镶边的放大镜收了起来，得意地看着同伴们，等着大家的评价。

“这是一种新型的武器。”一个小女孩说。

“下次咱们再和华城打仗，就让战士们用放大镜烧死敌人。”一个小男孩说。

“这太残忍了！”沈归忍不下去了，猛地站起来，大声怒吼道。大家被她吓了一跳，都不敢说话了，紧张地看着她。刚才还很得意的小男孩仿佛一下子泄了气，受到批评一般，沮丧地蹲在旁边。

她转向了邀请她加入游戏的谢领军：“如果你们以后再玩这种游戏，就不要邀请我了。”谢领军也站了起来，想去拉她的胳膊，却被她一把甩开。她转了个身，麻花辫狠狠地抽在小男孩的脖子上。

“她生气了。”谢领军看着她离开的背影，遗憾地向同伴们宣布。

沈归一个人孤单地走了，她头也没回，气鼓鼓地到了排练厅里，从脖子上拽下钥匙，打开门锁，跳到琴凳上去，开始在钢琴上发泄自己的不满。她用足了全身的力气，在琴上砸了一遍最近新学的练习曲。等她弹完后，李政委笑眯眯地从门外走了进来，看着她因为生气憋红的小脸，夸奖道：

“刚才这遍弹得很好。记住这个感觉了吗？这就是力度。”

二十年之后，沈归第一次前往莫城，在那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演奏会。当时她还太年轻，她傲慢地去弹了几场琴，目中无人地走过火车站前与演奏厅外迎接她的人群，回绝了所有的采访。陈曼寸步不离地陪在她身边，一边联系演出厅和主办方的对接人，一边排节目单，还要忍受数以万计的邀请邮件与电话。“接个采访吧，不然电视台的人不会让咱俩活着离开的。”陈曼恳求她。她最终还是同意了，电视台大动干戈地派了一大群人来采访她，问她在演奏愤怒的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她坐在躺椅上，眼睛也不抬，冷冷地说：

“蚂蚁。”

记者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盯了她一会儿，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胡搅蛮缠，想继续追问下去。可不论他们再问什么，她都缄口不语了。

只可惜在那场采访中，这两个字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人们只当这是她随口而说的敷衍之语，没人能将这个回答与她的童年联系在一起。全世界唯一可能对这个事情有印象的人就是谢领军，可他当时已经疯了。

当时她一个人坐在排练厅的角落里，把那首枯燥的练习曲来来回回砸了许多遍，李政委要她记住这个感觉，她记住了，可她与此同时记住的还有那只干枯然后死去的蚂蚁。不论她怎么弹琴，都没法把那只蚂蚁从脑子中驱逐出去。黄昏时她回家了，蔫蔫地坐在桌子前面等着开饭，母亲奇怪地问她：“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被李老师批评了？”她接过母亲递来的饭碗，摇了摇头，扒拉了几口饭，又放下了筷子，小声说：“我不想跟谢领军当好朋友了。”“你俩闹矛盾啦？”母亲轻描淡写地问她。她点了点头，看着母亲，好像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些什么建议。“我记得你俩关系挺不错的，说不定过两天就和好了。”母亲继续轻描淡写地说。“我是不会主动跟他和好的。”她赌气地说。母亲笑了，隔着桌子捏了捏她的脸。“小小年纪脾气倒倔。”母亲让她赶快吃饭，关于谢领军的话题也就此终止了。

第二天谢领军来找她了，向她赔礼道歉，并给她带了一盒黄桃罐头，希望能和她重归于好。她看着那盒黄桃罐头，着实被诱惑了，差点就忍不住要收下，但还是义正词严地对他说：“我不会收的。”她甚至没有在他面前多做停留。她不知道他有没有继续去和那几个孩子们一起玩，但她也不在乎了，她又大步流星地走到了排练厅去，开始弹钢琴。

在那之后的每一天谢领军都会来找她，显然他并不想失去这个朋友。她一直对他避而不见，虽然她其实早就原谅他了，可她就是不想接受他的道歉。和谢领军赌气的日子里她一直一个人呆着，每天放学和晚饭之后就去弹钢琴，别的什么也不干。“你最近怎么这么勤奋？”李政委每次路过排练厅都会看到她，对此感到很惊奇。

过了一周多，她还是不理谢领军。他越来越沮丧，然后越来越平静，逐渐地接受了这一切，并不再主动找她了。很快就到了夏末，她要开始准备上小学了。她的父母又开始在家盘算退出文工团的事情，现在随便跟个团出去演出——只要不是文工团，收入都是文工团的好几倍。“跟团长和政委打个报告，趁早走人，别等被他们裁出去。”她的父亲悄悄嘀咕。“你等着吧，过两年迟早要再搞一次大裁员。”他说。可是他们其实并没想好如果离开文工团该去哪工作，住的地方一时半会也不好找。他们试探地问起女儿：“归归，如果咱们搬家，你愿意吗？”沈归为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怔住了，过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问：“那我还有钢琴弹吗？”她的父母一时语塞，二人都未想过这件事情，也没料到她第一时间会问这个问题。她的父亲率先回过神来，忙不迭地说：“当然可以有，钢琴，很好办，在家里买一架就行了。”她的母亲连连附和，她便露出了笑容：“那我就愿意，搬到哪里都行。”她话刚说完，却又突然意识到，如果搬到很远的地方，她就再也见不到谢领军了。她一方面觉得谢领军是她最好的朋友，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跟他不是朋友了。她有点矛盾和纠结，但转念一想，似乎有钢琴弹就足够了，即使搬到其他地方，她也能认识更多的谢领军，和他们都做好朋友。她又有点不放心，补问了一句：“我真的还能有钢琴弹吗？”她的父亲已经对这件事情胸有成竹了：“当然有，我们专门给你买一架钢琴，它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她惊喜地尖叫，扑到父亲身上大喊：“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她一直以为搬家应该徜徉在欢欣的氛围中，父母带她去看了一次新房子，他们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才到了一个很偏僻的街道上，路边坐落着几栋矮房。这一片都光秃秃的，东边不远处是钟鼓楼，南边不远处是一座小塔，西边还有一块麦田。父亲将她带到房子里面，指着小阳台，告诉她：“这里放你的钢琴，你弹琴的时候把窗子打开，全北城的人都能听见！”她大受鼓舞，母亲却在旁边疑惑地问：“那该在哪里晾衣服呢？”她的父亲也没有想到这一点，随便说了几句搪塞过去了。看完房子之后他们又坐公交车回去，她有些困，在路上睡着了，等再醒来，却发现自己被母亲紧紧抱在怀中。她揉着眼睛，发现他们还是在公交车上，但公交车堵在了路中间，她又努力往窗外看，发现路上全是车，有的人站在车顶，手里举着喇叭和手电筒，强光晃来晃去。还有人举着火把，穿梭在车流之间。“妈妈，外面怎么了？”她才问了一句，就被母亲死死捂住了嘴。“不要说话，我们现在下车。”母亲对她说，她惊奇地发现母亲的声音已经又嘶哑又颤抖了。他们三个悄悄从后门下了车，她听见外面的人喊着各式各样、震耳欲聋的口号，手电筒的光时不时直射到她的眼睛里，人们举着旗子和横幅从马路直接跳上卡车。她有点害怕，把头埋进了母亲的怀中。母亲抱着她，父亲搂着母亲，他们走回了家里。“快去睡觉。”母亲对她说，什么都不再解释。“那你们呢？”她焦急不解地问。母亲没有回答她，又把她一把拉到面前，说：“明天我们可能要一大早开始搬家，到时候我叫你，你就必须起床，所以现在快去睡觉。”她点了点头，不敢违抗母亲的命令，随便洗漱了一下就去睡觉了。她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小床上，关掉了灯，可就是睡不着。她朦朦胧胧听到父母在客厅里的交谈。

“真的是他？”父亲问。

母亲突然嚎啕大哭。“我说过的，他为什么不听……”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又撕心裂肺。“全完了，他把我们全毁了……”她哭喊着。

她听见父亲耐心的声音。“睡吧。这就是命。”

她迷迷糊糊睡着了一段时间，又很快被母亲唤醒。“快，穿上衣服。”母亲把她最好的一件棉服套在她身上，可那时正是夏天。“太热了……”她半睡半醒地抱怨着。“这不是你最喜欢的衣服吗？”母亲手忙脚乱又耐心地对她说。“箱子放不下了，如果不穿上，我们就要把它扔了。”

她穿好了衣服，还没来得及洗漱，就被父母拉扯出了家门。母亲肩上扛着巨大的布袋，父亲提着几个箱子，她的手里也被塞进了一只小包。母亲拉着她，急促地往外走。“我们不去跟叔叔阿姨们告别吗？”她揉着眼睛问。父母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且走得越来越快，让她快要跟不上了。

就在他们要踏出家属院大门的瞬间，她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她猛地回过头，在黑暗中，她看见谢领军的声音正从东边地平线微亮的晨光中出现。

“沈归——”小男孩的声音划破天际。他穿着短裤和拖鞋，拼命向前跑着，对她挥舞着双手。“别走——”他大喊着。

母亲拉住了她的衣服，把她往门外拽。谢领军仍在拼命向前跑，她也举起手，向他挥舞着，但母亲已经将她拉到了门外。她看到谢领军最后重重地摔在地上，激起一阵尘土，他的脸也被尘土淹没了。

那一天，她与谢领军分别之后，在晨光熹微中，和父母走路穿过了半座一片狼藉的北城。街上到处都破败不堪，站岗的士兵全都不见了，只剩下躺着的、趴着的人。母亲让她什么都不要看，只是往前走。最后他们如释重负地坐到毛胚房光秃秃的地面上，行李七零八落地散放着。

三个月后，他们的房子才终于修整完毕，她也拥有了一架靠窗的钢琴。至于那一夜和接下来的三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一直没有彻底搞清楚。但父亲和母亲都改了名字，母亲甚至改成了姓——以后，父亲叫沈忠国，母亲叫沈爱华。她还得知她唯一的舅舅进了监狱，并已经去世了。

二

她的童年仿佛就在那个晚上猝然结束了，虽然她也许用了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去适应——或者长达一生。秋天到来后，她的生活好像又奇迹般步入了崭新的正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窗前的那架钢琴，枣红色哑光漆，罩着奶白色的蕾丝布，也许和家里的餐桌桌布是同一块料子。她又开始上钢琴课，不过跟的是家附近一个驼背的爷爷。

“他早些年被打成了反革命，几年前放了出来，现在又平反了，追封了一大堆头衔，还变成了街道办主任。”母亲这样对她说。“你要听他的话，还要叫他蒋老师。”

“他姓蒋？”沈归疑惑地问。“这难道不是坏分子的姓吗？”她很是不解。

母亲在她额头上狠狠弹了一下。“以后千万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母亲又对她说。“姓蒋的有坏人，但也不全是坏人。不管别人是好是坏，你就记着，蒋老师是好分子。”

她于是去蒋老师的家里上了第一节课。那是秋天到来后，黄昏时分却并不寒冷，母亲让她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关于那一天，她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日落的时间，路上见到的树木，走了多远，是否过了河流或城门，她都已全然忘却。她只记得走在一条宽阔得仿佛看不见尽头的街道上时，一个士兵走了过来。母亲紧紧攥住了她的手，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士兵盯着她，敬了军礼，然后说：

“同志，请注意仪容仪表。”

她没听懂这句话。母亲却连连鞠躬，然后一把抓住她的衣领，为她扣上了第一颗扣子。母亲又拽着她的右臂，把她的手掌放到额头上面，仿佛也是敬了礼。士兵露出了善意的微笑，示意放行，母亲便带着她继续赶路了。最后她到了一栋筒子楼前，母亲反复对她说要有礼貌，少说话，多鞠躬。于是走进筒子楼并走上四楼后，她听着母亲的喋喋不休，只能不断地鞠躬。母亲说一句话，她就鞠躬一次，直到蒋老师把她扶到了钢琴前面。“弹一首吧！”蒋老师声如洪钟地对她说。她偷偷打量着这个陌生的新老师。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长满褐色的斑点，背也有些佝偻，仿佛并不像一个钢琴老师，而像文工团大院的门卫。可她并不敢说话，只能按着蒋老师的意思弹一首曲子。

当时她已经接近三个月没怎么弹琴了，当然，她也仍然不知这位老师究竟是李政委一般的好分子还是姓蒋的坏分子——她弹了《在北城的金山上》。这是歌颂伟大领袖的乐曲，节奏欢快，热情真挚，她也常听母亲唱起。

她表演一般地抬腕，落到琴键上，弹完一曲，又表演一边地落腕，把双手放到膝盖上，然后从琴凳上站了起来，对蒋老师深深鞠了一躬。她紧接着退到了母亲的身后，低着头，等着蒋老师的评价。

“很好，”他喃喃低语着，眯起眼看着她。“您说她才六岁？”他又问母亲。母亲连连点头。“这样坚定的和弦……很好。”他继续说着，又弯下腰，仔细打量着低头不语的她。

“是的，是的。”母亲夸耀地说。

“很好！”蒋老师又声如洪钟地重复了一遍。“小姑娘！”他突然叫她，把她吓了一跳。“你听听这首曲子，你从中听到了什么？”他问完，没等她反应过来，就在钢琴上开始演奏。

她还愣着，可顷刻，她听到单薄的和弦和叹息般的旋律——仅此而已。她无法再关注听到的任何其他旋律，只是被那一声单薄的叹息侵占着；她甚至不记得蒋老师接下来弹了什么，乃至他结束了一曲，她都停留在那三个和弦中，直到蒋老师叫她，她都没有恢复意识——“小姑娘？”蒋老师叫了整整三遍，她才回过神来，“你听到了什么？”蒋老师问她。

她突然悲伤了起来。“我没认真听。”她诚恳地说。

“那你听到了什么？”蒋老师忽略了母亲想要解释的急切目光，继续问她。

“我想到了我的好朋友，可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她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她想到了那天谢领军逐渐模糊的身影。曙光中，他渐渐消失，以及冉冉升起的尘土——和泪水一起挡住她的视线。她带着哭腔，毫无逻辑地问了一句：“我和他还会再见面的，对吗？”

蒋老师并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也许会，也许不会吧？”他说。他转向母亲，“您的孩子……”他又放低了声音，开始窃窃私语，却是对着母亲说的。“她不应该承受这些的，您知道吗？”他又说了几句话。“当然……当然，政治是不重要的。”他继续说。“我愿意教她，请您放心。”她记住了这句话。她看见母亲开始鞠躬，她忍不住，也继续鞠躬，然后想起来母亲教的军礼，她就对着蒋老师敬礼。

“不必如此。”蒋老师笑了，露出缺了几颗的一口黄牙。“不必如此，哈哈！”他又重复着。他笑着送她和母亲出了筒子楼，夜已深了，走廊里却没有灯，母亲连连说着没事，出门时却又差点被绊了一跤。蒋老师忍不住了，拿了一支蜡烛出来。“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哈哈大笑地说着，嘱咐母亲下周同一时间再带她来。母亲举着点燃的蜡烛，一步三回头地送别了蒋老师，带她走出了筒子楼；在一片黑暗的蒙蒙细雨中，母亲吹灭了蜡烛；当然也有可能是被雨浇灭的。“回家吧。”母亲对她说，揉了揉她被雨打湿的头发。

回家之后她躺到床上，却又不怎么睡得着。她翻了几个身，又忍不住悄悄爬了起来，光着脚走到了客厅的窗前。她偷偷拉开了窗帘，让月光流淌进来，让所有的、全部的月光都落在她的钢琴上。她坐了下去，打开琴盖，抚摸着黑键上的棱角，虽然不敢弹出声音，她却忍不住在琴键上方的空气中开始演奏，她闭着眼睛，让自己的双手像蝴蝶一样翻飞着、舞动着。她这样静静地演奏了很长时间，幻想着自己真的是一个钢琴家，最后重新盖上了琴盖，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了。

沈归满心挂念着钢琴课，但第二天母亲又对她说：“从下周开始，你就该上小学了。”她觉得有些突然，上小学好像对她而言一直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是院子里戴着红领巾的大小孩们的专属身份。她点了点头，又问：“小学都学些什么？弹琴唱歌跳舞吗？”母亲笑了，说：“学，但还要学读书写字算术。你看，”母亲拉过来一个袋子，从里面拽出来透明塑料纸包着的铁盒，并打开，“这是给你买的新文具，这是铅笔，这是橡皮，这是乘法口诀表——以后你就知道了。”母亲直接预判了她的欲言又止。“这是你的新书包，以后上学你就要自己背书包，自己整理文具。”母亲又说。她一边点着头，一边捧起文具盒，漂亮的铁盒子在她手里嘎吱作响，盒子上面还印着图案：蓝色的大海，白色的帆船，一个长发的美丽女孩眺望远方。她从来没见过大海，海在她的印象里好像只是大人们口口相传的一个士兵哥哥——他本是文工团的小号手，最后却穿上蓝色的军装，加入了海军的远征，成为了光荣的水手，“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大海与祖国。”人们提起他时，总会这样收尾。母亲看着她摆弄手里的文具盒，在她面前坐了下来，摸着她的头发，突然放缓和了语气，问她：

“归归，爸爸妈妈的名字是什么？”

她不解地看着母亲。“爸爸之前叫沈自方，现在叫……”

“不对。”母亲立刻打断了她，语气也严厉了起来。“如果有人问你，千万不能说爸爸妈妈改过名，知道吗？”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爸爸妈妈的名字是什么？”母亲又问了一遍。

“爸爸叫沈忠国，妈妈叫沈爱华。”她大声说。

母亲又拉住了她的小手。“等你去上小学了，老师们如果问你家里的情况，就这么说，记住爸爸妈妈的名字，记住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改过名，知道吗？如果他们问爸爸妈妈的工作，就说是军人，别的什么都不要说，知道吗？”

“知道了。”她回答。

母亲叹了一口气，最后又补充道：“你也从来没有舅舅。一定要记住。”

母亲的这场预测在沈归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得到了应验。上午，语文课，她学会了以下内容：小眼睛，看老师；小耳朵，认真听；小胳膊，放桌上。然后她学会了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数学课，老师打开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让大家数一共有几颗星星，一颗大星星，四颗小星星，一共是五颗星星，老师教大家：1+4=5。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脑袋后面垂着根小辫子的男孩，上课发言很积极。下午，思想品德课，老师让所有同学轮流自我介绍。“你叫什么，你来自什么家庭？”和蔼可亲的思想品德老师问道。

“我叫张光明，我来自工人家庭。”她身边的男孩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的声音很大，他的热情洋溢让老师绽开了更亲切的笑容。“说得很好，张光明同学！”她把目光移到了沈归身上。“那么下一位，就请他旁边的女生来说，好不好？”她用眼神鼓励着沈归。沈归站了起来，脑中又回顾了一遍和母亲的对话彩排。

“我叫沈归，我来自军人家庭。”她大声说。同学们发出了惊叹声，老师和蔼地对她点了点头，又请了下一位同学。就这样，半节课的时间用于让同学们介绍家庭出身。大概一半的同学来自工人阶级，一半的同学来自贫农阶级，剩下零零星星几个来自军人或教师家庭。老师很满意地宣布：所有同学都来自先进分子家庭！

“今天学到了什么？”晚饭时母亲问她。

“语文课学了一篇课文，数学课学了数数，思想品德课学了先进分子。”她对母亲说。“我是先进分子。”她又补充说。

第二天则有了音乐课，上课地点在一楼的音乐教室，教室很大，两面都有窗子，教室中却没有椅子，只有两个大台阶——“这是合唱台。”年轻漂亮的音乐老师对大家说。老师让女生坐在一边，让男生坐在另一边，然后自己坐在教室最前面的一架钢琴旁，开始教大家唱音符。她早就会，因此上课有点心不在焉，一直看着音乐老师在钢琴上翩翩演奏。音乐老师穿着白衬衫和红裙子，还有一双黑色的皮鞋。她看了看音乐老师散发着光泽、打着小丝巾的白衬衫，又看了看自己领口已经洗得发硬的白衬衫，心中全都是向往。

“今天上了音乐课。”回家后她对母亲说。“音乐老师弹钢琴的样子太漂亮了，我以后也想像她一样。”

“你喜欢音乐课吗？”母亲问她。

“喜欢。”她说，可犹豫了一下，又改口了。“我也不知道。今天上课教的我都会了。”她一边吃饭一边说。“我当了音乐课代表。”她又补充说。

她的小学离家不远，父亲每天早上骑车送她上学，放学后再接她回来。校园也不算大，但有个可以跑圈的小操场，还有一个礼堂，不过还是比军区家属院要小多了。中午有的同学回家吃饭，她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学校食堂吃，拿一张饭票，可以换一份有菜有肉的午餐。饭后她一般就趴在教室的桌子上睡觉，有时也会睡不着，但最多也就是在走廊里闲逛。

开学第一周的周末，母亲带她去蒋老师那里上了第一节钢琴课。仍然是个傍晚，等她们走到蒋老师家的没灯的筒子楼，天已经黑了。她在蒋老师书房的钢琴前面上课，母亲坐在客厅里等待。

“你之前都弹过什么？”当她坐在钢琴前，蒋老师却不急着授课。

“音阶，练习曲，革命歌曲。”她说。

“革命歌曲……好吧，虽然……”蒋老师窃窃私语了几句，“也有其长处，好吧……文工团的孩子，也难怪，好吧……”他又提高了声音。“但如果真的想学好音乐，只学革命歌曲是不行的。”他态度坚决地对她说。

沈归点了点头。“好吧。”她学着蒋老师的语气。

蒋老师要求她弹一遍C大调音阶，她照做了，但刚弹完上行，蒋老师就突然站了起来，从钢琴上放拿起一张光盘盒，飞速放到了谱架上。光盘盒上印着一个穿西装弹钢琴的男人。蒋老师指着男人的双手说：“看他的手型，看他的手腕和手指。”她看了看，蒋老师又说：“再看看你的。”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才发现和照片比起来，自己的手又小又塌，软绵绵地搭在琴键上。

那张鲁宾斯坦像于就被蒋老师立在了谱架上。蒋老师要求她上课过程中时时参阅，调整自己的手型。他盯着她弹了几遍音阶，终于勉强给出了“还不错”的评价，然后拿出了一张谱子。

“这是巴赫的小步舞曲。”蒋老师介绍说。“巴赫，巴洛克音乐代表人物，伟大的作曲家。巴洛克音乐的特点……精确，精致，你要弹得像水滴和珍珠一样……”蒋老师把谱子摆到她面前。她试着弹了第一句，蒋老师立刻说：“看谱子！连线，跳音，一定要精确，精确，来，看我弹……”蒋老师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把双手凑过来，歪着上半身为她示范。“应该是这样，明白了吗？水滴和珍珠。”她又弹了一遍，蒋老师满意多了，示意她继续。

一个小时的课后她筋疲力尽，一方面是要把手型搭得跟鲁宾斯坦一样庄严有力，一方面是蒋老师说话实在太难听懂——他常常呼叫两句对她的要求，又压低了声音，窃窃私语地评价两句。下课后，蒋老师把她送出了书房，母亲在客厅里，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谢谢您，蒋老师。”母亲一边拉过她的手，一边对蒋老师说。“不必不必，”蒋老师笑呵呵地回答，“小姑娘很认真，也聪明，我很喜欢教她。”母亲一边继续道谢，一边又暗中戳了她几下，她立刻也跟着说：“谢谢蒋老师，蒋老师再见。”母亲带着她退出了蒋老师家。走廊里还是没灯，母亲又从口袋中掏出一把小手电筒，打着光带她走了。

此后她又像之前一样每天练琴，监督她的人则从李政委变成了母亲。母亲对她甚至更加严厉，而且她很不解为什么母亲能讲出蒋老师上课讲过的话——“连线，跳音，蒋老师强调过吧？”母亲质问她。她慌张地点头，改进自己的演奏。她甚至怀疑母亲在外面客厅等她时，偷偷地把蒋老师的授课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但母亲对她的练习时间要求缩短到了一个小时，因此她练完琴、写完学校作业之后，往往还有相当长的空闲时间。这时父母往往都在家里练晚功，母亲甚至会一边踢腿一边打扫卫生。当时家里还没安装电视，仅有一台收音机，父母有时候就播放着新闻联播，一边压腿一边聊天。

“归归，你最近在学校交了什么新朋友？”父亲问她。她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有新朋友，然后反过来问父母：“你们交了什么新朋友？”

她当时并不知道父母有没有去新的工作单位，也不知道自己的出身究竟是否还是先进的军人家庭。但这个问题显然招来了一阵沉默。最后是母亲转移了话题。“你还记得《祖国大地》的伴奏该怎么弹吗？”母亲问她。

“当然！”她欢呼着跳到了钢琴上，开始弹奏。相比于巴赫，这首曲子实在是简单太多了，她高兴地弹完，回过头，才发现父母好像刚刚跳完了一支舞，停在了收范动作上。

从那以后他们的夜间活动就不只是听新闻联播了。母亲在声色俱厉地监督她练习一个小时后，会立刻变得温柔，商量今晚尝试哪首曲子、哪支舞，然后父母商量舞蹈动作，她则在一旁兴致勃勃地摸索旋律，最终以她为父母的现编舞蹈伴奏而结束。这让她不再抗拒那一个小时的练琴和学校布置的抄生字作业，但也导致她在学校越来越不合群。

“沈归，放学后可以一起出去玩吗？”坐她前面的女生问她。

“不行，我要回家练钢琴。”她抱歉地说。

在她三番五次地拒绝邀请后，前桌女生不再主动邀约，而班上则渐渐流传开对她的新评价。“那个钢琴公主？”女生们开始这样指代她，并捂着嘴偷偷笑。不久后男生们也开始这样称呼她了，最后连她的同桌都开始嘲笑她。当放学后，她开始收拾书包，同桌突然故作惊讶地大叫道：“啊哟，钢琴公主要回家练钢琴了！”

她有些不解和惊讶地看着他。围观的同学们哈哈大笑了起来，她又转过去，看着他们，感到不知所措。

“你真的会弹钢琴吗？”一个女生走过来，质问她。她尴尬地站在桌子前面，却又不敢点头。“你怎么证明给我们看？”女生问她。她支支吾吾地开口了。“我可以去音乐教室弹一首曲子……”同学们笑得更大声了。“她真的还想去弹？”围观人群中一个男生大声说。“你去呀！”女生对她叫道。

那时才开学不到两个月。她哭着跑出了教室，然后低着头，快步跑下了楼梯，又跑到了校门口。父亲已经站在自行车旁等她了，看到她哭，非常惊讶。“怎么了？”父亲从她背上取下了书包，放在车筐里，问她。她摇了摇头，坐到后座上，什么都不说。

直到饭桌上她才把所有事情告诉了父母。又是长久的沉默。

“其实你也可以去跟他们玩的。”母亲先开口了。

“可是……”她小声说，“我真的挺想回家弹钢琴的。”她抬头看着母亲，泪眼汪汪地说。

又是一段沉默，父亲却开口了。“我那时候喜欢跳舞，邻居的几个男孩也这样嘲笑过我，但最后我去当兵了，他们羡慕的也是我。”父亲隔着桌子，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又给她碗里夹了一块鸡蛋。“但要是他们惹你不高兴了，就告诉爸爸，爸爸帮你去教训他们。”

她点了点头，又默默继续吃饭。母亲却又突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当时她并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后来的许多年，她早已适应了被孤立——被身边的一切人，包括父母——面对着难以言说的寂寞，她总想起母亲的那句话。“艺术家总是孤独的。”可当时她也未自诩为一个艺术家，甚至她连艺术是什么都不知道。她闷闷不乐地吃完了饭。

从那以后班上几乎没有什么同学再主动跟她说话了。她的同桌则在书桌上划了一条粗粗的三八线，如同宣誓与她断绝来往。她的书桌、课本也会时不时被莫名其妙写上字，画满奇怪的线条，她的书桌内也会被塞进纸团和垃圾。

“沈归在学校很不合群。”她没想到班主任会叫来她的母亲，并似乎直接将错误划归在她的身上。

母亲把她支开了。她站在办公室门外，不知道母亲能怎么和班主任解释这一切。当时已经放学一段时间，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回家了，她不知所措地站在走廊上。就在这时，她远远就看见了音乐老师——她穿着一件耀眼的橘红色大衣，长发披了下来。音乐老师本来是要往外走的，转头看见了她，便朝着她走了过来。

“这不是我的小课代表吗？”音乐老师弯下腰问她。“放学了，怎么还不回家呢？”

“黎老师好。”她嗫嚅着。“我被请家长了。”

黎老师皱紧了眉头。“怎么回事呢？”

她于是说自己在学校“不合群”，说同学们都不理她，还给她取了难听的外号，叫“钢琴公主”。

“钢琴公主？”黎老师却笑了。“这怎么能是难听的外号呢？如果有人这么叫我，我肯定特别高兴。”

黎老师蹲了下来，认真地看着她。“你很喜欢弹钢琴吗？”

她点了点头。

“那你就应该把自己当成钢琴公主呀。”黎老师对她说。

就在这时母亲出来了，看起来并不是很高兴，仿佛刚刚吵过一架。“回家吧，归归。”母亲短促地说，拉起她的手就要走，却猛然看见了黎老师。短暂的对视之后，母亲却没有多说一句话，甚至没给她留跟老师说再见的时间。

那天的晚饭中母亲也没有提及和班主任的对话，也没给她任何和同学相处的建议。“做自己就好。”母亲只是这样对她说。“如果他们不理你，你也没必要搭理他们，更没必要自己不高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知道不？”母亲对她说。

那一周的周末，蒋老师也给她布置了一首新的曲子。“肖邦，浪漫派音乐代表人物，伟大的作曲家。”蒋老师又开始介绍了。“三拍子，圆舞曲节奏，a小调，明白吗？要欢快，又要忧伤。”

蒋老师为她示范了一遍。那是她听过的最好听的曲子，比巴赫好听多了。所以几天后，当黎老师单独把她叫到音乐教室，问她最喜欢什么曲子时，她说：“肖邦的圆舞曲。”

黎老师好像有点惊讶。“哪一首呢？”黎老师犹豫地问。

“a小调，要欢快，又要忧伤的那一首。”

黎老师仍然惊讶，想让她演奏一遍，但她说自己尚未学会这一首，就弹了一首无聊的巴赫。不久后在音乐课上，黎老师宣布了一件事情：“校合唱团要招新同学了，欢迎大家积极报名！”当几乎一半同学都争先恐后举手报名后，黎老师又宣布：“沈归同学弹钢琴弹得特别好，所以，我想邀请她担任合唱团的钢琴伴奏。”黎老师着她露出了鼓励的笑容。

三

从此她的生活几乎只是上学和弹钢琴。每天晚上回到家，她吃完晚饭，练完蒋老师布置的作业，休息一会儿，就要继续练黎老师给她的伴奏谱。父母见她无暇再回忆之前的革命歌曲，只是弹西方音乐与儿歌，就按着她的练习进度继续编舞，给肖邦的圆舞曲配上了样板戏的动作。她朦朦胧胧也得知了父母如今的工作单位，似乎是某个私人剧院，收入应该也有所提升——这只是她的猜测，因为当时她的新衣服突然变多了起来，周末父母也常常带她去饭馆吃饭。七岁时，她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一台唱片机。母亲还买了几张碟，决意要让她对钢琴曲耳濡目染。因此，每天早上醒来时，她听着钢琴曲洗漱；而晚餐时，她也总要听着钢琴曲，一边吃饭，一边和父母聊着白天的事情。

而当蒋老师得知她拥有了一台唱片机后，就从谱架上把鲁宾斯坦像取了下来。“这张碟送给你了，”蒋老师慷慨大方地说。“鲁宾斯坦是全世界弹肖邦弹得最好的人，一定要听听。”那时她已学了好几首肖邦的圆舞曲和夜曲。

“为什么不是肖邦本人呢？”她一边收下碟盒，一边问。

蒋老师显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把她赶了出去。她开心地回家了，把碟片放在唱片机上，开始聆听。她一边听，一边暗暗想，这比母亲给她买的几张碟要好听多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她认定，自己最喜欢的作曲家应当是肖邦。

在学校，钢琴伴奏这一身份似乎也终于给她带来了一点威望；而当她在学校的文艺联欢会中靠钢琴伴奏和两首独奏出尽风头时，所有的嘲讽都好像销声匿迹了。她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会弹钢琴似乎的确是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她虽依旧独来独往，却也不再为同学们的态度而烦恼。但也当然，当班中曾经的众矢之的不再成为众矢之的时，大家总得换一个众矢之的，以达到共同孤立某个人所能带来的集体主义感。

而终于，直到她升入三年级后，新的目标才被大家找到。语文课开始教命题作文，语文老师要求同学们所作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我的理想。沈归毫无疑问，在文章的第一句话就写下：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钢琴家。然后她讲了讲多么想成为一个伟大的钢琴家，想在最大最高的舞台上演奏肖邦。除她之外，几乎所有同学的理想都是成为科学家或者军人或者教师；只有一个女生写下：我想成为一名作家。

“她不会真以为自己是鲁迅吧？”大家一边惊讶于这与众不同的言论，一边给她也送上了“作家公主”的外号。

这个女生名叫林惠。过去的两年里，她相当不起眼，但自从作文课开始，她的文章总被当成范文当众朗读，从《我的理想》，到《我的母亲》，到《一件难忘的小事》，甚至到《我的祖国》。除此之外她还写了很多小说——在她作文本的背面，用密密麻麻的小字。虽然很多同学都不愿承认，但几乎全班都在偷偷传阅她的小说。谁都不知道她如何产生这样的灵感，譬如说一对夫妻杀手的故事，爱情中背叛的故事，以及少年寻找白鹰的故事——许多年后，当沈归回忆起这一切，都完全无法理解林惠是如何将这些莫名其妙的故事组织在一起——但总之，她写得极好。同学们总是偷偷阅读，私下交流故事情节，然后堂而皇之地称她的外号。

沈归也有幸拜读了林惠的大作。可是甚至没有同学主动分享给她，只是有一天语文老师让她发一下作文本——她忍不住翻开看了一眼。里面寻找白鹰故事很快吸引了她。所以她拿着作文本走到了林惠面前。“你的作文本，”她说。“我很喜欢你的故事，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吗？”

林惠当时正低着头在另一个便签本上面写短小的诗歌。看见她来，林惠立刻盖上了本子，然后抬起头狐疑地看着她。那好像也是她第一次认真看着林惠的脸——她个子不高，留着短发，刘海盖在眉毛上，只露出一双多愁善感的眼睛。

“你也是想来嘲笑我的？”林惠冷淡地问她。

“不是。”沈归坐在了她旁边的空位上。“我是真心的，他们之前也欺负我呢，你不知道吗？不搭理他们就成了。你越搭理，他们越起劲。”沈归凑近了一些。“而且，你知道不？艺术家都是孤独的。”

林惠又默默看了她两眼。“好吧，”林惠放下了手中的纸笔，表情认真了起来。“你想怎么做朋友？”

“今天中午先一起吃饭吧。”沈归很高兴对方接受了她的邀请，立刻提议道。

她们一起走向了食堂，很快有同班的同学注意到她们。“她俩怎么在一起？”沈归听到有人小声说。她转头瞪了一眼那个同学，却看见他正在飞快地和旁边的同学低声传话。旁边的同学立刻笑了，对着她俩喊：

“噢哟，快看，两个怪胎！”

他的嗓门很大，立刻引起众多同学回头看向她们。林惠抬头看了一眼周围，拉了拉沈归的袖子，示意想赶紧离开。沈归想起刚刚跟林惠说过的“不搭理就成了”，觉得是该走。她看向林惠，看见她低着头，眼神似有躲闪，却突然从心底涌出一阵同情心。“凭什么忍气吞声的就是我？”她内心想着，然后甩开了林惠的手走到了那个男生面前。

“你刚刚说什么？”她问。

“两个——怪胎——！”小男孩似乎还不知道自己将遭遇什么，嬉皮笑脸地说。接下来，沈归抬起手，狠狠地把一个耳光甩在了他脸上。

所有人都愣住了，她自己也是。她站在挨打的小男孩面前，有些手足无措，但立刻——

“你妈没教过你该怎么说话吗？”她没有经过思考，就说出了这句。

她去拉了林惠的手，在众目睽睽下走了。午餐时，她们在四人桌面对面沉默地吃饭，旁边也没有人敢坐过来。

沈归一中午都过得心惊胆战。她并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胆量动手打人，甚至说脏话；她看着一言不发的林惠，直到吃完饭，终于问她：“你会生我的气吗？”

林惠摇了摇头，可是没有再说话。

她们又一起走回了教室。林惠好像一直闷闷不乐，突然对她说：“我也想像你一样勇敢。”

“其实我也有点害怕。”她小声说。

沈归又被请了家长，但母亲来过一趟后，回家却也未对她出言责备。母亲仍然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又不是你主动欺负的别人。”她其实还想跟母亲多说些话，说说新朋友的情况，说说自己动手时的勇猛和胆怯等等，但母亲留下一句话就走了。父亲也并不在家，她不得不独自练琴。蒋老师在她的强烈要求下，给她教了肖邦的几乎所有圆舞曲和夜曲——除了第十三号夜曲。当她看到蒋老师弹这首，忍不住追问时，蒋老师也只是说：“太难。”她仍然不愿就此放弃，又请蒋老师为她示范一遍。蒋老师只弹了一小段给她，问她的感受。“好压抑，肖邦是不是也没有朋友？”她忧伤地问。她没有再要求学习这首曲子；至于其他的曲子，她早已练好，也早就希望父母能像之前那样为每首都编一支舞蹈。可是很久以来父母都没有再像之前伴着她的琴声起舞。她记忆中，父母最后一次在家跳舞，还是半年之前，她演奏了一首肖邦的圆舞曲，行板，蒋老师总让她弹慢一点。她还记得她慢悠悠拖着拍子，弹着一路向上又坠下的旋律，歪着头看着昏黄的灯光下，父母在局促的客厅里，拥抱着慢慢跳华尔兹的情景。一时间，她竟也不知道自己弹的究竟是夜曲还是圆舞曲了。

但在那之后父母好像变得越来越忙。她也不知道父母到底在忙些什么，她经常独自呆在家里，甚至有时等不到父母回家就昏昏沉沉睡着了，直到第二天被母亲叫醒。她总想问父母昨天晚上去了哪里，但也往往没这个机会，她不得不飞快吃完早饭然后赶去上学。

// 2022年9月28日：我根本不知道这段到底要写啥，太久没写这篇了。。大概是沈归的父母找了新的剧院工作，风生水起然后去做了生意？这段家人关系逐渐冷淡是在说父母转行吗？？忘了之前想些啥。。先放着吧

四

沈归最后一次去上蒋老师的钢琴课正是小学毕业那年。母亲也照旧没有陪她，所以她独自走路去蒋老师家里，到了之后也照旧和蒋老师问好，并寒暄了几句最近一周练琴与学习情况。上课后，她坐在琴凳上完整弹了一遍莫扎特的奏鸣曲，整整十分钟，她弹得有些紧张，既怕错音，更怕蒋老师莫名其妙发火。但等她弹完后，蒋老师却久久没有言语。她终于转过头去看着他。

后来沈归不断回忆起那天她看到的情景。傍晚时分，光线透过窗帘照进来，她的蒋老师蜷缩在靠背椅中，眯着眼看着她，好像还沉浸在音乐中，似笑非笑；她也不断去回忆微弱的光线中他的眼神，好像是一种迷茫，但又好像带着些幸福——是怀旧吗？她当时照例等着蒋老师点评，得来的却是一句：“归归，你也长大了哟。”蒋老师几乎没叫过她的小名，所以她当时吓了一跳，不解地端坐在琴凳上。蒋老师继续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你当时那么小，坐在琴凳上……”她听不见蒋老师在说什么了，他的声音低了下去，细细絮语着，她突然也感到一种哀伤。她开始算算数，今年她12岁，第一次见蒋老师是6岁，那么转眼间，整整六年过去了。

“该上中学了吧。”蒋老师的声音稍微高了点。她连忙点头。“时间真快。”蒋老师说。“我的女儿当年也是你这样，十二岁，弹莫扎特，弹得真好。她去了莫城……”

蒋老师的头歪向一边，好像要睡着了，但他的眼睛分明睁着，却也不知道看向哪个地方。“想当年……”他低声说。沈归依旧什么都没有听见。那个黄昏就这样流逝了，她只弹了一遍莫扎特，然后听着蒋老师对她说起过去，他的声音忽高忽低，忽明忽暗，就像他教给她的音乐。大多数时候她也并不知道该答什么，就点点头。最后他说完了，课也上完了，他终于提高了声音，问她：“还有什么问题吗？”

六年里的每次课她都要听一遍这句话。少部分时候她没什么问题，少部分时候她真心有些问题，大部分时候——她没什么问题，但还是装模作样地认真提出一个问题。但这一次，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问：“蒋老师，我第一次来见您时，您弹的曲子是什么？”

“啊？”蒋老师明显愣住了。“第一次？什么曲子？”

她脑中飞快闪过很多念头，既是怀疑蒋老师是不是没听清她的话，又怀疑蒋老师是不是已经忘了第一次见面的场景，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第一次见面，蒋老师到底有没有弹琴？但慌乱之中，她不知如何应答，只能又复述了一遍问题。“我记不清了，但是像叹息一样，您弹完，还问我听出来了什么。”

蒋老师的头低了下去。她继续看着他，那个场景——时至今日她都记得蒋老师琴房的窗帘是蓝色的，因为那天夕阳透过窗帘照进来，金色和蓝色混在一起，让房间充满了似蓝非蓝、似绿非绿的暗光。她还记得蒋老师发蓝的侧脸，还有钢琴上发蓝的白键，还有她提问后，蒋老师低着头思考时的万籁俱寂。“你为什么会记得这些？”后来也有人问她。她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可是当时每一秒的场景都好像深深刻在她的心里。她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以及为什么之前从未问过这个问题。后来她只能解释说：“直觉。”然后再缄默不语。其实如果她可以回到过去，她当然不希望这是自己问的最后一个问题，也不希望那天傍晚，自己辞别了蒋老师就激动地蹦蹦跳跳跑回家，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去书店找那份谱子。她还有更多的话想问，可是——

“克利斯朵夫的奏鸣曲，第26号，叫……《离别》。”蒋老师的话突然打破了沉默。在后续的许多年，她的回忆也常常这样被打断——被蒋老师的一句话，被那两个字，《离别》。每当她想到种种“为什么”和种种“早知当初”，当她被围困在不解甚至后悔中，最后唤醒她的都是这句话。她点点头，拿起谱子，和蒋老师告别后就离开了。一周后，母亲说钢琴课取消了，让她自己在家练琴就好；后来她再也没有上过蒋老师的课。再后来蒋老师教她的很多技巧她都几乎忘了，或者融合进了后来学到的知识里，可她总是记得最后一句话。

那天蒋老师在她出门前叫住了她，并进到书柜里拿了一份乐谱，递给她，却什么都没有说。她揣测这是布置了识谱的作业，接过后就带回家了，可回去后翻开阅读，却发现上面密密麻麻用蓝色的笔标满了批注，字号很小又连笔严重，很多笔迹她并无法分辨，甚至还盖住了音符。没有办法，她第二天自己拿着这份谱子去书店想找一本一样的，最后才发现就是蒋老师提过的克利斯朵夫的《离别》，收录在一本克利斯朵夫的奏鸣曲集中。她买了下来，并把蒋老师的旧谱子放在了琴凳里。那一周她勉强识了几页谱，周末准备去上钢琴课时，母亲却突然跟她说：“这周没有钢琴课了。”

母亲说完后就出门了，也并未试图向她解释什么，只剩她一个人不解地站在家里。下午她终于忍不住偷偷溜了出去，又沿着熟悉的路走到蒋老师家门口，摸黑上了楼梯，在灯已经坏掉的走廊里，却迟迟没敢按下蒋老师家的门铃。她站了一会儿，转身又走回家了。没人说得清她那天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包括她自己，回家的路上，她在朦胧间突然想到了李政委，然后意识到自己几乎已经忘了她——自己的第一个钢琴老师——的长相与声音。她回家后茫然地坐到了钢琴前，从书包里取出克利斯朵夫的奏鸣曲集，翻到《离别》的那一页，按下了琴键。叹息，叹息，她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样的和弦和旋律，她听到的就是钢琴发出一声声叹息，好像在质问她为什么不和他们道别——他们指谁？她也并不知道。她弹着弹着流下了眼泪。

八

沈归从莫城回来后学校刚刚开学。下午没课的时候，她还是喜欢在琴房里练不在学业范围内的曲子，或者从提琴系拉几个男生过来排小合奏，再从这些男生中挑出一两个风姿绰约而演奏水平高超的，谈点短暂的恋爱。这些花边新闻在学校几乎是人尽皆知，但她并不在乎，提琴系的男生们更不在乎，没有人不愿意来她的琴房排小合奏。所以当他第一次走进她的琴房时，她忙着练一首独奏曲，虽然意识到身后来了人，但头都没抬，一边弹一边暗中关注着后面的人何时会走——她总喜欢通过把搭档晾在一边来试探他们的真诚度。十五分钟后，她松开了最后一个和弦，而他还站在那里。她于是从琴板的反光中仔细打量了他。他穿着校服，提着一把小提琴，神态很谦和。

“好精彩的演奏。”男生说。他走上前来，她也这时回头了，但仍坐在琴凳上。

“学姐好……我是提琴系的新生。久仰学姐大名，之前就听说学姐很擅长演奏肖邦。”

她仍未答话，男生也仍然保持着谦和的态度，站在琴凳旁。“F小调幻想曲，绚烂的、丰富的、伟大的杰作。”他低声道。“我也很喜欢肖邦。”

她打量了一下她手中的小提琴。“肖邦好像不怎么写小提琴曲吧？”她反问。

男生好像一瞬间愣了一下，但又很快回答道：“的确。肖邦的主要作品都是钢琴曲……”

她已经觉得这对话过于无聊，想要起身离开了。而他却这时把小提琴举了起来，架在肩上的一刹那温和的神情全然消失，他毫不犹豫地拉下一个和弦，然后是大片的琶音与下行音阶，尾音几乎都落在G弦上，他拉得干脆决绝，甚至有些凶戾。她听出来这是F小调幻想曲中的一段华彩，钢琴本来是大量的八度双音，应当弹得轻盈又有歌唱性，经他改编演绎后却是迥然不同的风格。他只演奏了一小段，放下琴后又低下头，重新表现出客气谦逊的态度了。

“这是你改的？”她有些不可置信。

“算是即兴吧，刚刚听你演奏，对这段印象深刻。”

她站了起来，重新认真地看了看他，然后做了自我介绍。“除去肖邦你还喜欢哪位作曲家呢？”她问。

“柴可夫斯基，因为他写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和交响曲。”他毫不犹豫。“你呢？”

“克利斯朵夫，因为他写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和交响曲。”她说。

//本文中贝多芬全部用克利斯朵夫代替，因为会涉及到一些贝多芬没写过的什么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

由于这些年创作小说，皆坚持使用二字标题，本文标题也从“北方向北”改至“出走”。无论如何，我在关中长大，去陕北上课，以及去首都上学，都是一种背井离乡的出走，倒也不算背离题意。

此稿未改初稿的叙事线、逻辑线、时空架构，仅在语言表述与情节详略上进行修改。毕竟我永远坚持：艺术的底线是真诚。

一

我独自一人站在火车站的那天，正值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天空蓝得一尘不染，而太阳炽烈的光芒则硬生生将这一尘不染的天空冲破，直直地射到地面上来。我扭头又望了望浅灰色的城墙，然后拉着箱子走进了安检口。一踏入凉棚下，阳光骤然消失，阴影扑面而来，火车站内的空调冷气袭来，我总算是逃离了身后的燥热。

我从西安上车，目的地是陕北的一座县城，位于陕西边陲，名叫神木。这给名字在异乡鲜为人知，然而在陕西却是座举足轻重的工业重镇。它为全国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煤炭与矿产。过去我从未踏足，只知其经济实力与远近闻名的富裕。而具体富到怎样，我也不得而知，旁人讲述的种种故事，怕是也加了或多或少的夸张色彩，所以也只等着眼见为实吧。

我过了安检，在取票机前的队伍里又耗费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穿越了虚弱喑哑的空调和已经听了几十遍的旅客须知，终于捏着薄薄的车票，走进了候车厅。此时已经接近黄昏了，我看见窗外太阳的余晖一点点从大地上褪去。候车厅满满的全是人和行李，我看见一张空椅子，三步并作两步就冲上去抢占了它。在安检和取票处耗费了近两个小时的我总算歇在了下来，我拿出手机，又看了看群里的消息，带着些失落靠在椅子背上。

我此番前往带有很强的目的。两个月前我刚刚参加完高考，估完分的那天夜晚我痛苦不堪，感觉一年的努力算是白费了。语文选择题，低级错误；理综简答题，低级错误。至于数学和英语，我也只能消极地听天由命。我也不知道自以为发挥良好的结果为什么会错成那样，反正那个夜晚我过得极其煎熬。我以为考不上喜欢的大学，终日消沉，也没抱什么期望。

而就是这段时间何笑找到了我。她高中在我对面班，我们不算熟，但也聊过不少话，属于打照面时会问候三句以上的那种关系。她是神木人，高中才来到西安，可是成绩极好，生物竞赛拿了全国银牌，也常常在我们年级的高考科目光荣榜上。这种人我一直有点敬而远之，没想到她主动找了我，问的事情也很简单，“你想不想来我们神木代课挣钱？”

想，怎会不想呢？我在人生的前十八年都没挣过什么钱——除了学校给的奖学金。我的父母有着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也过惯了小康生活，按理说，我没什么理由对钱那么执着，挣来钱我也没有什么途径去花。然而我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用一沓子钱，逞强般证明自己绝对有能力离开父母经济上的庇护。为了赚钱，补课机构我也找过几个，但我毕竟只是高中毕业，基本上也没有哪家愿意要我。收到何笑这样的邀请，我没过多假装谦虚与半推半就，很随意地就同意了。这都是在我发现西安到神木没有高铁、只能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并发现每天的卧铺火车票都极其难抢之前。但我也不在乎了。所以她很快把我拉进了一个群聊，里面已经有几个同学，其他人都是何笑她们班的。群里的每个同学都来自陕西的不同地区，西安的也只有我一个。

而一个月前出高考成绩，我看到分数后百感交集，大哭了一场。这个远高于我期望的成绩给予了我人生翻天覆地的转折与变化，填志愿的时候我也只填了一个大学。于是我刚刚填完志愿，还没点提交的时候，身边的所有人已经给我又添了个“北京大学”的头衔。代课小分队自不必说，这四个字摆在那，比什么宣传词句都有力多了。

我上了火车，此时太阳刚刚从地平线消失。

二

我躺在硬卧上铺的床上，背包被我的身体挡在内侧。我继续看着群里的消息。其实我本该两天前就坐上这趟火车的，然而高中年级主任让我这个“优秀毕业生”在新高三同学的动员大会上做一个演讲。我在市一中上学，比我优秀的人比比皆是，学校让我去讲话，让我诧异又荣幸。更何况，我对母校实在有着太多难舍难分的情感，便接了这个任务，企图用平凡微小的一己之力，对母校做点回馈。两三天前何笑和其他同学已经做了各种宣传工作。他们请熟人帮着宣传了几次，也在神木的各个中学门口发了传单，然而招生情况极不理想，开了试听课后，一整天只来了四个学生，且试听后都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上课欲望。群里有同学笑称估计这样发展下去我们这就变成了神木两日游，过两天也就该各回各家了。

而我一心只想着钱，西安到神木的火车票也就不到200块，这种小小的投资，指不准能换来挺好的收益，去一趟也不费多少力气。高建群在《统万城》中对这偏远大地上游牧民族史诗般的理想主义已经极尽描写，我在五年前前往红碱淖之时也曾亲眼见过这片土地的荒凉与苍茫，只是一座富裕至极的城究竟怎样从这片土地上升起，我是实在不知，也实在好奇。我在床上翻了个身，手臂里还念念不忘地缠着背包带子。我拿出来手机，打开微信，给父母发了一条“已上火车”，又打开一个聊天对话框，看见上一条消息是我三天前发出的，内心感到一丝无奈。我戴上耳机，开始听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恢弘的音乐瞬间排挤掉了火车车厢的狭小拥挤，我又仿佛看见了和他一起听这首曲子的冬天，看见了我们理想中的布拉格的桥与天空。

火车在黑暗中颠簸行驶着。我听见它呼啸着离开城墙，奔向夜色下辽阔的关中平原。

三

一夜过后，睁眼已是清晨，光线从火车窗里射进来，我掀开被子，空气中扬满金色的粉末与尘埃。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到站了，一人宽的走廊里已经挤满了步履杂乱来来往往的人。我从背包中拿出刷牙缸子和洗面奶，爬下床梯，穿好鞋，又把书包背好，睡眼惺忪地走向洗漱间。我接了半杯开水后走向洗漱台，窗外是一片荒漠，我看见贫瘠的黄土，便知离目的地已不远了。

我回到车厢里，看见何笑五分钟前发来的消息，说是要前往火车站接我。我回复了一句“谢谢”，感到有些不妥，就又加了三个爱心表情。我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荒漠上空是蓝得澄澈的天空，太阳正在升起。

火车缓缓进站，我拉着行李箱挤到门边，下车后带着些茫然随着人流寻找出站口。我打开微信，又给父母报了一次平安，再次点开了那个充满尴尬的对话框，犹豫了一下，还是发了一个定位过去。

何笑已在出站口的围栏边等着我，她穿着短裤，短发塞在棒球帽下，看上去充满了活力。一看见我她就跑上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立刻一手拉过我的箱子，另一只手拉着我，说着“旅途辛苦”之类的话，带我走出车站，上了一辆出租车。此时此刻周围的景色已不再是之前那般贫瘠，荒漠上种植着花草树木与茂盛的绿化带。这可能也是一种富裕？我反正从没见过谁在沙漠上种草。我听着何笑用神木话和司机攀谈着，陕北方言和我们关中方言着实不同，我一句也听不懂。

出租车驶过宽阔笔直的马路，柏油路上路面平整，铺满阳光与斑驳树影。我问何笑：“咱们这几天招生状况到底怎么样啊？”何笑看向我，眼中充满笑意，“目前不怎么样，不过今天神木的各个中学才正式放假，可能来参加试听课的人会多一点；更何况你来了，招生状况肯定会变好的。”我连忙称不敢，把话题引到关于代课的其他事宜上。我也懒得操心他们复杂的分段计价，但总之就是收益五五分，我拿赚得钱的一半，剩下的一半由何笑和其他两个我没见过的组织者摊分；而之前发在群上的价目表也有变化，因为他们准备给所有学生八折起的优惠。何笑源源不断地说这话，说他们在组织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市场调查，摸索出了合理的价格和授课方式。授课地点在一家幼儿园，三位组织者花了一万多块钱钱租下，总共租接近二十天；我们外地人也将住在那间幼儿园里。

他们请了六位老师。除了四个来自市一中的，还有两个神木本地人，一个就在神木念书，是今年的神木市文科状元；另一个在西安读的高中，不过和我们其他人不在一个学校。现在搞培训要办证，动辄花费几个月和几万块钱，我们人员稀少，更没钱办证，于是，这个由三个组织者和六个老师、总共九个高中毕业生构成的非法代课小机构就组织起来了。

“最近西安查证查得严，好多教育机构都勒令关闭了…但是神木小地方，没人管这些事情。家长和学生们嘛，更不在乎那些形式上的东西啦，我们传单上一写你们的高考分，再写你们报的哪个大学，肯定能招来一堆人的。神木考上过几个清华北大？咱们实力摆在那里呢。学生们目标也就是个一本，教起来也没多大困难的。对了，你之前是想教数学吗？”我有一茬没一茬地听着何笑说话，突然回过神来，赶紧答应了一句“是是是”，她接着说：“现在有两个人都代数学呢，一个是我们班的韩萌萌，还有一个是杨羽嘉……你应该不认识，神木人，市二中的，报西安交大了。现在英语还没人教，你看你愿意代英语课吗？”我又赶紧点了点头。反正高考那么多科目，我教什么都一样。

车在幼儿园门口停下了。幼儿园位于东兴街上，是条主路，我特意留意了一下，发现处于市中心位置，周围超市和饭店挺多。何笑付了车费，用神木话和司机又聊了几句，带我下了车。一进幼儿园我就看见地上画着一个巨大的太阳，典型的儿童画画法，外圈是光芒，内圈还有一个大大的笑脸。何笑领我往里走，右手边是一小排平房，她打开一间没上锁的屋子，里面放着两个架子床，墙角是一堆杂物，房间里只有一面向北的窗子。“你和萌萌就住这间。”何笑帮我把箱子放到地上，我从背包里拿出床单和枕巾，盖在已经半铺好的床上。“隔壁是张景阳和徐新的房间，两个男生，都是我们班的。住这儿的就你们四个人。一会儿我带你去见见大家。”我点点头，坐到床上，把箱子拉开，把里面的教辅书和高中笔记装到背包里。

我跟着何笑走出房间，到旁边的楼上去。幼儿园里面只有住宿用的平房和一栋楼，以及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有小型的秋千和滑滑梯，秋千明显被调高了，还在摇曳着。秋千架上又拉了一根铁丝，上面挂着两个晾衣架。我们走上楼梯，墙上到处都画满了五彩的画。到了二楼，何笑告诉我，二楼的四个房间就是我们的上课区域了。她推开第一个房间的门，带我走了进去。

房间宽敞而明亮，中间有帘子隔开，一个房间被分成了两个区域。墙边有一排柜子和一个小黑板，中间是一张大桌子，上面已经摆满了各种文件和资料。桌子周围坐满了人，听到开门声，他们全都转了过来。靠近门的一个男生见了何笑和我，首先说了句：“是汇平到了吧？快坐快坐。”说着顺手拉开一把椅子。我关上门，走过去坐下，另一个女生说了句：“汇平是北大的？太厉害吧！”我颇为尴尬，忙说“不敢不敢”，何笑开始给我逐一介绍这些人。

刚刚说话的那个男生叫刘灿，是组织者之一，何笑当时想搞培训班就是率先找到他的。还有一个组织者是女生，挨着坐在桌子的另一侧，叫高若梅，留着长发，笑起来亲切可人；在她身边挨着坐的一男一女就是徐新和韩萌萌，再旁边则是张景阳。我的对面则是两位神木本地人，男生是在市二中上学的杨羽嘉，个子挺高，相貌清秀。另一个女生是神木文科状元陈素音，看上去比较内向，笑容中都透露着羞涩，据说报考了东南大学。他们每介绍一个人，我都会礼貌地微笑致意。房间里的气氛很快就活跃了起来，刘灿说今天已经有六七个学生打来电话咨询过，应该过些时候会来试听。而今天白天的安排就是试听课，下午大家签合同，晚上聚餐。打印复印­­­­机和一台电脑就放在第一间教室里，随便用；纯净水和饮水机每间教室都有，随便喝。刘灿突然问：“汇平吃早饭了吗？”我的“还没”还没说出口，他就推过来了一袋子小笼包和一杯豆浆，“你连夜过来的肯定饿了，我们今天早上给你买的，快吃吧。”我连忙道谢。

高若梅又对着我和几个外地同学说：“你们要是缺什么东西要买，给我们几个神木人说，我们带你们去。这边人听口音看人的，你讲普通话，人家肯定要宰你。”张景阳举例说：“就是，我昨天去对面超市买了盒口香糖，他居然要我十二块钱。”大家开始笑。高若梅又说：“如果一个人去买东西也不是不行，反正尽力还是别说话吧，免得人家听出来你不是本地人。然后……学生普通话可能讲得不太好，但肯定是能听懂的，讲课的时候讲慢一点就行了，不用担心交流问题。”刘灿又说：“一会儿你们看看还缺什么东西，我带你们一起去买。”我说了句“谢谢”，刘灿开始笑：“汇平你好可爱啊，干什么都说谢谢，别那么见外。”我也忍不住开始笑。

说完这些之后大家就开始为试听课做准备。很快就有学生过来：有的是一个人，开口第一句就是“我来补数学”、“我来补物理”；有的显然同学结伴而来，诉说着自己的成绩情况和诉求；有的则是父母带着，说话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学生去听试听课，家长站在教室中间询问老师的情况，对价格指指点点。遇到盛气凌人、讨价还价的家长，高若梅就一把把正在备课的我拉过去，“阿姨您好，这是咱机构的英语老师，北大的。”我露出不失礼貌的微笑，微微顿首致意，高若梅再加一句“您要是现在报名可以享受咱的八折优惠，报两门就是七五折”，紧张的气氛立刻就缓和了下来，家长和高若梅明显都会比较高兴。而这时我是不太高兴的，因为我在心里默算着打七五折之后我少捞到的钱。很快我就没心思操心钱的事了，因为有许多学生来听我的试听课，然而我带他们走进教室、坐定、摊开我的非谓语动词讲义之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必然是“你真是北大的？”

半个小时的试听课讲完，我就会让学生去找组织者谈上课意愿和价格的事情。尽管我满脑子都是钱，但我还是没有在学生面前提到这件事，毕竟我很明确自己的身份和任务——只是讲课。半天过去，我看到刘灿的登记册子上已经满是名字，这样的情景和昨天晚上群里描述的“无人问津、门可罗雀，一整天就来了四个人”完全不同，我自然也是高兴的。

下午我又讲了两次试听课，然后晃到第一间教室去。刘灿见我来，先把合同递给了我，要我好好读一遍，没有异议就签下字。这份文件我之前在群里已读过电子版了，如今再读，跟之前的无区别，对我毫无不利之处。我签了名，用红印泥按下指纹，开始问招生情况。

“非常理想，听过你的试听课的人全都报名了。不能给你再接试听课了，你的课已经排满了……”刘灿一遍在登记表上奋笔疾书一边说着。“排满了？”我诧异地问。“对，每次课两个小时，一天最多排四次课，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六点，你的课已经全都满了。两个一对三，一个一对二，一个一对一……”刘灿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满眼笑意。

“咋还有一对多呢？我试讲课好像全都是一对一……”我小声问。

“神木小地方，一共就三个高中，大家彼此基本上都认识；一对多的价格又低，好多水平接近的学生就一起上一对多了，还有的听完课就直接拉了一两个同学过来。而且一节课就两个小时，一对多你挣得也多嘛。”刘灿对我说。

我点点头，有点不太相信如此杰出的招生结果。

猛然想起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微信了。我拿出手机，他回了我的消息，只有一句：“知道了，注意安全。”

韩萌萌这时也走了进来，看到我手里的课表，凑过来看了两眼，由衷地赞美了一番今日招生取得的成绩。我问她是否还有试听课，她说已经没有了，不过张景阳和徐新还在讲课。“要不咱们去买点东西？”她问我。刘灿立刻提出和我们一起去，于是我们三个就走出幼儿园，向对面的超市走去。

刘灿走在前面，我和萌萌走在后面。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高中时就在我对面班上，我认得她的脸，却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实际上，我对张景阳和徐新也是如此。我们四人有同一个物理老师，估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谈起中学，还是有很多共同话题的。

超市不大，但东西很全。我蹲下去看货架底层的大大小小的盆，一共有三种颜色，红绿蓝。我转头对萌萌说：“咱们就买最大的那个吧。我挺喜欢红色的……你呢？你要什么颜色？”萌萌说：“买不一样颜色的吧，好区分。这样，你拿红色的，给景阳拿一个绿色的，我和徐新都拿蓝色的就好。”

都拿蓝色？我在脑中快速分析了这个逻辑，感觉已懂了她的意思。我从货架上拿下来四个盆，叠在一起。刘灿立刻走过来拿走了我手上的盆，到收银台去，用神木话结了账。我们也并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了，所以就走出超市。我和萌萌并肩走着，突然她问我：“你打耳洞啦？”我点点头。“疼吗？”她带着些紧张和好奇问。“还好，就疼那么一下。”她“噢”了一声。“不过据说男朋友陪着打一点都不疼哦……”我不怀好意地补充道。萌萌开始笑。我们回到了幼儿园，放下了刚买的东西。

此时徐新从楼上走了下来，看见萌萌，立刻报以笑容，又转头向楼梯上喊了些话。然后大家都陆陆续续下楼来，高若梅走过来跟刘灿用神木话说了些什么，大概意思是该去吃饭了。于是我们走出幼儿园，拉上铁门，高若梅打了两辆车，大家挤挤地坐了进去。车在一家饭店门口停下，我们进了订好的包间，高若梅和何笑开始点菜。

凉菜上齐后，刘灿率先举杯，“首先欢迎各位来到神木！把这里就当成自己家一样就好，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及时跟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们。感谢大家今日试讲课的表现，我们的招生结果非常理想。”大家高高兴兴地碰杯。

席间何笑和高若梅主要在说从明天开始正式上课的各项事宜，陈素音认真听着每一字每一句，刘灿忙着给众人倒茶，韩萌萌和徐新低声说着话，张景阳和杨羽嘉全程埋头吃饭。随后饭桌上又玩了几把“逢七过”、“逛三园”，气氛挺热烈。离开饭店已经八点多，杨羽嘉和陈素音先行回家了，刘灿三人将我们四个送回了幼儿园，再结伴离去。我们四个人一起走到楼上，坐到桌旁，开始备明天的课。

今天试讲课上我深觉学生们基础的薄弱，所以我决定全部从句子结构讲起。我找了张A4纸，开始在上面写关于主谓宾主系表等等句型的讲义。时间很快过去，等我写好讲义合上书的时候，徐新已经开始在手机上打游戏，萌萌支着头看着他。我偷偷看了一眼张景阳，他也饶有趣味地盯着眼前这对人。气氛突然有些尴尬，我开口了：“既然你们都已经在这儿住了两天了……所以感觉怎么样啊？”

徐新从手机上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网咖，走不走？”萌萌开始笑，我不明所以，景阳道：“幼儿园厕所都没水，洗漱上厕所去对面网咖。”我有些震惊，问：“那洗澡呢？”萌萌说：“这可就没办法了，我们都两天没洗了。”我说：“对面不是有个宾馆吗？去开个钟点房洗呗。”萌萌说：“我前天就看过了，牌子在，宾馆早倒闭了。明天早上前两节我也没课，再查查其他宾馆吧。”

徐新打完了一局游戏，把手机收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揉了揉韩萌萌的头发。韩萌萌躲开，我和张景阳都闭眼不看。萌萌打了徐新一下，问我：“你怎么没和你男朋友一块儿来？”

“我？你怎么知道我有男朋友的？”我充满诧异。

徐新和景阳都笑了。“全年级谁不知道你和你男朋友的事啊，”徐新说，“天天中午在自习室刷题，光荣榜上你俩就没隔开过。是不是好几次你年级第一他年级第二？反正你俩都成模范了。”我连忙谦虚：“不不不，你俩也模范。”“我俩还模范？”萌萌自嘲道。“我有次考试退步，正值你俩春风得意，老张苦口婆心地教育我：‘咱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影响了学习，你看看对面班的林汇平和严枫。’还是你俩强。”老张就是我们共同的物理老师。萌萌又感慨道：“其实徐新学得好，我不行，我这分就够报个同济。”徐新宠溺地说：“没事啊，我要去上交嘛，反正在一个城市。”他又问我：“所以你男朋友咋没来呢？他去北大还是清华？”

我低头笑了笑，“我哪知道，出成绩后他突然就不怎么理我了。问他报哪，也不跟我说。”这样的话语此时实在不宜说起，我问景阳：“你呢？准备去哪上大学？”景阳说：“南京吧。第一志愿南京大学，招生组的老师说挺稳的。反正我第二志愿也是东南大学，不管去哪，城市是肯定的了。”我说南京是个好地方，和西安一样有文化。

夜已深，我们关了楼上的灯，回宿舍取洗漱用品，从铁门出去，过马路往网咖走。

那个夜晚是我平生第一次进网咖。我尚未成年，因此倍感刺激，即使我进去的目的竟然是刷牙洗脸。网咖里面的环境安静得出乎我意料，我们走进去，无人注意。“咋样？”徐新得意地说，“这儿的厕所咱们随便用，他们根本不管。我第一天就发现了。”我们三人发出赞许的声音。

回到幼儿园后我们拉上铁门，插上锁。夜晚极其安静，景阳已经进房间，萌萌和徐新靠在墙边低语，我坐在秋千上，望着满天的星星。我想起了某个春天的晚上，就是在这样的夜空下，他指着天空，告诉我猎户座的方向。

四

我睁开眼睛，听到外面尖利的鸣叫声时，是清晨六点三十分。萌萌还睡着，我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整理了一下辫子。我拿上洗漱用品，走出门去。

东边的日光尚淡，天空已是干净的浅蓝色。满院子满天都是燕子，它们群群掠过，徘徊在这一方天地间，扇动黑色的翅膀，那些尖利的鸣叫声就来自它们。

很快景阳也走了出来，他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群飞的燕子，没有说话。我们一起打开铁门，穿过汽车疾驶的马路，走进网咖。当时的我尚不知这正是包夜场的尾声，我只是看到黎明中仍浸泡在昏暗中的人们，他们有的仍戴着耳机，东倒西歪地陷在扶手椅中，胸膛起伏，网咖一片寂静。他们面前的屏幕上依旧是游戏中荒凉的、乱石堆砌而成的战场。

第一天代课的日子过得还算平稳。我用很慢的速度讲着句型结构，讲完一种就让他们在草稿纸上翻译句子。这对他们来说还是很艰涩的，大多数人都写得磕磕绊绊，除了一个上一对一的女孩子。她叫蒋盈，基础比其他人似乎都要好，写的句子虽有小错误，但总归是能写下来的。下午上课的三个男孩子则让人有点头疼，总喜欢在课上岔开话题开始闲聊，基础也不怎么好，我问一句“明白了吗”，他们先是交换眼色，然后再嬉皮笑脸地摇头。

晚饭时我问另外三个人的学生怎样。他们的描述和我学生的情况都差不多，基础差，上课速度慢，几乎不怎么费劲。我心想，要是不出什么问题，这十几天混下来还是能挺舒服地拿钱走人的。张景阳又提到了洗澡的事情，萌萌说：“我找到了一家，离咱们只有一公里，中午打电话问过了，钟点房三个小时一百块钱。吃完饭可以一起去。”

我一边喝红豆粥一边在心里算，均摊下来一个人25块钱，也就我带一个学生半个小时的价钱；如果两天洗一次，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我们回去拿盆和干净衣服，萌萌开了手机导航，我们沿着东兴街往北走。

当然事情永远不可能如想象般顺畅。我们到了宾馆准备开房时，前台说晚上六点之后不再提供钟点房，要开就开一天，最便宜的是398的单人间。徐新说我们只用卫生间，最多一个半小时就出来，前台的人瞟了一眼拿着盆的我们，接待其他顾客去了。就在这时我听见外面一声惊雷。

“别吧……”萌萌转头看了一眼门外。又是一声雷，然后暴雨骤降。

我们在酒店大堂里坐了半个小时。雨丝毫没有减小的迹象，反而越下越猛，颇有北方雨的气势。我们硬着头皮走出了宾馆，景阳戴上帽子，徐新一把脱下外衣盖在萌萌头上。我们疯狂往回跑着，回到幼儿园时鞋已经湿透了。我们躲在宿舍门口的遮雨棚下。

“太可怕了。”我说。

“太惨了。”景阳附和着。

徐新冷得发抖，但还是搂着萌萌。他取下她头上早已湿透的外套，让我们先回宿舍。

那天雨到深夜才停。萌萌早就脱了衣服缩进被子里，我还坐在床沿上听着雨减小的声音。我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莫名其妙地模仿起马尔克斯笔下的人物，给他发了一句“神木在下雨”。景阳在微信上问我要不要去洗漱。我回了句“好呀好呀”，拿着东西走了出去。

第二天的清晨分外明丽。我向学生宣布以后上课的第一件事情是听写，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会讲单词和语法的固定搭配。我发现我讲课好像进入了状态，因为学生的应答明显增多，我每节课都在拖堂，当我整理完最后一节课的东西走出教室时，已经六点半了。

今天三个组织者都在。他们已听萌萌讲述了我们昨夜的遭遇，刘灿义愤填膺地说：“你们去的那地方是全神木最贵的酒店，前台的人肯定不给你们好脸色。汇平，”他见我倚在门口听，“你下次就指着她说‘我北大的’，看谁还敢这样对你们！”大家又都开始笑。萌萌又说：“我今天早上又找了一家宾馆，离咱们远了些，不过价格低，60块钱，而且过了六点也能开钟点房，一会儿吃完饭可以去看看。”我和景阳表示赞同。

今天晚上大家订了外卖，热热闹闹地在一起吃了。吃完饭我们准备出发去洗澡的时候，高若梅突然对我和张景阳说：“你们俩留意一下一个叫白浩羽的学生，他好像不太想继续上了。”这个白浩羽我有点印象，他和一个女生一起上一对二，一大早先在我这里上课，然后去景阳那里上课。我和景阳面面相觑。毕竟这才上了两天课，就有人要退课……刘灿又立刻说：“你俩别紧张，其他学生对你们的评价还是非常好的，可能是那个学生有点听不懂吧，多和他沟通沟通就行。”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萌萌找的宾馆。那是家情侣酒店，徐新一遍视察房间一边说“没想到我和萌萌第一次开房还真是个情侣酒店”，萌萌骂了他一句，我和景阳假装什么也听不到。房间狭小潮湿，吊灯散发出不怎么浪漫的粉红色的光。床单上印着爱心，污渍点点。但这足够我们四个人洗澡和洗衣服了，所以我们当晚就和前台那个不知是服务员还是经理还是老板的人达成了合作协议：接下来的十五天里，每两天来一次，只使用厕所，价格压到50块钱。

晚上回去之后我一边备课一边想着白浩羽的事情。他比较沉默寡言，上课也不够积极，问他懂了没，只是点点头，让我看不透他的真实想法。如果他离开，那个女生很可能也会退课；即使不退，我也是给她讲着一对一收着一对二的价钱，总之对我肯定会造成一笔损失。我明白一定要和他好好谈一谈，以保证自己的收入。

然而我已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第二天一大早只有那个女生一个人来上课，一问才知道白浩羽的妈妈向高若梅请了假，理由是白浩羽肚子疼。我自然知道这个借口意味着什么。那个女生上课比之前沉默了许多，记笔记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听写让我的心情分外沉重。连蒋盈都能错三分之一，我批改完之后把本子还给她时明显看到了她眼里的一丝委屈与惶恐，我有一丝心疼，竭力掩盖住语气中的不满和无奈，“没事，这才第一次，回去好好背就行了，慢慢进步就好。”然而这样的温柔我实在无法给予下午第一节课上嬉皮笑脸的三个男孩。其中一个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建柳，上课迟到，游手好闲，作业完成得最不认真，每天离下课五分钟的时候就开始看表；每天换一身衣服，一件衣服估计比我全身上下加起来都贵。当我把他几乎全错的听写本递回去的时候，他竟然笑了出来。

“你好意思笑？你觉得很骄傲吗？”我冷冷地问。

他笑得更灿烂了。其他两个男孩也跟着开始笑。

“课是你们自己来上的，不想写作业不想背单词可以去退课。”我的语气更冷了，虽然我内心中并不是很想损失这三个学生给我带来的收益。“一个错改三遍。”高建柳依旧笑着看着我。“现在改！”我的声音骤然变大，三个男孩都不笑了，低下头开始抄单词。我拿过他们刚刚交上来的作业本，开始批改作业。

“明天我还会听写这些东西，我希望不要再让我看见这个样子。”下课之后我又警告了一句，三个男孩子听完就跑出了教室。萌萌在门口笑盈盈地看着我：“怎么，这才第三天就开始骂学生了？”我叹了口气：“脾气不好，但这学生也太气人了吧。”

下午第二节课的三个男孩子虽然听写错得稍微少一点、被我质问的时候笑得收敛一点，但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所幸这三个男孩的上课纪律还算好，笔记记得认真，听不懂时也会主动提问。课间我随口问了一句：“高建柳认识吗？”

他们三个瞬间兴奋了。“当然认识，我和他隔壁班的。”“全神木都认识他！可有名了！”我有些诧异，一个男生已经掏出手机，“给你看看高建柳发的抖音！”我凑上去看，那是他戴着墨镜抽烟的视频，底下是一大片点赞和评论。“芙蓉王？”我看了一眼他拿的烟盒，有些诧异。“对啊！芙蓉王又便宜，抽着又爽！”拿手机的男生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说漏嘴了。“高建柳调皮捣蛋可出名了，上课从来不听课，还经常逃学，连校长都不敢说他。林老师你也教他吗？”我点点头。三个男生一起发出惊叹声，“什么感觉啊？”一个男生好奇地问。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长叹了口气，他们三个就开始笑。“他家还可有钱，他爸高兴了就给他钱，几千几千地给。”我听得目瞪口呆，他们好像很享受我震惊的表情，一边笑一边兴致勃勃地准备继续讲。我一看表已经过去十分钟了，连忙让他们打住，开始讲课。

最后一节课男孩子们明显有些兴奋过头，我感觉我在很努力地维持课堂秩序。为了完成课堂内容，我又一次拖堂拖到了六点半。

晚上我们四个一起备课，我随口问了景阳一句和请假的白浩羽一起上课的女生的事情。“她明显心不在焉，”景阳说，“我估计咱俩要同时失去两个学生了。”我倍感无奈。

由于我们四个晚上没什么娱乐活动，总在认真备课，此时我已经多备三天的课了。萌萌和徐新开始眉来眼去，我又感到尴尬，就起身走了出去，来到第二间教室，坐在窗边，打开微信尝试和父母视频通话。我们聊到快九点，挂了电话之后，景阳从门口闪了进来，重重地叹了口气，“那间教室呆不下去了。”我很懂他地笑了笑。他抱着一沓化学笔记坐在桌子旁边，戴上耳机。我低下头继续玩手机。我试探性地给他又发了一条消息——我想你了。

他很快回复，是吗。

县城里的星星很多，比市一中操场上的好看多了，你可以教我看其他星座。

哦。挺好的。

我回西安之后咱们出去玩吧。我想去南湖划船。

到时候再说吧。

我难过地退出了聊天页面。我很想知道他在干什么，想知道他在读什么书，听着哪套交响乐，想知道他是不是在想着我，想知道他究竟会不会和我一起去北京上学——这时我才意识到很快本科一批就要投档了，分数线也会马上出来。虽然这于我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我很想知道他最后到底会去哪里。我尽力不再去想他。教室里太安静，我听到了景阳耳机中的音乐。悲伤的梦，多么符合我现在的心情。我问：“你也听窦唯吗？”

景阳明显有些惊诧。他摘下耳机，点了点头。

我笑了笑，“我也很喜欢窦唯。”我其实并非有意打断他心无旁骛的备课，但我们开始聊天，我们从窦唯聊到魔岩三杰，聊到各种各样的摇滚歌手和乐队。我才知道他的父亲当年在西安建大读书，买了无数盘打口和盗版磁带，知晓西安各种各样的走私贩聚集区。“那真是个渴求音乐的年代，”景阳感慨着，“我爸有次为了买张封面很漂亮的打口磁带花了半个月生活费，回去听完震惊得一夜没睡，后来才知道那就是Nightwish（夜愿）。”

“我爸也喜欢摇滚乐，”我说，“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唱歌比许巍还好听，不过估计是我妈吹的。”

这时萌萌和徐新从门口探进头来，问我们是不是备完课了。景阳点了点头。徐新非常高兴，说了三个字，这三个字改变了我们之后所有本该认认真真备课的夜晚。

“打牌不？”

徐新打牌打得极好。他出牌又快又狠，听萌萌说他高中宿舍四个人经常打牌打到凌晨，这功夫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徐新几乎就没输过，他又常常对着萌萌挤眉弄眼，基本上就是我和景阳轮着输了。但是我们依旧感到非常快乐，我很快就忘了让我动火的高建柳，也暂且搁置了手机对面的他的冷淡予我的悲伤。

第二天一大早高若梅又来幼儿园了。她说我上午第一节课的两个学生都退课了，白浩羽的肚子疼果然只是个借口。我立刻问：“那这几天的课费能要到吗？”高若梅说：“那个女生已经把钱交了，白浩羽……家长并不想交钱，意思是两天课就当试听。我们还在和他家长交涉。”我有些遗憾，但也有些确幸，钱虽挣得少了些，但我以后清晨都没事情了，空余的时间可以把课好好备一备，顺便再出几套练习题。

韩萌萌也没有早课，我俩在备课教室写了一个小时的讲义，刚刚八点半。我俩很快就手挽着手沿着东兴街往南走去。我们拐上宽阔的铧山路，路边是各种商店，再往西走还有一个大商场，繁华程度不亚于西安。我们在一家饰品店买了些发卡和皮筋，穿过喧闹的菜市场，手里多了一袋桃子，又拐到了麟州街上。这条路就更繁华了，上面全是饭馆，我们路过一家面包店，萌萌对着一块巧克力蛋糕眼馋了半天。等我们回到幼儿园时，已经该上第二节课了。

徐新刚刚下课，踏着轻松的步子哼着歌往外走着。我在走廊里和他擦肩而过，轻轻说了一声：“萌萌好像想吃巧克力蛋糕了。”他会心一笑。

当天晚上我们抱着盆走两公里路去洗澡。到房间后我们轮流洗澡，剩下三个人坐在床上打挖坑，最后大家恋恋不舍地放下牌，一起手忙脚乱地洗衣服——当然一般是萌萌洗两份衣服，徐新整理完牌就开始在手机上打游戏，然后我们再抱着装着湿衣服的盆往回走。我们走在夏夜的凉风中，穿过充满市井气息的夜市摊，穿过叫卖声、吆喝声、男人们的谈笑与小孩子的欢闹声，再穿过荒凉街道的沉默，回到幼儿园，在满天繁星下互道晚安。我坐在秋千上，旁边晾着我们洗好的衣服，在寂静的夜色中，听见水滴在地上的声音。

五

蒋盈听写错得越来越少，第六天课我笑着把她全对的听写本递了过去，她满眼欣喜，然后有点羞涩地小声说：“林老师，我现在每天花两个小时背这些东西呢，背得还可以吧。”我立刻赞扬，蒋盈终于露出了释然又有点骄傲的笑容。她又说：“我现在写英语作文都比之前有感觉了，之前一个句子就写一行，现在我会用各种各样的从句了。”我听后很高兴，“你愿意把你的作文给我看看吗？我可以帮你批改批改。”蒋盈露出惊喜的神色，立刻从书包中取出了一个本子，递给我，又加了一句：“要是写得不好老师别嫌弃。”

高建柳那三个男孩子喜欢上课迟到、听写惨不忍睹的现象依旧没有改变，我在批改完听写后依旧声色俱厉，但是他们三个上课明显认真了许多。有一天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长句，转过头看着他抬着头咬着笔杆试图划分复杂句子结构的样子，不禁笑了出来。高建柳根本没意识到我的笑，眉头紧锁，问：“第二行第三个单词……写的是啥？”我说：“distinguish，动词，辨认出。”他勉强地点点头，眼睛从未离开过黑板。

课间我问三个男生：“你们有明确的高考目标吗？”

他们三个小声交流了几句，“考上一本吧……”

我笑了一声，继续问：“你们是想往西安考呢，还是想离开陕西？”他们都表示考到西安就可以了。我说：“西安有那么多大学，有普通的一本，有211或者985，你们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应该高于你们现在的水平。譬如说你现考试只是刚刚过一本线，那么你应该把目标定到陕师大。接下来你该做什么呢？”“该好好学习了。”高建柳不耐烦地说，其他两人一边笑一边点头。

“不，在好好学习之前你还有许多要做的事情。你应该上网仔细查一查陕师大历年的录取分数线，你应该知道你要考多少分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然后你要把这些分均摊到各科上——数学该考多少？语文呢？英语和理综呢？那么你数学大题应该做出来几道？语文作文至少要拿多少分？英语作文至少要拿多少分？理综最多能错几个选择？你们要有一系列明确的、细致的目标，然后才是好好学习，向着你这些琐碎的目标努力。这样你的努力才是真正有效果的，你才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看到自己离目标又近了多少……学习不是盲目的，也不是靠你在我这里上几节英语课就能突飞猛进的，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知道你的前方等着你的是什么。”

“我相信你们单词和作业给我搞成这样子不是因为真的不会，而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教室里逐渐安静了下来，男孩子们都不笑了。他们认真的看着我，这种眼神比他们在任何一节课上听课时流露出的眼神更要拥有光芒。我看了一眼高建柳，他的眼中充满了一种激情，还有一种——我从没有见过的野性和希望。

气氛突然有些凝重，我赶紧随便讲了几个玩笑缓和了一下。不过我发现这一番话好像很有震慑力，我就把这些话给下节课的三个男孩子也讲了一遍。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样的语句带给他们的是什么。说实话，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人人心知肚明的道理。

那天晚上我们到宾馆时徐新突然从盆里拿出一个盒子递给萌萌，她好奇地打开，里面是一个缀满金色星星的巧克力蛋糕。这些星星映在萌萌潮湿的眼睛里，闪闪发光。

那一夜我梦到了他。我梦见他骑自行车来我家楼下找我，梦见他打开他的录取通知书，里面是立体的清华二校门，录取专业是他最喜欢的建筑学。我梦见他骑车带我穿过友谊路上的梧桐树，驶过大雁塔。我梦见我们在南湖上泛舟，手摇桨搅动着水面上漂浮的柳叶与金色的夕阳。

六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开始看蒋盈的作文。她的作文本上已经写了三篇，文章比较流畅，但很是朴素，规规矩矩地用从句，规规矩矩地用动词短语，只是语言有些生硬。我圈出来了她使用欠妥的词语，在旁边给了修改建议，也勾出了精彩的句子。然后我给每篇都写了范文。我惊喜于自己的能力尚未倒退——我还是可以一次写三篇英语作文的。完成这一切时离上课只有不到十分钟了。

蒋盈看到我把三篇文章都改了，非常感动。她说她学校的英语老师都从来不这样改学生的作文，最多就是给个分数。她仔仔细细地把我写的范文读了一遍，语气中流露出艳羡：“我啥时候也能写这么好啊。”

下午我又问了问几个男孩子作文的事情。我让他们在课上写了一篇英语作文，见识到了一篇文章六七段、一段只有一句话，以及全文主谓宾到底的作文。他们说老师几乎不讲作文，一般就是扔一篇范文让大家背。我拿来他们所谓的范文读了读，发现基本上都是教辅资料那些寡淡无味的文章。

我感到一点点悲哀。那天晚上我晚饭也没吃。我独自一人坐到一间空教室中，找出近三年的所有高考全国卷英语作文题，每道题都写了一篇文章出来。我写完又改，把每个词每句话每篇文章都好好雕琢了一番，认真程度应该是不亚于高考现场的。最后我把它们誊抄了一遍，拿到第一间教室开始复印。

那天晚上我过于疲惫，去网咖洗漱完，回到宿舍换上睡衣，倒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唤醒我的不是鸟鸣，而是雨声。我推开门，风卷着雨刮了进来，极度的寒冷与强劲的风把我推了个踉跄。我又立刻关上门，坐回床上。暴雨击打地面的声音隔着紧闭的门窗听来仍如此强烈，我在睡衣上又裹了件外套。

雨如此大，现在出门是不可能了，我坐在床上，百无聊赖。狭小的宿舍里堆满了杂物，我一件件看过去，眼睛突然在墙角一个黑袋子上停住了。

那个黑袋子被几个空箱子埋在下面，只露出来一个边，所以我前几天一直没有注意它。但现在我已经隐隐感到一丝激动与期待。为了不吵醒还熟睡的萌萌，我轻轻地走过去，移开了箱子。我看到袋子的形状，心快要从胸膛中跳出来。我蹲下去，拂去袋子上的土，慢慢把它打开。

里面是一把吉他。

突然萌萌叫了一句“汇平”，我转过头去，她一脸困惑地看着蹲在墙角的我。她的头发乱乱的，慵懒地揉着眼睛。我连忙答应，“你也起来了？”

“嗯……雨声好大。”她嘟囔着。

我把黑袋子又合上，把它慢慢从杂物堆中抽了出来。我的动作很慢，犹如对着一件稀世珍宝。我抱着沾满灰渍的黑袋子走到萌萌床边，坐在堆在墙边的一片旧被褥上。

“那是什么？”萌萌还没睡醒，不解地看着我。

我把袋子拉开，把琴取了出来。这是一把原木色的民谣吉他，钢弦已经褪了色，松弛地搭在琴颈上，琴头本该是象牙白的弦钮已经发黄。琴袋中还有一个小乌龟拨片，厚度正是我最喜欢用的。

我温柔地抚摸着这把琴。萌萌看看琴又看看我，显然已经清醒了，“哪来的？”她震惊地问。

“它好像一直就在咱们房间里。”我慢慢转动弦钮，开始调弦。“应该是幼儿园的东西，不过都这么旧了，估计也是被当成杂物很长时间了……”我拨动六弦，低沉的声音传遍宿舍房间。

萌萌从床上起身，又坐到我旁边来，下巴靠着我的手臂，认真地看我调弦。我的手指滑过六根弦，六个熟悉的音流泻而出。我调整坐姿，拿起拨片，按下G调和弦。

我开始唱《花房姑娘》。宿舍门被推开了，景阳和徐新裹着雨水冲了进来，又一把把门关上。“我们听到你唱歌……，”景阳说，“吉他？！”他猛然看见我怀中的东西。

“我们听到你们唱歌，知道你俩肯定都起床了，才进来的。”徐新开始解释，“雨这么大估计啥也干不成，不如在宿舍打牌……不过既然琴都有了，咱们开演唱会也是可以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问他们两个：“你们会弹吉他吗？”他们都摇了摇头，景阳又补充说：“但我会打鼓。”他环视房间，从杂物堆中抽出一把破椅子，带着些嫌弃看了看，又说：“算了，老腔也是用这唱的。”他和徐新又从杂物堆里拿了条旧被褥，铺在了地上，然后坐到我和萌萌对面。

萌萌突然对我说：“你拿着吉他，又扎麻花辫，好像个知青啊。”她拿起手机要给我拍照。我连忙把外套的扣子系上，遮住里面的睡衣，又整了整凌乱的辫子，对着她的镜头文雅地笑了笑。

我继续唱刚才没唱完的《花房姑娘》，景阳开始敲凳子，他打的节奏很稳，听来十分踏实。我唱完后萌萌和徐新一起鼓掌，我微微思考了下，转到C调，开始弹分解和弦。

“南方姑娘？”徐新说。我点点头。

“你最喜欢的歌。”徐新宠溺地看着萌萌。景阳笑了，“这歌徐新在元旦联欢会上唱过，唱完当着全班人的面说‘送给我的萌萌’。”他模仿着徐新磁性的、充满深情的嗓音，韩萌萌一脸羞赧。我很惊诧，没想到随手一弹正中这对恋人的下怀。弹了几个音之后我突然想起来这歌原版是需要升调的。我停了下来。

“怎么了？被这故事感动得弹不下去了？”徐新打趣道。

“变调夹……”我已经把琴放在一边，开始翻琴袋，但里面并没有。“别急，今天我肯定会让你把这歌儿再给萌萌唱一遍的。”我站起来，从床旁边把背包打开，拿出来两根中性笔。我把两根笔一上一下搁在五品，然后拆下辫子，用两根皮筋紧紧地捆住笔的两边。我端起琴，弹了个和弦，声音干净清脆。我带着些骄傲一笑，“可以唱了。”

张景阳看得目瞪口呆。“天才。”他喃喃低语。“不敢不敢。”我赶紧谦虚，手下已经开始弹起了前奏。徐新开始唱。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

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

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

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 是思念的忧伤”

萌萌双手支着下巴一脸幸福地望着他。到副歌后萌萌也加进去一起唱着，温柔的旋律很快把我和景阳也带了进去。我们四个人围坐在一起，一遍遍地唱着副歌，萌萌靠在徐新肩上，景阳轻轻在凳子上打着节拍。窗外的雨声依旧很大，寒冷依旧从窗缝向内蔓延，夏末的暴雨盖住了我们的歌声，把它围堵在一间狭小但温暖的房子里。我们唱着《南方姑娘》，就像唱着我们四人共同的青春。这样的歌声很快消失在雨中，不会再被任何人听见，也不会再被任何人记起。

“以后你们三个都要去南方上大学了。”我抱着琴低声说，“不知何时能再相见啊。”

“上学归上学，咱们生是陕西人，死是陕西魂！”张景阳爽朗地说。

八点雨停了，我把琴收好，徐新和景阳回隔壁房间取东西。我和萌萌换了衣服，我们四人一起去网咖洗漱。

陕北的雨如此酣畅淋漓，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们从网咖出来时阳光已经笼罩了全城，地上的水潭倒映着楼房与树木，被阳光照得澄澈而明亮。

刘灿中午来了幼儿园，蒋盈下课之后他来到了我的教室。“汇平，你中午有事情吗？”他亲切地问。我确认我的课已经提前备了四天了，摇摇头。“那就好，”他的语气非常喜悦，“你应该也听说了我申请美国大学的事情，下周我就要去大使馆面签了，今天我找的留学中介给了我几个面试问题和标准回答，有的句子我还不太懂，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同意了，他立刻绽开笑容，“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吧。”

刘灿的面试问题都很简单，无非就是“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的哲学三问，但中介给他的标准回答却写得极有艺术，短短几句话就彰显了一个胸怀理想、心系天下，立志学习先进知识文化后回报祖国的优秀青年人的形象。我给他讲了回答的核心思想以及一些复杂句子的意思，顺便教了教他一些长单词的发音。

下午我把昨天晚上编出来的英语作文范文给学生们一人发了一份。“随便看看就行，觉得好的地方可以抄一抄背一背。”我并不想给他们提过高的要求，以防显得我骄傲自满、自矜才华。

“看不懂。”高建柳皱着眉头，把A4纸从眼前拿开。“这种文章和我们平时学的范文不太像。”

“这种文章是复杂一些，不过得分肯定也会高。”我耐心地劝说，毕竟我不想让别人这么快否定我的工作成果。

“这是你写的文章吗？”另一个男孩子问。我点了点头。

“你写的？”高建柳一把拿起纸开始仔细地看。“这么多……都是你上学的时候写的？”

“我昨天晚上写的。”

“这都是你昨天晚上写的？”又一个男孩子问，语气中流露出惊诧。我又点了点头。

他们不敢相信地把两大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又看。“太厉害了。”高建柳说。“给我们写作文干什么？过两天要讲吗？”

我解释道：“昨天我看你们作文写得一般，范文也就那样，我……反正我觉得也挺一般的。我就干脆亲自给你们写几篇得了，你们拿去看看就行，不过真的想提升还是得靠自己多写多练，我也不知道我这东西有没有用。反正你们看看吧。”

教室里非常安静。半晌，男孩子们轻轻地说了一句：“谢谢林老师。”

又加了一句：“肯定有用的。”“对，肯定有用。我们下去肯定看。”

晚上洗完澡后我们又开始打牌。徐新开了一局叫对家。

徐新拿着红桃四，没叫到我，他出一张牌我就压一张。张景阳也在压我，萌萌刚开始没怎么出牌，后来突然一张牌压死景阳，然后就开始给我递牌。很快我扔干净了手里的对子，徐新拿着一把连欲哭无泪。我和萌萌击了个掌，就在这时我手机突然响了。我看了一眼，是母亲打来的电话。

我赶紧接通。“平平，干啥呢？”“洗完澡了，打牌，我刚刚赢了。”我说完，傲慢地瞥了一眼徐新。“录取结果明天才出，不过北大招生组今天已经打过来电话了，你被计算机系录了。这几天就好好代课吧，等你回来录取通知书也就该到了，咱们一块儿拆。”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如此真实，充满对我的肯定与希望。

我挂了电话，露出释然而欣喜的笑容。我看着他们三个，“我被北大计算机系录了。”

“恭喜啊！”他们三人异口同声。“北大真是勤快，这么早就给通知了，我们还得等到明天。”萌萌的语气有些羡慕。“不急嘛，该是你的总归是你的。”徐新又揉了揉萌萌的头发。“继续打牌，我就不信这局还不是我赢。”我们三人发出嘲讽的声音，徐新一脸不服，开始发牌。

七

第二天早上十点就出了正式分数线。据说离可以查询录取结果还有一段时间，我是没什么牵挂，上课上得依旧心无旁骛；而其余人就不然了。中午备课的时候何笑来转了转，我们很快就在一起开始谈论分数线。何笑报了浙江大学。“我挺喜欢杭州的，”何笑说。

“刘灿已经要出国了，高考对他应该没有什么意义……那高若梅呢？她的情况怎么样？”萌萌问。

“若梅报了西北大学，肯定没问题。她这个成绩在神木真的是非常好了。不过陈素音……就是那个文科状元。她比东南大学低了三分，没希望了。”何笑说，语气中全是同情。“其实她的分就不应该报东南，大家都劝她，但是她太喜欢南京了……不听劝。我刚刚过来看见她往家走，一边打电话一边哭。真的可惜。”

我们几人都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和陈素音没见过几次，对她印象最深的印象就是那天刘灿给我一一介绍众人时她的笑容。她坐在桌子旁，冲我微笑点头，刘灿说到“文科状元”“东南大学”时她的眼中流露出一丝骄傲。

下午上完课后我布置了作业，正准备离开教室，高建柳突然问：“林老师，你早上八点的课有人上吗？”

我摇了摇头。高建柳看了看另外两个男孩，支支吾吾地开口了：“我们三个的课能不能调到那个时间……我们想整个下午去图书馆学习。”另外两个男孩点点头，附和了几句。

我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林老师你要相信我们。”另一个男孩说。“原来我们放学就去街上浪，在家就肯定玩手机。但现在我们都觉醒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学得好的同学都去图书馆，我们也想去。”

我一瞬间对我刚才的怀疑有些羞愧。我同意了。

我把他们三个的事情告诉了下午第二节课的男生。其中一个男生一拍桌子，“林老师你别光看高建柳他们。现在我们三个每天一大早就去图书馆，一直学到吃午饭。”另外两个男生一起点着头。“我们三个特别自觉，不睡懒觉。高建柳就不行，他早上要是没课肯定在家睡觉。”另一个男生在自我褒奖的时候不忘再挖苦一下高建柳。“不过高建柳能主动学习已经很难得了，还是林老师影响得好。”挖苦完高建柳还要再抬举一下我。我感到很好笑，说：“早上在家睡觉肯定会被家长骂呀，你们这叫被监督，不叫自觉。”

“也对，我睡懒觉肯定要被骂。”他们三个赞同道，“不过高建柳爸妈好像不太管他，”又有一个男生补充说，“别说睡懒觉了，他晚上不回家都不管。有一次他半夜发抖音，他还在一个酒吧里面玩。”

我突然联想到常出现于小说中家庭富裕但是缺乏亲情的少年。也许高建柳那没心没肺的笑容和叛逆放纵的行为之下隐藏着一份孤独？我并不知道。

晚上我们继续打牌，徐新连赢三把，洋洋得意，我们剩下三个人都带着挫败感把手里剩的牌扔在桌子上，开始玩手机，就在这时景阳说了一句：“好像出录取结果了。”

空气瞬间凝重起来。我们开始登陕西考试招生网站，往里面输入已经快要忘了的准考证号和密码。我点击查询，里面赫然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我截了个图，关掉页面，开始等待其他人的结果。

韩萌萌和张景阳都录到了第一志愿专业。萌萌是城乡规划，我高兴地向她表示祝贺，毕竟同济的城乡规划仅次于清华之下。景阳要去学化学了，继续和他心目中美到极致的元素周期表打交道。徐新录到了自动化，一个听上去就前途光明的工科。我们四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中，徐新拿起杯子：“我今天就以水代酒，为我们的前程，干杯！”

大家举起杯子，高高兴兴。这一晚我们本该纵情欢悦、彻夜谈天，甚至可以像极具浪漫色彩的电影所描述的一样，在星空下弹着吉他唱着歌直到沉沉睡去。然而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大家凑上来看。

严枫。

“他给你打电话了！”萌萌比我还激动。“快接快接！”

我的手开始发抖。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主动找过我了，我不知道他想对我说什么。我想接，但又不敢。我求助般看了看眼前的三个人，他们都安静了下来，示意我接电话。我按下了接听键。

“平？”

“嗯……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我竭力使自己的语气听上去平淡一点。

“你还在神木吗？”

“嗯。”

“你听我说。”

我的心越跳越猛烈。他对我说话时还是那样温柔，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对我低语情话，还是劝我早睡，还是在周六晚上送我回家时和我告别，还是和我探讨难题，还是和我因小事争吵……他都是用着这样温柔的语气。

“我想说对不起……我们分手吧。”

我没有立刻接话，但我感到泪水突然从我的眼睛中涌了出来，滴到桌子上。他们三人都吓住了，萌萌立刻坐到我身边来，拉住我的手。

“为什么……”我已克制不住语气中的悲伤。

“你别哭啊。”严枫轻轻地说。我的泪水不断往外涌着。“这样对你我都好。你真的想象不到我高考有多惨。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我的错。我第一志愿报了北航，但是滑档了。你也别问我要去哪了……”

“即使不在一个城市又怎么样？”我哭着问。

他沉默了良久。“其实有可能是因为自卑。”他慢慢开口，声音中是无奈与荒凉。“而且我也无法做到在孤独中思念你。我并不想因为一个远方的人放弃我本应精彩的大学生活。我不想形单影只地度过接下来的四年。其实你应该也是吧。天各一方太过辛苦，我也不忍心到时候再看你因我而不快乐。”他深吸了一口气，“不如趁早了断吧。”

“我愿意等你四年，为什么你就不可以？”我自知挽留无力，但我还是质问着他。

“别这样……相信我，分手对你我都好。我已经考虑很久了。”他的声音很轻。“你固然难受，可你要知道，我只会比你更痛苦。别哭了……祝你前途光明。”

我开不了口，我连一句祝福的话都说不出来。他沉默良久，似乎在等待着我的回应。最终他轻轻叹了一口气，然后是一声温柔的“再见”。

我放下手机，泪如泉涌。他们三个看着我，没有人说话。我起身走出了教室，回到宿舍，拿出吉他。

严枫。这两个字，已经贯穿了我压抑而昏暗的高三生活，为它注入点点微茫的光。而如今，我却骤然失去了他，在我自己三年来最辉煌、最荣耀的一刻。我开始唱《Unintended》，我把我的所有爱、深情与痛苦都倾注了进去。这首歌，就当我送给你的离别礼物吧。即使这样的歌声只会随风逝去，再没有第二个人会听见。

我哭着睡去，醒来时萌萌已经给我买了早饭。她坐在我床边，“其实这样也挺好。异地四年不见得是个好事。你们俩与其以后再挣扎，倒不如早早结束。”她柔声细语地劝着我。

“也对。”我从床上坐起来，手脚麻利地开始穿衣服。“不能为他耽误了我自己。我要上课去了。”萌萌还是担忧地看着我。“谢谢你。我没事的。”我露出一丝微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那天唯一让我感到高兴的事情就是我没有让我的心情影响我的课堂。我顺利讲完了备好的内容，中午在备课教室翻着讲义。高若梅进来了，问我们：“你们谁有神木中学的学生？”

蒋盈就是神木中学的。高若梅提醒我说：“其他学校的学生两周之后才开学，在咱们这儿上十五天的课。但神木中学开学早，按理说只上十天，今天就应该结课了，给他们留三天写作业的时间。”

我说：“蒋盈之前也是只上十天课的。但是前几天她跟我说她想多上一点，一直到开学前，上够十三天。”

高若梅点点头。“上多少天都可以，跟学生商量好就行。明天我们就要统一收课费了，因为刘灿后天就要去北京办签证。收完就会给你们发钱，所以今天再确认一下。”听到发钱的消息我振作了许多，毕竟这么多天的努力总算能捞到一些物质上的回报了。

晚上洗完澡打牌的时候我发现徐新和萌萌的亲密动作少了很多。萌萌一直挨着我坐，徐新把注意力都放在牌上面。我赢第三把之后直接笑了。“其实你们没必要这样子让着我的。”我有些不好意思。“咱们大家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嘛。不过还是谢谢你们。”

我开始找话题。“还有不到一周咱们所有的课就都该结了，现在得提前买火车票吧。硬卧的票太难抢了。”萌萌和徐新点点头，又说：“我们两个都回家，但地方隔太远，咱们都不是一趟车。”他们俩都是陕南的，车程比我还要长。我转向景阳，“你呢？如果你回咸阳的话咱们可以买同一列车。”

景阳略微犹豫了一下，开口说：“我可能要提前两天走。去年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个夏令营，今年那边的老师让我过去帮忙。他们十分有诚意，路费和食宿全包，我……还真的不好拒绝，所以只能少陪你们两天了。”我赶紧说：“那也挺好，你可以去北京好好玩一圈，不过这两天咱们要抓紧时间出去浪一浪了，趁大家还齐着。”

说完我拿出手机，一周后回西安的硬卧票还没卖完，我立刻订了一张。

第二天我刚刚上完第一节课，何笑就把我叫到了教室外面。“今天收钱的时候蒋盈的妈妈来了，但是她坚决不愿意交十三节课的课费。”“那她想交几节？”我诧异地问。“蒋盈是神木中学的，开学早，当时我们和她妈妈谈好的是十节课的课费。现在蒋盈自己想多上三节，我们也说明白了想多上课是孩子的意思，但是她妈妈就是不愿意多交钱。”何笑叹了口气。“报名的时候就是她妈妈在那儿讨价还价了很久，我们打到了七折，她妈妈才勉强答应了。反正这件事情……可能让你挺难受的。你跟蒋盈说一下，把课结了吧。”

我点点头，回去继续上课。下课之后我收拾东西，头也没抬说了一句“一会儿去把课费交一下”。“交钱？”高建柳听完，从口袋中拿出钱包，抽出一大把钞票，开始一张张往外数。

我吓了一跳。“别给我，给高若梅他们。”我连忙解释。他这才把钱收起来离开。

蒋盈上课的状态与之前毫无区别，我上课前也没提课费的事，只是认真讲课。课间我试探地问了问，“你出来上课的事情你父母怎么看呀？”

“我父母很支持。我就要上高三了，别的科目都学得挺好，就英语不行。我想找个老师补补英语，我爸妈就同意了。”她稍微思考了一下，继续说：“我妈妈让我去外面找补课班，有试听的就都去听一听，选自己最喜欢的、最适合的，不要管价格。钱的事他们操心就行了。”

“那看来你父母还是很重视你的成绩的。”我分析道。

“是啊。我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都是工人，我爸爸只上过小学，我妈妈是文盲，所以他们特别想让我好好学习，将来有个好前程。他们收入也不高，让我上学也不容易，我也得努力学习回报他们。”

我看着蒋盈认真的眼神，想到她整齐规范的作业本与画满对勾的听写本，想到她听课时执着的眼神与匆匆写下的笔记。

我走进第一间教室。我对高若梅说：“蒋盈那三节课我还会给她上，钱我不要了。”

八

下午没课的时候我躺在宿舍，无所事事。萌萌把我叫起来，神神秘秘地拿出一个盒子，从里面抽出一个精致的小桌子。

“漂亮吗？”她端详着上面铺着桌布、摆着花瓶和果盘、四腿雕着花的小桌子。我点点头。“我做的。”她甜甜地一笑。

“太厉害了吧。”我凑过去更仔细地看。“同济建筑学院的高材生果然不一样……”我打趣道。萌萌从盒子里拿出原材料，木板、碎布和彩色卡纸。“从今天开始我下午就没课了。我准备做一间小房子，送给徐新。”她看了一眼笑得不怀好意的我。“你可别走漏风声。”

我心底升起一丝由衷的羡慕。不是羡慕徐新，而是羡慕萌萌。

课前我在走廊里迎面遇见了刘灿。我打了个招呼，正准备过去，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我明天就要走了，也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你的帮助。今天晚上你下课之后我骑电动车来接你，我带你出去玩吧。”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似乎已经默认我答应了，满意地离开。

下课后我很快拉住了萌萌。我让她告诉徐新和景阳，说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出去玩。“刘灿带咱们。”我准备先斩后奏。萌萌看上去很高兴，“挺好的，他对神木这么熟，肯定能玩好。”然后我又到刘灿那里。“他们三个也想去，”我开始编谎话，“只有咱们两个肯定不合适。大家都是第一次来神木，咱们也应该带他们好好玩。”

刘灿思考了一会儿，同意了，说了一些表示他很顾全大局的话语。于是他把电动车放在了幼儿园，带着我们四人沿东兴街向北走。

那天晚上我们在神木中学门口吃了辣肠又喝了奶茶，然后刘灿带着我们去体育场，我们坐在足球场的草坪上打牌。

“陪我在跑道上走走吧。”刘灿突然对我说。我站起来，和他向跑道上走去。

我们沉默了两分钟。我迫于尴尬的压抑，找了个很无聊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去美国读书啊？”

“想出去见见世面呗。我在国内也上不了多好的大学，但是我社会活动参加得多，申请国外大学还算有优势。”刘灿说，“但要是我也能考上北大，我肯定不出国。”

“但是我也挺紧张的。我英语又不好，也不认识其他去美国的人……神木跟你们那边不一样，我们全校就我一个出国的。我去了西安，才找到留学中介。”他感慨道。

“你们这边人既然有钱，高考成绩不好的话，为什么没人出国？”

“可能是……眼界的问题吧。”刘灿慢慢地说。“足够有钱的人可能也不在乎孩子上多好的学校，二本出来家里也能帮着找工作。他们可能觉得上大学除了对找工作有好处，也并没有什么其他实际上的意义。但还好我父母不这么想，也愿意给我出钱。”他顿了顿，又问：“汇平你呢？紧张吗？不过北大那么好，你又那么优秀，应该不会担心什么吧。”

我笑了笑。“肯定也会紧张啊。”我说，“那个地方优秀的人太多了，我到了那里可能只是毫不突出的普通人。我其实挺矛盾的，高三的时候对着北大朝思暮想，如今真的考上了却又这么紧张。”

我根本不敢继续往下说，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内心深处是恐惧的。我高三一年都在自我怀疑与对未来的恐惧中度过，而如今这种恐惧依旧伴随着我。目前我已用一份录取通知证明了自己，将来呢？我最怕的就是平庸。而也许到了那个地方我很快就会变得平庸。

回去的时候我们一人拿着一杯奶昔，我和刘灿走在后面，看着徐新牵着萌萌的手，萌萌优雅地转了个圈，这是我们高中学过的交谊舞里面的动作。刘灿轻声对我说：“希望以后你还是能和我保持联系。如果你读研要出国的话，我在美国等你。”

第二天凌晨刘灿发来消息，告诉我他已经连夜抵达西安，将要前往北京，已经登机。我看到后回了一句“祝面签顺利”，那也似乎是我们整个夏天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刘灿目的不纯呀。”萌萌回味着昨夜丰富的娱乐活动。“他干嘛要把大家都叫出来呢？可能出来玩就是个幌子罢了。所以昨天晚上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呀？”萌萌期待地看着我。“想多了。他什么也没说。”我白了一眼萌萌。

我走出宿舍，头顶全是燕子。突然间我就不想离开这里了。在这里我什么都不用面对，我不用面对荣誉，不用面对恐慌，不用面对我所攫取与失去的东西。我只用讲课、数着洗澡的日子，在凉风中入眠。我不必关心太阳是否照常升起，我拥有的只是此时此刻、今朝今夜。我拥有的就是这一片天空和一群燕子。我想到廖伟棠的一句诗：“如今燕子不再来我屋瓦下作窝，如今我的阁楼上只有阳光与阴影交替。”只要这些燕子们依旧从我的头顶掠过，在这个院子里，我就没什么可值得遗憾的。

九

钱已经用微信转给我们了，我发现比自己算的多了两百多块钱，我心下窃喜，但还是很疑惑地跑去问高若梅。“蒋盈的钱你们又要到了？”我做出猜测。“不是。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的一个学生，叫白浩羽？”

我想起来了，第三天退课的男生。“他父母刚开始并不是很想交钱，但是后来我们又催了催……也把钱交上了。”高若梅又叹了口气。“然后我和他家长谈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其实那钱咱们不应该要的。”

“为什么？”

“他退课并不是因为你讲得不好。他自己也告诉家长你讲得特别好，但是他实在不想听。”高若梅犹豫了一下，继续说：“他爷爷那两天去世了。他小时候父母在西安打工，他一直是爷爷带大的，感情特别深。听他家长说，那孩子现在天天就坐在家门口的杨树下，也不哭，就那样坐着。”

“他家在哪？”我直截了当地问。

高若梅知道，但她劝了我很久。她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又说她就不应该告诉我。“只上两天课也是老师，”我很坚决。“我要去见他。”高若梅正准备开口。“就我一个人。”我补充道。

白浩羽家离幼儿园非常近，走路不到十分钟。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在一条窄窄的小巷里走着，碎石路边长满野花。墙上满是孩童们留下的粉笔画，笔迹朴拙稚嫩。我在巷子尽头站住。我看见了一棵高大的杨树，它笔直挺拔，高大雄伟，杨树叶的背面被阳光照得洁白，就像盛开的花。树叶从高空落向大地，轻轻地盖在泥土上，触地一刻犹如安然入眠。

白浩羽就坐在那棵树下。他低着头，落叶盖在他的脚上。我慢慢走过去，他抬头看见我，眼中流露出困惑。“林老师？”他不安地看着我。

我发现我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能拯救任何人。我以为我可以拯救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就像我以为我可以拯救一个渴求知识的女孩，一个游手好闲的少年，一个浑噩度日的学生。但我其实和他们一样，和这世上的大多数一样。我们得到又失去，我们爱过又忘记。我们注定拥有某些东西，也注定永远也握不住某些东西。我们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所有事情都是不可挽回地缓缓滑向一个必然的结果。我只是路过，我只能尝试着去改变某些东西，但我谁也拯救不了。

但是我更不可能就此转身离去。有的话我还是要说，就像十分钟前，我义无反顾地走向这棵杨树。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重复了一遍那天清晨我告诉自己的话。“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他最想看见的一定不是你的忧伤与思念，而是你的成功与幸福。”

他低声哭了起来。我坐到他旁边。我实在不知道还应该再说些什么了。我和他一样坐着，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捂住脸，眼泪大滴大滴地从指间滑落。

那天阳光极其灿烂。日光倾城，杨树叶沙沙作响，周围的断墙与楼房都笼罩在明亮与温暖中。白浩羽擦干了眼泪，站了起来。“林老师，谢谢你。”他郑重地说，声音里还有一丝哽咽。“我要回家了。”

我目送着他走到一栋单元楼下面。他的身影消失在灰砖砌就的围墙之后。

最后一节课的男生们听课认真，课堂气氛积极活跃，我的心情也逐渐不再那么沉重。晚上我们在去洗澡路上的小吃摊买饭，我们一人拿着一盒烤冷面，徐新还多提了一个袋子，里面是红灿灿的一个大西瓜。

我们四个今天都拿了钱，决定好好挥霍一番。毕竟张景阳明天也该走了。洗完澡我们来到布满饭馆的麟州街，选了一个看着最豪华的烤肉摊——说是豪华，其实也就是烤肉架旁边比人家多插一把旗、棚子上比人家多挂一个灯泡。徐新拿起菜单。

“别要酒别要酒。”我是一个很谨慎的人，知道该克制自己的欲望。景阳虽已把课结了，但大家明天还是有课的，今夜过于放纵总归不好。徐新嗤笑了一声：“看把你给紧张的。你恐怕只是酒量太差吧？”

他点好菜，我们都在玩手机，但玩了不到一分钟就又每人捏着几张牌开始厮杀。在夜市摊上打牌是非常合适的——反正比在教室里合适。我们的叫嚷声与周围食客们的喧闹非常搭配。

那顿饭我们吃到了深夜，一直到萌萌困得靠在徐新的肩膀上，我困得开始胡乱出牌。当我半睡半醒地用对三压了徐新的对五之后，我们都意识到该回去了。

“我们再喝最后一杯！”徐新拿起装着白开水的纸杯。我和萌萌也慌乱地举起杯子，徐新继续说：“景阳，祝你北京之旅一路顺风。”“一路顺风。”我和萌萌附和着。我们四人把白开水一饮而尽。“你走了，过两天我们三个也该散了，何时能再聚啊。”萌萌又开始感慨。“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景阳吟诗。“而且反正咱们在友谊路上的高中，友谊是不会断的。”

“长相思，勿相忘；常富贵，乐未央。”我说。“友谊长存。”

十

回去的路上景阳小声告诉我他明天早晨五点半就要走了，今夜的确是最后一别。我说我会陪他去网咖洗漱、买早饭和打车。

景阳临走前一刻塞给了我一个塑料袋。“能够认识你我真的很高兴。我没想到我可以遇见这样一个和我有着同样爱好，而且还这么优秀的人。”景阳做着告别时的总结。“我研究生会努力考到北大去的，说不定将来还能做校友。”我立刻点点头，笑得很灿烂。“各自珍重，有缘再会。”景阳说完，关上了出租车的门，冲我挥了挥手。出租车在清晨空旷的东兴街上呼啸着驶远。

塑料袋里面是一大盒蛋挞，金灿灿地堆叠在一起。熹微的晨光映照着东兴街。

高若梅也走了。她早上突然过来，是为了和我们道别。“谢谢你们，我要去欧洲旅游了。这段日子于我而言真的非常珍贵。”我们在幼儿园门口拍了一张合照。“有缘再会，以后我去北京和上海一定会来找你们的！”她临走前又说了一句。

今天是蒋盈最后一次课了。我前几天给我的所有学生一人写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简单回忆了一下这么多天的相处，又添了几句口号式的、没什么实际意义的激励词句。署名处在“林汇平”三字上还特意添了个“北京大学”，这还是我第一次主动给自己加这个四字头衔。“单词还是要好好背，作文也要多练，你进步很大，再努力努力肯定能更好……”我念叨着，把明信片递给她，她愣住了。她接过明信片。

“你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蒋盈认真地说。“谢谢你。”

我很惶恐。蒋盈又说：“我肯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我的父母和老师，也不辜负你。”

她把明信片仔细地夹到本子里，又把本子小心地放进书包。她走出教室，又回头看了一眼我。“林老师再见。”她说着，眼睛湿了。

高建柳上课又没那么认真了，但他也不再嬉皮笑脸、扰乱课堂，而是一直保持沉默，沉默地听课，沉默地记笔记。下课后我问他是不是有心事。他摇摇头。

“真的没有吗？你上课有点太不活跃了。”

“没有吧……可能是这几天有点累。”高建柳解释道。“真的没有。”他看见我担忧的眼神，赶紧补充了一句，挂上了笑容。

但是他的听写和作业却没有一点退步。我也就把心放下了。

下午我回宿舍观摩了萌萌的小房子。她之前已经把房子轮廓和各种家具做好了，现在只用把它们粘好，再雕琢雕琢细节。我看着小房子里面拇指高的桌椅、瓶盖大的电视和针尖细的花枝，发出由衷的赞叹。“其实工作量还是挺大的。”萌萌一边抹胶水一边说。“我还有屋顶和窗子要做，吊灯台灯还要走电线。”

“我帮你吧。”我坐到她的床上去，从床单上拾起粘了一半的雕花窗户。“你真好！谢谢啦。我来给你讲怎么做……”她开始描述怎样把细细的铁丝缠到窗框上，怎样用小刀在上面刻花。我模仿得小心翼翼。这种活真是细致，窗子都这么难做，做完一个房子……反正我是不可能的。

我做好窗子后她拿了过去，用笔开始在木片上面写字。“写什么啊？”我好奇地凑过去。“和你看外滩的每一场落日……”“别念啦！”她羞涩又紧张地盖住那一小行字。“你不会在房子的所有角落里面都留了字吧？”没等她回答，我赶紧拿起她刚刚叠好的一本书，发现里面每一页上都又红笔画了一个爱心。她把剩下的各种小零件都护在身后。“不许看。”她又补充了一句：“看了也不许告诉他。”“你不告诉他，他找得见这么多吗？”我好奇地问。“那就看他愿不愿意找啦。”萌萌虽然这么说，但语气中充满了肯定。

“明天我要走电线了，可以再帮我做一点吗？”我准备去上课的时候萌萌问。我点点头，萌萌露出灿烂的笑容。

景阳走了之后我突然感到百无聊赖。之前不洗澡的晚上萌萌和徐新避开我们出去的时候我好歹能和景阳一起谈谈音乐，可如今我只能一个人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逛着。我坐在秋千上，怀里抱着吉他，无意识地弹着和弦。

“怎么就你一个人？”我慌张地转过头去，看见杨羽嘉从楼上走下来，显然是刚刚拖完堂。我和他并不熟，这么多天又几乎没说过话，因此有些紧张。“韩萌萌和徐新在外面吃晚饭，我已经吃完了。”我答道。

“你会弹吉他？”他向我走近，问道。我点了点头，为了不放弃这个展示机会，我左脚点地稳住摇晃的秋千，弹了一段高速solo。“厉害。”杨羽嘉称赞。

就在这时萌萌和徐新从大门口走了进来。徐新立刻和杨羽嘉打了个招呼，我想起来这么多天里他俩经常课间在一起打游戏，故而见面也亲切一些。“你今天晚上有事吗？”徐新问杨羽嘉。“来和我们打牌吧。”杨羽嘉很干脆地同意了。“刚好我从今天开始晚上不用做题了。我今天上午把科一考过了。”这么多天我从来没在上课之外的时间见过他，他一下课就走人，原来是因为在学车。

“今天咱们来点惩罚措施吧，不然总有人不好好打牌。”徐新一边说一边斜眼看着我。我也瞪了他一眼，虽然我知道他在针对我的对三压对五。“输了做下蹲，一次十个。”这个数字确实是很照顾我和萌萌了，我们欣然同意。

“你们什么时候走？”杨羽嘉一边打牌一边问。“大后天晚上。我们三个都是。”徐新回答。“不是后天结课吗？”“是的，不过后天晚上走太紧张了。我们准备大后天休息一天，在神木玩一玩。”徐新一边答着一边分析牌局。“那挺好，不如我带你们去玩吧。”我听完很高兴，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跟着萌萌和徐新玩一天，实在是难受。现在算是有个人陪了，也能免去我的诸多尴尬。“汇平你笑什么？咱俩已经输了。”羽嘉突然对我说。

“是吗？”我一脸困惑。我和羽嘉站起来开始做下蹲。

时间很快过去，我们四个都坐在椅子上揉着酸痛的腿。但是明显徐新的表情要轻松得多。“我不打了。”萌萌首先认输。“我也不打了。”我赶紧附和。“你看你牌打得不行，体育也不咋样，光知道学习。”徐新讽刺我。“你说我体育不行？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拿过全校的长跑冠军？”我立刻捍卫着自己的尊严。“那咱们就继续打。”徐新激将。“萌萌要不你歇会儿？”他又补充了一句，伸出手越过我揉了揉她的头发。

我偷偷给羽嘉递了个半是无奈半是嫌弃的眼色。羽嘉笑了，“别为难女孩子们了。咱们商量一下大后天去哪里玩吧。你们想逛市区还是看风景？”

“都想。”萌萌诚恳地说。

我们送走了杨羽嘉，一同去了网咖，回来后关上了幼儿园的铁门。萌萌和徐新坐在秋千上，我回了宿舍，躺在床上玩手机，半个小时之后感觉不太对，出来发现萌萌和徐新都不见了。教室的灯都黑着。

我有些紧张。我带着手电筒上楼转了一圈，没人。我又到院子里来。我尝试敲了敲徐新宿舍的门。

萌萌开的门，徐新躺在床上，屋里一片漆黑。我愣住了，说了一句“对不起”就跑回了宿舍。我躺到床上继续玩手机，几分钟后萌萌开门进来。

“我发现你俩不见了，这么晚，我很怕你俩出事。”我开始解释。更何况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我和他在一起不会出事的。”萌萌笑了。

我不敢问，但又特别好奇。我们四目相对，我忍不住了：“你们俩是不是……”

“没有。”萌萌斩钉截铁。

我将信将疑。

“我给你开完门看见你的眼神就知道你肯定要想多了……真的没有。我们躺在两张床上的。我们在谈上大学异校的事情。”

“你俩一个城市，这有什么好谈的。”我还是不信。

“反正我俩就是夜谈。”萌萌坐到床上，开始脱衣服。“快睡吧快睡吧。你猜明天早上起来腿会不会疼？”

这个问题让我很是忧愁。“还是先睡觉吧。”我说。

早上起来我的腿的确很疼。我照例拿着牙刷毛巾坐在秋千上等景阳，平时都是我们两个一起去洗漱。五分钟后我才意识到他已经走了。

很快我就要和更多的人告别了。我想着，心里很是难受。我编好辫子，从铁门走出去，踩在铺满槐花的道路上。西安的七八月份是没有槐花的，夏秋之交的槐花似乎只在比西安更北的北方才会出现——我过去只在北京见到过。浅金色的小花覆盖大地，整条街道的颜色温暖柔和。

下午我和萌萌在宿舍接电线。我拿起一根电线，用小刀轻轻竖着割开绝缘层，再在上面横着割一个圈，塑料皮轻轻一扯就掉了，也没有伤到里面的铜线。“你手法真娴熟，”萌萌赞叹。“毕竟是老张的学生。”我骄傲地说。老张特别喜欢给我们讲物理实验的细节操作，没想到今天还真的派上用场了。“那我真是忝列师门。”萌萌笑着说。

小房子一共有四盏灯，全部并联到一起。这个物理原理非常简单，但是缠电线的工作太精细，为了美观，也为了避免短路，我们还要在电线缠好的裸露部位裹上和绝缘层颜色一样的白胶布。等我们接好所有灯的时候，我也该去上课了。“我再用木板做个电线盒吧，把电线遮住，能好看一些。”萌萌说，“一会儿我再去买两节电池。”

下午上完课后，我意识到，明天就是我最后一天讲课了，然后意识到这又是一场告别。我看着桌子上一排排的手写讲义，上面布满了讲课时留下的笔迹。我叹了口气，把它们收了起来。

晚上洗澡我依旧走在后面，夏夜凉风习习，我低声唱着歌。我想到严枫……我们曾经共同漫步在华北平原的夜色中。我们暑假一起参加北大和清华的夏令营，晚上他偷偷出来找我，我们就走在布满槐花的街道上。我们头顶没有星星，但那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夜空。

十一

最后一天课。我认真讲完了课，把明信片发了下去。我竭力不使告别的氛围过于凝重，但我做不到。我不断在叮嘱学习中的注意事项，叮嘱他们要继续努力，要胸怀理想肩负责任。

“你什么时候走？”高建柳临走前问。我说明天晚上。

下午上课的男孩子们给我带了一大袋子红枣。“我们神木的煤矿最好，但不能给你送那些。”他们笑着说。“这种枣最好吃了。”

我把明信片递了过去，絮絮叨叨地说完了一大堆话。他们认真地听完。

“林老师，你是我遇见过的最好的老师。”其中一个男孩子说。

“是的。”其他二人纷纷点头。

我轻笑道：“你们何必这样子夸我呢，这还是我第一次讲课，你们不嫌弃我就能感到万幸了。”

“我们是认真的。”一个男孩严肃了起来。“我之前都没有听过哪个老师讲课这么好。我们都很喜欢听。”“连高建柳都认真听你的课，肯定是因为你的课好。”“这么多天我们学到的不只是英语，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之前在学校从来没有听过的，很有用。我们真的舍不得你。”

我很感动。“谢谢。”我说，“遇见你们我也感到很幸运。”

也许我还是有那么一点价值的。我想。也许我真的帮助到了他们。

晚上我在吃完饭往回走，前面是一位老人，他挑着担子，两边各挂着一个浅浅的竹篮，篮子里面是一群小鸭子。夕阳从楼房与树木之间射出来，照着它们。小鸭子们在竹篮里面兴冲冲地踱着步，扑扇柔软的翅膀，发出叫声。落日的余晖落在它们浅金色的身躯上，那些本将逝去的光芒在此处变为永恒。

杨羽嘉又来陪我们打牌了。他说他本想带我们去红碱淖，但是太远，问我们愿不愿意去逛公园。神木北边有一个很大的公园，里面景色优美。

“对了，”他又补充道，“何笑明天白天有事，说晚上会送你们去火车站——你们都是明天晚上的火车吧？”我们点点头。“那就行。所以咱们四个可以上午逛公园，中午一起吃顿饭。下午我送你们回来，你们休息一下，好好收拾东西。”我们都非常赞成。就在这时有人敲门。

我正准备去开门，羽嘉有点警惕，就让我坐下，独自走到门边。“你找谁？”他把门开了一半，问门外那个站在黑暗中的人。“林老师。”高建柳的声音。

我惊讶极了。“是我的学生。”我赶紧说，往门口走去。“你们三个先打牌，我马上回来。”我示意高建柳和我到另一间教室去。我开了一盏灯。

高建柳站在空荡荡的教室中，手里提着一个巨大的塑料袋。他率先开口：“你明天要走了，我……就是想送送你。”

“别站着，先坐。”我连忙说。他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我给你买的，怕你坐火车太无聊。你在火车上吃吧。”塑料袋里面是各种各样的零食和水果。他可能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把市面上常见的零食全都买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谢谢”在此时此刻是很无力的。我开始组织语言，他又开口了。

“你是我遇见过的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对我的冲击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但听到他亲口说，我还是有一丝紧张。“我根本没有想到你会在我不好好学习的时候劝我，也没想到你会给我写那么多篇作文，也没想到你会给我写明信片……”他的声音有一丝哽咽。“但其实你说得对，你再好，我不努力也是没用的。我觉得我可能真的要好好努力了。”

“那你之前呢？不努力学习吗？”我问。

他苦笑了一下。“我觉得没意思。”他说。“反正我爸妈也都跟我说过了，只要我考上大学，一本也行，二本也行，出来都给我安排工作，我不愁钱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上课？父母让你来的？”

“他俩根本不知道我上课的事情。”他淡淡地说。“我当时在外面看见传单，看见上面写着你们的高考分数和大学，觉得特别厉害。我从来没见过考那么高的人，我就想看看到底是啥样。我听了你的课，感觉挺好的，就报了，反正我暑假没啥事，我爸又给了我五千多零花钱，我也没地方花。”他犹豫了一下。“所以刚开始上课真的没想着好好学，可能把你惹生气了。对不起。”

“没事。后来你变得那么认真，我其实很欣慰。”

“我觉得要是不好好听课挺对不起你的。”他说。“有一天你上课说让我们制定目标，我感觉特别震撼。你知道吗，在我们学校，老师们一说起目标，都是考二本，对好学生才说考一本。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意过什么大学什么各科分数。然后听你说完，我也问自己我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我……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我上完大学肯定就被我爸安排好了。在他们单位工作，天天坐在办公室里，也没啥真的需要我干的事情。”

“那你愿意以后过这样的生活吗？”

“我肯定不愿意啊。我才不想被我爸操控。我前几天想了想，”他的眼睛猛然放射出一种光芒。“我想自己开一家公司，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自己干事情的那种。然后我可以雇人，把我的公司越搞越大。我可以过我自己的生活。”他的语气有些激动。

“这叫创业。”这个词语在我的生活中太流行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你应该知道一个好大学对你的意义。你可以拥有更高的平台，更广阔的视野；你可以认识更多的人，听更多的故事，学习更多的经验。而这些，都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的。”

“我明白。”他的声音又低沉了下去。“但我已经荒废了太多时间了。我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当然来得及。”我急切地说。“你这么聪明，只要踏踏实实地学习，肯定能学好的。你不是还天天去图书馆吗？这多好啊。”

他沉默了一会儿。“真的吗？谢谢你。之前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说过。他们都说我没救了。”他笑了一下。

“已经这么晚了，你还不回去，你父母会担心吧。”说完这句话我就后悔了，我看见他的眼中浮现出一丝悲哀。“他们从来不担心我。我已经两天没回家了，他们都没给我打过电话。”

“那你更应该回去。”我的语气非常坚定，不容置疑。“你要记得，父母永远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们一定是爱你的，也许只是因为忙于工作……”

“是啊。”他开始回忆往事。“小时候我家没那么多钱，住的还是单元房，我爸妈每周末都带我去公园玩。我爸出差一次还会给我带礼物。他经常去西安，给我带过好多个兵马俑小铜像。现在……我有时候一个月都见不到我爸，他一回来就问我还有没有钱，然后给我一把钱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就走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平淡，就仿佛在叙述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人的故事。而正是这让我感到极度的悲凉。我的心特别疼。

但我还能说什么？我仿佛看见一个聪明而无忧的男孩子在我面前一点点消失， 可我什么也做不了。

“你早点回家吧……”我缓缓开口。我狠了狠心，说道：“现在我有光明的未来与大好的前程。其实不管你今天来不来，我都不会感到过分的喜悦或者悲伤，毕竟我会过着我自己的生活。但你的父母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因为你回家而非常高兴，会因为你的一句问候、一天陪伴而感到无比幸福……”

“不。”高建柳打断了我。“我明天还可以回去好好陪他们，但有的人我这辈子就见这最后一次。这么好的老师，这么优秀的人，”他的泪水从眼中滑落。“最后一次。”他又重复了一遍。“我真的舍不得你……我今天来就是因为我怕我明天会哭……”他紧咬着嘴唇。

如果我没有燃起他心中的希望之火，而是给了他对自己的否定与对现实的不满，那么我情愿我没有说出那些话。但如果他能因此觉悟并奋起，那么我情愿此时此刻看着他哭，情愿自己的心痛如刀绞。

我仿佛已经看见他从一个幸福的孩童变成一个缺乏爱的少年，看见时光在他身上留下不可挽回的痕迹，看见这悲剧的必然。那么我就要尝试去改变他接下来的人生，即使我也不谙世事、幼稚无知，即使我明白我的渺小与无力，即使我还是能预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一系列不可挽回，即使我知道我只是一个过客——一个离去后可能连痕迹都不会留下的人，我还是要尝试。

我静静地看着他宣泄情感。“早点回家吧。”我柔声劝他。“然后从明天开始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我希望这不是你我最后一次见面。”我又补充道，“我希望在将来，也许是我们都工作之后，也许是研究生，也许足够幸运是在本科……我们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再次相见。”

十二

这是我最后一天站在这个院子里了。

过去的十几天里，我穿着长袖和长裙，以此抵御这里清晨和黑夜中的寒冷；我在教室里讲课备课，精打细算着每天讲解的内容；我弹着宿舍墙角的吉他，琴声蔓延进正午的阳光；我坐在秋千上仰望澄澈的夜空，满天繁星缀满夜幕。

我抬头望着满天飞掠鸣叫的燕子。它们如此自由，无拘无束。

我应该感到快乐。我被全中国最优秀的高校录取，我半个月挣了八千多块钱，我青春无忧，声名赫赫，高中的老师们向下一届学生讲述着我的事迹，父母在西安等待着我、思念着我。我拥有光明的未来，拥有蓬勃的理想，拥有爱。

可我站在这个院子里，看着燕子群飞，我的心中只有悲凉。

那天杨羽嘉带我们在杏花滩公园玩了一上午。我们在石桌上打牌，我们坐在草地上吃零食，我们在小摊上打激光枪，我们骑在旋转木马上欢呼。我特意背上了那把吉他，我们在湖面上泛舟，我开始弹琴，我们一起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到“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的时候，徐新和萌萌对视，我和羽嘉笑着起哄。我们来到公园的范仲淹像旁，羽嘉自豪地介绍《渔家傲·秋思》就是在这里写的。我们走在石子路上，我唱起一首三拍子的歌，徐新和萌萌为羽嘉展示我们高中学过的慢三交谊舞。我们谈起代课的日子，谈起夜市摊上好吃的手抓饼，谈起打过的牌、洗过澡的宾馆，谈起那个大家肌肉酸痛步履踉跄的清晨……

我们都高高兴兴的，尽情玩乐，没有一个人提到“离别”二字。

我们中午去吃了火锅，热气腾腾的鸳鸯锅摆在眼前，特别喜庆。徐新执意要了一瓶酒，“你这次可不许再说明天有课了！”他笑着警告我。我们一起边吃边喝，最后用漏勺在锅里面不停翻搅，企图找见剩的每一丝肉沫。

羽嘉把我们送回了幼儿园。萌萌直接进了徐新的房间。我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你进来吧，我们这儿没什么东西。”我不忍看着羽嘉那么尴尬。于是我打开门，我们一起走了进去。

我示意羽嘉坐在我的床边上。我从肩膀上摘下吉他，笑着说：“真的很谢谢你，今天我们玩得都特别开心。”他谦虚地笑了笑。我拿出吉他，随便弹出一段旋律。

萌萌和徐新进来了。我连忙停下，开始看他们俩。萌萌向我使了个眼色，我突然意识到她要干什么了。我起身拉上门，灭了头顶的小灯泡，拉上厚厚的窗帘。现在房间里非常暗，我们只能勉强看清彼此。这一系列动作我几乎在一瞬间完成，徐新和羽嘉都一脸困惑。

萌萌从箱子里把她做好的小房子拿出来，按下电源开关。四盏灯一起亮了，照亮了精致的小房子的每一个角落，照亮柜子里的书，墙上的壁画，花瓶里插着的花……我调整坐姿，摆好琴，开始弹一首经典的吉他曲《爱的罗曼史》。

“我爱你。”萌萌对徐新说。

羽嘉离开后我们把东西收拾好，徐新把小房子用纸箱子装起来，再仔仔细细地放到背包里。我又看了一眼厚厚的一沓手写讲义，还是决定把它们留下来。我把吉他的弦松掉，把它放回吉他袋，再把吉他袋搁在墙脚。何笑在门口等着我们，她打车带我们去火车站。

我们穿越这荒漠中富有而繁华的城镇，穿越贫瘠的土地上堆砌出的绿化带，穿越渐沉的夕阳，穿越这十八日所有的回忆……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依旧歌舞升平，陕北人民们其乐融融，载歌载舞。我们取了票，走进候车厅。

我们在候车厅等了很久。我的车最先发动，所以我是第一个走的。我打完那把牌，背好背包，拉着行李箱，笑着和他们说再见。我其实有些庆幸我能第一个走，这样我就不用看着萌萌和徐新告别，也不用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候车厅里，看着他们逐一离去。

“保重！有缘再见！”我说完，又抬头看了一眼神木的夜晚。那个夜晚晴朗无云，夜空中繁星点点，异常美丽。

我转过身去。我怎能不明白呢，有的人，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见了。

风混着沙尘扑面而来，我走向火车，眼前浮现出的，却是来到神木时最先看到的大漠和日光，以及荒原上空群飞啼鸣的燕子。

我经历了那么多场告别。每一场我都想潇洒地举起手臂，在晴朗的天空下微笑着挥手，然后转身离去，步履从容，眼神坚毅，头也不回。

可我从来没有做到过。

我躺在火车上。我望着窗外陕北的夜，望着月光笼罩下的荒漠。我意识到从我来到这里的那一天一直到现在，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过。明月依旧朗照，土地依旧荒凉，人们依旧行色匆匆，神木市依旧繁华富裕。迷惘的人依旧迷惘，绝望的人依旧绝望，颠沛的人依旧颠沛，流浪的人依旧流浪。即使有变化，一切的一切，无非是按着早就注定的轨迹，缓缓滑向一个必然的结果。

其实我明白，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我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我们所有人，我们必然要遇见，必然要爱，必然要拥有，必然要离别。但正因未来于我们而言一片未知，我们亦有足够的勇气去幻想，去揣测，去期望，去做出轻微却坚毅的努力。

今夜过去，太阳照常升起。太阳会升起在神木、西安，会升起在北京，会升起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依旧。

2018.10.7于北京完结

2022.5.16于北京修改

谢谢你能够看到这里。愿你活过这一生，也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要问我吗？我没法向你解释。
你想找的夏天已经消失了，很多年前，就在你熟睡，
或者剪去长发，或者被猫咬伤，或者什么
迷失在大风大雨冰冷星光的短暂的夜。
不要沉溺于那些美好的词语。我劝告你，
你的风筝和麦田只属于记忆——你知道吗？上一个
夏天结束之后，他们绞烂风筝。碎片被埋在土地里，
而土地——我也不知道麦田的下落。这些年
我跟你讲起过吗？我也曾有我的麦田：
一条嘈杂的城中村，挤满菜农，米店，粮油摊，
卖戒指和钱包的小贩，盗版书商人推着三轮车叫卖
宽阔的十字路口，我总被夕阳蛰得睁不开眼
直到现在我左侧仍是南山的灰影。夕阳坠落，
我回家去了，早在夏天结束之前。

好日子结束在上个夏天。我也对你这样说，
我也曾希望唐朝的南城门拔地而起，在这片
安静祥和而沉默的时代废墟之上
取代十字路口，取代支离破碎的村庄，取代一代人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可是如今，
你看，我的童年
已经变成夕阳下寂静的广场
钢铁铸就的五洞城门，立春日的风筝
当他们建起广大而清晰的历史，模糊的，
只有沙土堆砌的微型城墙
与你的记忆

至于麦田在何方？亲爱的孩子，你不需要
知道什么地方有麦田。你当然还记得他如何
驱车带你一路之上，直到山腰，再拉着你的手
直上山巅。那都是夏天之前了，他给你采下青麦，
或者裁下柳叶，做成口哨，抓捕幼蝉，再或者
让你从摇晃的自行车上摔下，再或者
从峪口的激流中把你救出。那都是很多
很多个夏天之前的故事。那时你并不会感激与抒情，
作为回报，你选择劣质而蹩脚的谎言，譬如说
当你蹲在操场上哭泣，却决定
告诉他地震从未发生，你也从未
惊惧地跑下楼去，从未忐忑不安，从未担忧死亡。
你当然还记得那个夏天你们在城郊度过，
无穷无尽的夕阳，鱼塘，竹林，而你总望着星空，
等待着下一次余震的到来。那时地震是你感受过的
唯一的灾难。流离失所和死亡，一个漫长的
苦难的夏天，这是你所能理解的一切，
并很多年活在余震和逃跑的阴影之中。
以及麦田。你总想提起麦田，在地震之后，
夏天结束之前，你将多少时间，铺洒在
绿色金色的田野之上，麦芒锋利，日光刺眼

可是如今？你看，就是这样。余震早已结束，
你的麦田伴随山火与记忆一同毁灭，我能展示的
只是一枚仍未褪色的硬币戒指。我的墙壁上
再也没有蜗牛爬过，我的后院也不会
长着夜来香和野薄荷，不会有石桌石椅和塑料帐篷，
也不会有穿过玻璃窗的日光，叮叮咚咚的风铃。
这一切都结束了。那个夏天你曾问过我末日在何方，
或者何时。你看，日光正在褪去，你还拥有什么？
在结局布下的阴影里，你继续生活着。已经十年，
这是否是你虚构过的结局？你看，日光逐渐沦陷。
这就是我所拥有的全部。黑暗中的酒精、烟头和叙事诗
风吹过锈迹斑斑的铁门，在禁锢和忍耐之中
我只是偶尔，想起十年前的午后，一点残损的光线
作为诱饵，将我拽向回忆或梦的深渊。你看，
日光已经倾颓。你可曾幻想过
黑色的风，当它迫使你想起已经消失的一切，
回家路上坍塌的路牌，秦岭和夏天的边境线

而上一个冬天刚刚过去。
（空旷的白色原野上，我在一片死寂中回家，
湮灭在火车角落中的恐惧，忍耐质询，
然后聆听、接受或撕毁谎言，并被其贯穿。）
2022.5.14 凌晨

我借住在一个富裕的上流家庭，至于为何借住，尚属未解之谜——有可能只是因为求学寄人篱下，有可能是因为嫁了过去而丈夫在外工作，有可能是因为嫁了过去已成寡妇——但梦的背景里没有交代。家中只有叔叔和阿姨——或者说老爷和太太二人。我仍在读书，每天在家和学校间往返，老爷会亲自接送我。

他的相貌和气质都很像日瓦戈医生，他也有那样坚毅的容貌和安抚人心的笑容。我应该是他的情人，虽然梦中并没有背景交代，也并未通过过于亲密的举动或性冲动之类的感觉予以明示，但他牵过我的手也搂过我的腰，面对太太和邻居时我偶尔会感到恐慌和愧疚，而和他在一起时我能感到被保护的心安，甚至是爱。

瘟疫和战争仍在肆虐，所幸我们这里尚且太平，我才能继续上学。某天放学后，我出校门，看到外面站满了女学生，戴着口罩，她们都非常漂亮、年轻，我走过去，才知道这是我们几个学校的乌克兰留学生。她们带着旗帜和横幅要去市中心游行示威——既然这样，我上学的地方莫非是莫斯科？毕竟日瓦戈医生和帕斯捷尔纳克都是莫斯科人。队伍中没有男生，可能因为已经去了战场。周围的人都为她们沉默，或者过去和她们拥抱。我从她们的眼中看到泪水，我也忍不住哭了，我对领头的女学生说：“You are brave.”她们告别了送行的人群，前往市政府，从我身边经过时，我用英语说着注意安全，并活着回来。

我离开了游行的队伍，他已经在等我。我坐在他的车上回家，他笑着看了看我，从他的眼神中，我又看到了和平与温暖。我告诉他乌克兰女学生去游行了，不知道以后会如何。他带我回家，一天结束，第二天我再去上学。

放学后我本希望能再见到那些女学生，但并没有。当我再走出校门，外面的景色已经变成了乱石和废墟，我想向路人问出昨日游行的结果，可大家都在四散逃命，我才发现这一片已经围满了警察和士兵，见到议政和喊口号的人民，立刻枪杀。流弹在街上飞驰，死伤无数，有士兵看到我——一个女学生，立刻举枪，我也连忙逃跑。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找到他，让他带我回家。

但当我找到他时，他的车也已被炸毁，他一直在炮火中等我，看到我，他跑了过来，紧紧抱住我，吻了我，然后我们就立刻开始逃亡。流弹挨着我们的衣服和头发飞过，他也受了伤，他对我说只要离开城中心就安全了。我们跑上天桥，求得几秒的安全，又下去，他紧紧拉着我的手，我们一直跑，直到炮火的声音终于停止。

他告诉我，昨天的女学生没有一个活着从政府广场离开，而整个城中心曾为她们呐喊的人民，也几乎被屠杀干净。在家门口，我们精疲力竭，他搂着我，我看着他的庄园，不知何时也遭到了炮击，已经一片狼藉。死里逃生后，我却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歌颂那些勇敢的女学生，即使我对她们一无所知；我也想歌颂我们乱世之中的爱情，即使它不合伦理；我想歌颂在黑暗之中愈显璀璨的生命，即使许多已经消逝。他带我进了家门，幸好太太安然无恙，我和她打招呼，也就是那时对她产生了无法言说的愧疚。我们似乎吃了晚饭，黑夜似乎也降临了，我似乎是在废墟中打开我的诗集，在上面写下“献给…”，至于具体献给谁，我不记得，也已不重要。

我没有准备开场白。请你原谅，
距离我不得不为你写诗还有很远。
请你原谅，我始终无法失去后再回忆
那些逝去的黄昏，逝去的夜晚
你开怀的大笑，你眯缝的双眼——因此，
早在它们逝去之前，请你原谅
我不得不为你写下没有开场白的诗

今天晚上
我看到止息的风，你知道吗？
我突然想起你，两年前
农历二月的春天，我们围坐在你身边
为你准备简短的晚宴，我为你倒上
刚刚盖住杯底的酒
是的。希望你原谅我，很久以来，我都
只能给你倒上这么一丁点酒，而也是此时
我想起无数个夏日傍晚，你送我走到车站
暮色温柔，我扛着塑料袋，坐到车上
夏日的风甜得就像我最后的半杯果汁
于是我隔着窗子递给你。“快喝吧”，我总是
这样悄悄地对你说。公交车开走，
暮色温柔。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场离别。

我不擅长回忆。没错，回忆苦难
只是重温终结的失落和哀伤
可回忆幸福与爱？你知道吗，
我不敢，我不敢触碰，不敢倾诉
我总是沉默，我也怕你误解我的沉默，
可除此之外，我一无所长。我沉默地看着你，
沉默地将肉塞满在你的碗里，沉默地
倒上浅浅的酒，沉默地
数着我们坐在一起的每分每秒，然后
沉默地再去逃避。我能做的还有什么？
你赠我的题字，干涸的墨，那遒劲的笔迹
和早已撕烂的枯黄的纸，都彻底成为过去。
观花，你对我说。那个夏天，惠风和畅
你让我去观花，可你知道吗？
那是我第一次从墨水间看到时间的流逝。
迄今为止，我都不愿接受时间真的会流逝
当我想起你的字，想起你的观花。

我不知你是否孤独，不知当你缓缓走在
我烂熟于心的窄街时，是否
会想到我们的旧屋，野蛮的月季花和丝瓜花，
甚至早在我出生之前，某个水库或农场边
你曾暂居的旧屋——我的母亲曾告诉我，那里
有吃不完的鸡蛋，高长的野草，四方的蓝天
你是否也会回忆？你是否也会忘却？
你是否也有烂在心底的秘密，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也曾打探你的过去，你走过的路，甚至是
你的童年、家宅、战争年代的炮火和炊烟
你如何从西北到西北，从黄土到黄土，如何
为一个仓促的时代盖起广厦
“我们大都生活在故事结束之后”，如今，
夜色落魄，我也不得不对你这样说。
在那个时代落下帷幕之后的许多年，
我也曾企图一窥
你的过去，即使我认不出你走过的路，
夜色落魄。那一夜，只有蓝色降临在土地上

关于过去，我希望你永远不会遗忘，
那些鲜花，炊烟，城南尽头的小广场，
我希望我的童年永远属于你。你知道吗？
求求你，不要遗忘我，不要遗忘
你第一次看见我时，我是朝你哭还是笑，
不要遗忘我第一次呼唤你，不要遗忘
在月季花包围的矮楼中，你切过的水果，
放过的电影，还有你的小床上
曾吹过的风和洒过的星光，不要遗忘
2007年你的隐瞒，不要遗忘
我穿着旱冰鞋风驰电掣，摔坏了水晶项链，
你如何牵着我的手回家
不要遗忘我们在余震中逃跑，
不要遗忘我们抓过的飞蛾和麻雀，
不要遗忘你给我写的第一句话：你说我
“小说写得不错”，时至今日，我都在
幻想着成为一个作家。
这是我全部的童年，它属于我，也全部
都属于你。

许多年前，我的母亲曾在城南一条小路上晕倒，
当她醒来时，你就在她的旁边；
许多年来，我也曾短暂地昏迷又苏醒，
失去知觉的片刻，我看到
模糊的童年，世界柔软而温暖，
你知道吗？这两天，有几位科学家说^[1]
人在濒死时，会看到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我希望他们说的是真的。只要这样，
你就能看到我，而我也能看到你，
我希望我不是现在的我，我不会
对着你沉默不语，不会偷偷地
把酒或者果汁塞到你的手里
我希望我们看见新世纪初——我的童年，
没有瘟疫，没有战争，没有疾病，整个世界
和我们的生命一样欣欣向荣，幸福与爱
永远属于我，也属于你

2022.3.3凌晨

[1]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nagi.2022.813531/full

今年我的学期破天荒早早结束，12月29日是我的最后一门考试，本想趁早回家——我的父亲一月上旬过生日，几年来，我几乎不曾陪他度过这一天。疫情爆发之后，我回家的计划也只能一拖再拖。留校的半个多月，我一直在消极度日，并总在感到无法忽视的孤独。每天我都在给各级防疫指挥部打电话，虽然总是打不通。在毫无盼头的生活中，弹钢琴的时候我能暂且振作一些。直到临行前夜，我都不知道返乡政策到底是什么。我又在深夜难以入睡，一边写着凌乱的文字记录迷茫的心绪，一边提早做好第二天清晨被告知不能回家，或刚到车站即被遣返的准备。

由于西安的“过郑州即强制隔离”与“行程码带星号即强制隔离”等政策，为了多谨慎一点，我绕开了郑州，去太原倒一次车，并把手机开了七个多小时的飞行模式，只是希望别出任何意外。这些年，我早就熟悉了北京到河北到河南再进陕西的路线，沿途大概的景致也都记得一清二楚。但我很多年没去过山西了，甚至不曾途经，上一次来这里还是初中毕业，学校组织了一场去北京的夏令营，从北京回西安时，为了省钱，选的就是在太原中转的这条路线。今天在太原车站，我还能立刻将它和记忆中的场景对应起来：2015年这里是怎样，有什么店铺，哪个同学曾站在哪个位置，等等。没法玩手机，我就看着大屏幕上面的列车信息，我要乘的车开往成都，而直达西安的几趟车全都标着“停运”。上车后，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外面的景色，在临汾靠站时，夕阳草草了事地完结了。汾河平原上方的黄昏和华北平原似乎并无差异，无非是橙红色的云，粗糙的铁路，枯树干草远山。黄昏褪去，此后便是黑夜。

读了很多年海子，但直到今天，我才好像终于亲身明白了什么叫「千辛万苦回到故乡」。可我真的想回去，哪怕只是“将一个本子送给母亲”这一理由，都能支撑我坚持不懈地打那些永远忙线的电话咨询返乡政策，并不断改签、退票、重新规划路线。因此，当这趟驶往成都的火车经停西安，我迫不及待地跳到了站台上，望着不远处的站牌，我想，我似乎、也许、大概是平安无事地成功回来了。

释然的感觉涌上心头，我关掉飞行模式，手机开始不断接收消息，我打开微信，准备告诉父母我已到站，但也立刻得知海淀多了一个确诊，下午五点多通报。我在一瞬间目瞪口呆，当即有些震惊甚至绝望，站在站台上，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该回家还是回北京。母亲开始给我打电话，我们聊了两句，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和我分析所有可能的情况，譬如被遣返，或被隔离，或者怎样怎样……在诺大的空荡荡的车站，我站在一块巨型二维码旁边，觉得一切都挺像个笑话。我实在没算到这一层。我说我还是先出站吧。我出站后做了核酸，然后继续站在车站不知该去何处。

我已踏足西安的土地，北京应该是回不去了，而我即使成功离开了火车站，到了社区，恐怕也面临着被带走集中隔离的下场。我更担心牵扯到家人，如果我们家因我被封，我便是真的罪大恶极了。在短暂快速的思索后我还是准备打车回社区。不论今夜在何处度过，我总不能就这样站在火车站。

西安的冬夜清澈又沉静，但路上我也无暇看风景，被无奈和绝望充斥之时，我不停地给各个部门打电话，汇报个人情况与行程；甚至连学院都在联系我，质问我为何非要回去。我一路上都在解释、汇报情况，以及应付着路上查核酸的交警。我给他出示校医院的检测报告，对方还有些诧异：“你这是什么报告？”“这是北京的核酸报告。”我连忙说。“中央的。”

出租车从北三环外开到了南三环外，在我打电话的间隙，司机会见缝插针地和我攀谈几句。我到了小区之后，站在巨大的铁门下方的巨大台阶下，不敢往前，也不敢往上。门后有几个身影出现，为首的是联系我的物业工作人员，后面似乎是几位下沉干部。“上来吧，”他们冲我喊，“先进来再说。”我从台阶走了上去，那位工作人员拿着酒精喷壶把我全身上下、连带着琴盒和行李箱都喷了一遍，然后打开手电筒，让我借着光填写各项信息。他看着我填完，对我说：“回家去吧。”

父亲来接了我，那位工作人员陪着我们，说来好笑，我甚至不知道从小区门口到家该怎么走。他们两个交谈着，小区里住户还很少，窗子大都暗着，月亮却明亮而清晰地悬挂着。我看了一路月亮，跟着父亲走到了家门口。晚上九点我吃了晚饭，从手腕上摘下了那条手链，戴到了母亲手上，也终于把那个没拆封过的本子放到了家里。我仿佛如释重负，无论如何，此趟回家的最重要目的我已完成了。

我仍感到无法描述的荒谬，千算万算，调整日期，避开郑州，去山西而非河北换乘，开了一路飞行模式，但下车开手机就看到海淀确诊，我觉得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可也就是在我早已习以为常并厌倦了荒谬与意外时，在一整天的颠沛和不安后走进家门，我觉得是有一些力量一直在支撑着我。我已对这座城市失望至极，我知道自己18岁那年的逃离是绝对正确，也知道即使今夜我安然睡去，明天、后天与接下来的许多日子，我仍要继续和懒政、苛政与荒唐的防疫政策继续斗争，可就是在我感到无聊透顶的一切生活之中，确确实实有着某种从未消失过的力量。这样的力量绝非“热爱生活”、“怀揣希望”这种早被滥用的辞藻，也绝非“明天会更好”这种早被滥用的骗局，而是深入扎根在生活之中、对美好切肤入骨的渴望。你明知道明天不会更好，也明知道自己或将面临着更糟的判决，也明知道希望与期待早就被消耗殆尽，但你还是愿意去生活，并渴望从中获取到哪怕只有片刻的确幸与温暖，并将这些片刻永远存放在记忆中。比如说，很多年后，当我想起这个出北京的冬天，那些未曾预料的意外、那趟辗转的旅程、那些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被带走隔离的日子，这一切可能早被我抛掷脑后，我能记住的，也许就是一个艳阳高照、刮着大风的清晨，我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提着小提琴和行李箱，像个胜利者一样往学校外面走。

2022.1.15-2022.1.18

我躺在床铺上辗转反侧。我的头疼得快要裂开，心脏也时不时传来刺痛。不知是因为下雨还是病情又在复发，我感到刺骨的寒冷，衣服也仿佛刚从冰水中浸过，湿漉漉地黏在我身上。乘客们挤在车厢外的走廊里，挤着坐着躺着跪着，七嘴八舌说着不知何时能到，吵得我睡不着。我揉了揉眼睛，坐起了身。对面铺上的人斜眼看了看我。我也抬起眼，敷衍地看了看他。

“还不睡？”对面人问。他同我一起从西安上的车，几个小时了，第一次跟我搭话。

“吵成这样，怎么睡。”我没好气地答他。对面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蓄了乱糟糟的胡子，褐色的皮肤粗糙干瘪。他裹着床铺上那条皱成一团的绿色毯子，靠墙盘腿坐着，脏兮兮的头发把额头全遮住了，唯有眼睛里的光一闪一闪，瞪得我心里有些发虚。

他笑了几下。“你一个人？没女人陪着？”他又继续追问，语气倒是挺友善。

“女人受得了这苦？”我朝车厢外面抬了抬下巴。

他又笑了笑。“你从哪来？在哪站下？你看着像个读书人，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干什么？”他问。

“我从北京来的。”我答他。“我坐到环县，来调查甘肃的风土人情。”我跟他说了我工作的任务。

“北京？”他来了兴趣。“我这辈子还没去过北京呢。”他咧开嘴冲我笑了，他的门牙缺了半个，我才看到他的牙很白，甚至和他的眼睛一样，有些亮晶晶的。“北京啊，就不该建都。离海太近，再打起仗来，东北一破，北京就会失守，全中国都要完蛋！哎，年轻人，你想没想过，如果北京失守了，咱们咋办？”他问我。

“没想过。”我说。

“往西撤，死也要守住大同！”他开始给我讲山西的战略地位。他的嗓子有点沙哑，却又讲得滔滔不绝。他语速逐渐加快，带上了陌生的甘肃口音。我有点听不懂，却又觉得这种音调似在哪里听过——可实在想不起来了。我并不再想听他讲，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不知道车什么时候能再启动。我又感到了烦躁。我本以为这车一大早就能到，便没带任何吃食，但它要是再停一整夜，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上东西。我饿得饥肠辘辘，但这趟车上只卖矿泉水和鱼皮花生，我这两天都靠鱼皮花生度日，已经吃到快要作呕。

“就该在兰州建都。”对面人的铿锵有力地总结了他的一番指点江山，等着我的评价。

“你是兰州人？”我问他。

他嘿嘿苦笑了几声。“哪来那福气呢！我是合水的，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我摇了摇头，却又不想显得不礼貌。“我对陕甘一带不太熟，之前从没来过。你是从西安回家？”我问他。

“从延安回。我在延安的矿上打工，儿子要结婚了，赶着回来一趟。我在庆阳下车，然后坐汽车回。”

“这样吗？”见他从延安回甘肃居然还要绕这么大一圈，我本想感叹两句，听他说到儿子结婚，连忙惊呼道：“恭喜恭喜呀！”

我跟他连说了几句吉祥话，他高兴地咧着嘴，笑个不停，看样子早就想跟我讲这些。我的心情也似乎因为他家的喜事变得好了起来，身体也没刚才那么难受了。我有了点力气，也学他一样把毯子拉过来盖到了身上。

我又下意识地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摸了摸。自从我的心脏病进入到晚期，我就开始随身携带这些药丸，并不受控制地时不时去检查它们是否还在。我对我心脏的绞痛与日渐衰弱的体力感到接近于麻木的平静，却总在担忧这些药丸，仿佛只要它们一旦丢失，我就会立即在下一秒死去。久而久之我变得越来越焦虑，我开始易怒、急躁，甚至连我的心血管医生都开始劝我也许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倒是你，你是读书人吧，怎么一个人跑这么远，也不坐趟好点的车？”夜色加深，雨还是不停，外面也愈发寒冷，他裹了被子，缩在枕头边上，继续和我说着话。

“走得匆忙，从北京过来的车又晚点，就剩这一趟车了。”我答他。“我在出版社工作，最近国家搞一带一路，社里成立了西北风土宣传小组，我就过来调研。”

“就这？”他用那刀光般锃亮的眼睛瞥了我一眼，仿佛看出我还有没说完的话。

“我看你双眉压眼，山根断裂，是碰上什么不顺了？”他见我不答，又补了一句。

我把脸别过去，想不通这么黑的车厢里他怎么能看清我的脸，并为他这轻描淡写的洞察感到有些恼怒。“倒不至于。我爸妈在我记事之前就去世了，我只记得他们的名字，上网搜了搜，查出来环县有座塔也许跟他们有关。这趟过来，顺便看看那座塔。”

他听到这里一下子坐直了身子。“你这是寻根来了啊！”他感慨道。“这么看来，你可能就是咱甘肃的娃，咱俩还是老乡了！你之前咋过的？跟其他亲戚吗？怎么不多问点你爸妈的事情？”

“哪来其他亲戚呢，那年下了场暴雨，我家里亲戚全都没了，要么失踪要么去世。我才被送到了北京，在福利院长大的。”

他眯起了眼睛，认真打量着我。“那场暴雨……”他喃喃低语道，低下头像在想什么，嘴角抽了两下，微微笑了笑。“二十二年前？我这辈子都没再见过那么大的雨。我妹妹当时在庆阳打工，下工回家路上就被淹死了。”

我有些怔怔地看着他，心里一下涌出了很多同情，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年轻人，你命好呀！”他对我说。“你当时还小吧，居然活下来了，这是老天对你开恩了。”

我没说话。我之前也觉得老天对我开恩了，算是借给了我一条命。只是这些年我越来越感到借期将到，老天马上要把这条命要回去。想到这里，我的心脏又开始疼。

他见我有些沮丧的样子，似乎也觉得再说下去有些不妥，便岔开了话题。“你觉不觉得近些年北方的雨特别多？”

我默默地看了眼窗外，冲他点了点头。

“等降水量线在北移。年轻人，你知道吗？中国要复兴了。”

“什么？”我怀疑自己听错了他的话，一时半会竟没反应过来。

“你是读书人，肯定懂这个道理吧？中国历史上每次等降水量线北移，都会诞生一个新的大盛世。这叫规律，懂不？年轻人，你可以不相信玄学，无所谓，封建迷信的东西，早没人信啦！但你可必须得相信历史。”他对我说。

他说的似乎有点道理吧，虽然我并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我的困意有些起来了，便裹着被子躺了下去，衣服贴上皮肤，还是钻心的冷。我把头转到面朝着墙，对面人结束了一番长篇大论，看我不再答话，许是也对我失了兴趣。我合了眼，外面的雨声还是不绝于耳，再远处好像又有施工队在修路，总有打桩声若有若无、隐隐约约地飘来，一下一下，打得我也有些心慌。火车也一直没走，过了很久噪声才消失，我终于睡着了。

这一晚我倒是睡得出奇的踏实，却也迷迷糊糊梦到了许多童年的事情，无非还是近些年总在梦到的那些残影，一些河堤、脚手架、低矮敦实的小楼，尘土飞扬的窄道上似乎是母亲牵着我的手，前方踏着的是父亲的一双大脚，但父母的音容笑貌已是一点都没有了。也许是因为太冷，我又梦到了那场雨，下得昏天黑地。我被母亲举过了头顶，我的全身都湿透了，连眼睛都睁不开。我不断地对母亲说我冷，我想让她把我抱在怀里，想把头枕在她温暖的臂弯中。可她没有理我，只是把我举在半空中，让大雨不断浇打在我身上。我冷得失去了知觉，等我再醒来被一群军人和医生包围着。那时我已经是在北京了。我在一瞬间又变回了成年后的我，并隐约记起自己明明已经离开了这里。我有点害怕，把手伸进口袋里找我的药，就在我的手碰到了锡箔纸的那一刻，我醒了。

外面太阳已经升起了，我揉了揉眼睛，有些恍惚，只是空气依旧湿润润的，留着下过雨的痕迹。火车应该早就开始走了，现在正摇摇晃晃地穿过一片荒田。对面的床铺已经空了，外面走廊上也少了很多人，可能在我熟睡的时候火车已在庆阳靠过站。我估摸着离环县也不远了，就开始收拾东西。我摇了摇桌子上的不锈钢壶，里面好像还剩了些水，便拿出自己的杯子，全都倒了进去。然后我就心安理得地坐回了床上，等着火车抵达终点。一夜的寒冷与凌乱的梦侵退了我的饥饿，我喝了几口水，开始对着窗外沉思。一路上两侧都是山和无穷无尽的梯田。丰收后的土地经历了寒露，已经开始枯黄，树木有些稀少，且大都低矮歪斜，也在逐渐凋落。梯田的轮廓和层次在薄雾中显得有些模糊，偶尔可见一小片农屋和白色的羊群。更远的地方有修长的河流，从灰褐色的土地中流出来，又融进了雾气萦绕的群山。我静静地看着，茫然甚至有些木讷地意识到这便是我的故乡——这可能是我的故乡。

我只知道我来自那场暴雨的灾区，可我的梦境与回忆都是不成形的，根本无法提示我究竟该向何处去寻找。虽然医生从未给我下过任何宣判，但当我感受到死亡在向我靠近时，我终于明白，如果真的要离开，我最大的遗憾与恐惧是不知自己从何处来。当年救下我的军人警察我全无联系，我呆过的医院和福利院也都或搬或拆。我记得父亲名叫姬远祥，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也一直毫无收获，最后竟然是完成一带一路的宣传工作时从甘肃省政府网站上搜到了这三个字。这是我唯一的线索，我颤抖着手按下了鼠标左键，点开了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通知，一百来字，说为环县宋塔实行全封闭施工，施工负责人：姬远祥。落款日期恰是二十四年前。我盯着这则通知，心里好像被堵住了，我有点高兴，又有点想哭，一个人痴痴地坐在电脑前面，百感交集。领导过来了，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担忧地问我是不是遇上了什么困难。我这才把目光从屏幕前移了出来。我怔怔地望着他，说：“我去趟甘肃吧，下个月一带一路宣传周，咱们文件学得够多了，就是缺点前线资料。”

“你身体不好，不能出远门。”领导说。“但你的提议不错，我们可以另设采风小组。”

“可是全社都在忙着排党史。”我委婉地跟他说。总书记新完成了一部党史的鸿篇巨制，校对排版与装帧工作全都落到了我们出版社。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保密性也很强，不能出半点茬子，几乎所有人都被调去忙这件事了。我不能熬夜，还要定期去检查，便没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继续留在我的审查和宣传岗位上。

“甘肃是我的老家，我从来没回去过。”我补了一句。领导看了我一眼，又慌忙移开了眼睛。自从他知道我的病情后，便总对我怀着同情与谨慎，生怕任何行为、话语哪怕是一个眼神刺激到了我。

他沉重地点了点头。“你去吧。”他对我说。他的语气中四分无奈六分凄凉，好像以为我大限将至，就差再加一句“风萧萧兮易水寒”。

我做完了手头的工作，就开始准备这趟远行。我把那则通知看了无数遍，每个字都背过了，又通过它寻着互联网上的雪泥鸿爪。我得知二十四年前庆阳市大兴土木，批了两个重要的规划项目，一个是环县环江广场，一个是庆城周祖祭坛。宋塔是环江广场项目的一部分，整个广场竣工后，又将宋塔作为文物进行了配套的保护设施建设。我的父亲应该就是负责了宋塔这部分的施工。这便是关于他的全部信息——一个偏僻县城中的一座古塔。我要找见那条江，然后找见那座塔。我连夜买了火车票，动车和软卧的票都没了，只剩下硬卧，可我不想再等。

火车停靠在了田野边。我下了车，雾气已经散去了，黄土高原上的空气稍显稀薄，但干净又清澈，日光与北京相比也更强烈些，甚至有些晃眼。乘客们已在前几站陆陆续续下了车，这站剩下的人已寥寥无几。火车站很小，站台快要被狗尾巴草淹没，墙上也没有贴任何的指示牌，我带着几件行李，有点不知该何去何从。最后我看见一个提着行李箱的年轻女人——她艳红的长发和一身紧身衣在人群中很是扎眼。她看起来不像当地人，可她那毫不慌张的神色和游刃有余的脚步看起来又全然不像个异乡来客。我跟着她走了，却又不敢跟得太近，怕被她觉得不怀好意。她拐了几个弯，走上了车站门口的广场；到了广场，我便也不敢再跟着，看着她上了一辆出租车，她的身影也就彻底消失了。我看向前面，却蓦然有一条长河映入眼帘。惊讶之余我只顾慌忙地往前走，想看看它的模样，行至一半，才猛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我正在寻找的环江。

我不急着继续走了，可我站在小广场的中间，既辨不清方向，也丝毫不知周围的建筑与路名。火车站周围也没有一个卖地图的小贩——我来时走得太急，连区域地图都没买。好在天气还算晴朗，我借着太阳的方位辨别了方向，于是便走下了广场前几级灰砖阶，跨过马路，朝着太阳和江水走去了。

这里离县中心区还有一定距离，因此沿江的堤岸、马路、围栏乃至于沿街的围墙，都建得有些潦草。砖块的缺口用碎石漫不经心地填补了，马路也铺得凹凸不平，我蹲下来看了看，沥青中混着大小不一的石子，越往路边，石子便越密集，走在上面竟有些硌脚。我为这些基建的敷衍感到无奈，亦有些许的尴尬——毕竟这里大概率是我的故乡。江面低于马路，路边有一处石阶通往江边，我沿着石阶走下，只觉得踏步过窄，又过于陡峭。可即便如此，在二十二年前的那场雨中，江面依然高涨翻腾，雨水无处可排，混着江水一起彻底淹没了整座城市。也许我的父母就是死在江边？也许他们被掩埋在江底？我望着面前平静宽阔的水面，它混着黄土高原上的泥石和沙砾，一片浑浊，绿树碧天在水中的倒影也都蒙着乌黄色。它静静流淌着，我看了很久，也没能看出任何有关我童年的端倪。

几只野鸟飞了起来，扑棱棱一片，如同受了惊一样。我眯起眼睛望向对岸，这才看见一群小孩子冲我挥着手，为首的还在冲我大喊大叫，但隔得太远，听不清说了什么。他们全都穿着厚厚的上衣，却又把裤腿高高挽起，几条精瘦的腿裸露在外，看着就冷。我也举起手冲他们挥了挥，他们高兴地跳来跳去，然后钻进对面的树林里了。

再这样晃下去只是于事无补，我便沿着江边细细的一条小道，开始往上游走。一路上隔几步便有通往马路的石阶，若我走累了，随时都可以走上去，叫辆出租车载我到县中心。过去我很讨厌走路，没考驾照的时候，我一直特别庆幸北京有这么多条地铁。两年前我去黑龙江呆过一段时间，被社里派遣专程学习北大荒精神，天天在外面看展览听讲座，但每天晚上都得走回招待所，就因为哈尔滨连一条地铁都没有，晚高峰也打不到车。等我走时，市里的领导来问我对整场活动乃至整个哈尔滨的建议。他从始至终都没搞清我的身份，好像一直以为我是中宣部的。我默默地看着他，“修几条地铁吧，便民利民，减轻地面交通负担。”我建议道。我带着一大堆学习材料和宣传文件回去了，三个月后便听说哈尔滨将规划修建第一条地铁，但我不知道这项决策是否和我有关。一年前我终于考过了驾照，也攒了一笔买车的钱，但我的身体就是从那时开始每况愈下，医生禁止我再开车，又嘱咐我多做些缓和的运动。我才终于开始尽量习惯用走路代替乘地铁。

环江正处在枯水期，我走在江边，水声竟盖不住身后的鸟鸣与高处的汽车声。路上除了枯草和碎石再无其他，走了许久，没有碰到一个迎面而来的行人。江景始终如一，对岸只是丛林和荒地交替，高处隐隐可见平房，还有远远的山丘。天空垂得很低，我没带太多行李，走得轻巧，却觉得好像有无穷重量从天空中落下来，压在我的肩上。我还是难以打消心里的疑惑和不安，这便是西北么？这便是我的故乡么？江水好像也在注视着我。在这人迹罕至的道路上，蒙蒙雾气仿佛要将我吞没，而我的身边只有这条环江了——从我看到它的第一眼开始，它就是这样低落的、疏离的。对于我长久的注视它不报以任何回答。

“我是你的孩子。”我望着江水，在心里说。云雾好像散开一些了，更亮的阳光倾斜地照在我身上。我又往前走了几步，越过前面的弯绕，江面更加宽阔。对岸有一群野鸟聚集在泥地上，可能就是刚才飞起的那一群。没有小孩再来惊扰它们了。我开了口，用极轻的声音对江水说道：“我是你的孩子。”它依旧没有回答，我突然有些委屈，就吸了吸鼻子，害怕泪水流下来。

可我不能永远这样走下去或者留在这里，我还有其他的东西要找。我转了头，一边往前走，一边听着堤上马路传来的声音。江水的声音一直低沉，但高处似乎越来越嘈杂了。我也不知自己走了多久，虽不觉得累，但又怕一直这样走下去彻底迷了路，便在汽笛声最响的地方走上石阶，又回到了大路上。

我毫不犹豫地辨认出这就是县中心，可是——一座广场上只有一栋稍高些的楼，也许是商场，深灰色的外墙好像经年未被清洗过，阳光打在上面，仍是灰扑扑的一片。广场周围是一圈商铺，都是低矮的小楼，不超三层，门头也各式各样，显然未经整顿统一过——但又那么统一，皆是浅色的背景板和深色的几个大字，饭馆大多冠以店老板的姓氏，粮油店与杂货店则以短小的吉祥话作为店名。广场也设计得过于敷衍，只有一块空地、几条长椅和四组枯黄了的花坛。但热闹也确实是热闹，广场上聚满了人，摆摊的、散步的、下棋的、打拳的人都有，甚至还有三位长发中年人，颇有艺术家的气质，摆了画架，似乎在写生。还有很多老人只是静坐，旁边的收音机放着秦腔，像是喜剧段，锣鼓喧天，唱词洪亮，但又全是杂音。秋风吹过，叶子卷得到处都是，簌簌飒飒地落到地面上，混着不同收音机里几出戏的声音，喜剧听着却也苍凉了起来。

我沿广场边走着。在北京，我是多年没见过这样的景致了。上学时校园外面有个公园，倒是不乏游客行人；工作后搬到三环附近，便再无市井气可言。之前还曾在恋爱时和女友周末去城西的几个公园，但人太多，也大都行色匆匆又心事重重。后来……便更无什么可说的。走到那排饭馆前面，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两天没正经吃过饭，并突然饥饿难耐起来，并觉得一秒都不能再忍了。我便随便推了一家的门，在一阵吵吵嚷嚷中找了张桌子坐下。

“想吃什么自己写上去。”老板娘给我了一个铅笔和一沓红纸，毫不客气地说，并指了指墙上贴的菜单和价目表。都是些家常菜，价格如同十年前的北京，我写了一荤一素一碗牛肉面，叫老板娘来，把纸笔递给了她。她接过，塞进了围裙里，又顺手从旁边的架子上给我开了一瓶汽水，重重地放在我面前。

“这是碳酸饮料……？我不能……”我被她行云流水的动作搅得有些不明所以，结巴地说。她不解地看着我。“没事了，谢谢噢。”我放弃了争辩，端起汽水喝了一口。

面端了上来，牛肉块沿着碗沿堆了一圈。我实在是太饿，不假思索地开始吃。面里油和盐都下得重，但一把香菜撒下去，腻味都被中和了。大块的肉火力刚好，不柴不腻，调料都炖进了肉丝里，咬起来满嘴都是香味。面是刚扯好的，厚薄均匀，只有面头是一小块疙瘩，嚼起来劲道爽滑，每一口都让人吃得恋恋不舍，嚼到最后，居然好像尝出麦子的香味来了。两道菜是醋溜豆芽和酱牛肉，豆芽的茎又粗又长，咬下去却汁水四溢，鲜嫩清甜。酱牛肉是冷盘，我全都加到了面里，和炖牛肉一起吃。不行了，太饿了，我要去食堂吃饭了。不写了。2021年11月15日15:13。

鸣谢：

我的父亲。他是环县环江文化广场与庆城周祖陵祭坛广场的设计师。

我的母亲。她在甘肃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代，这片土地养育了她。

我在北大遇到的朋友：李翰禹、游震邦。一次同他们的谈话给了我创作此文的许多灵感。

不知第几次给你写诗，今天晚上

我走到高架桥上，横跨一大半城市的边境线

还不知道你在哪里，身后的教室或

另一座平原上的废墟，落日刚刚抵达那里

这次，我一个人悄悄溜出去，破天荒

没有迷路，几乎是毫不费力

就穿过了一整个暮秋，急急忙忙跑过几家杂货店

找到水果摊，把我一袋子的钱倒出来

换一个新鲜的苹果，好让我

度过接下来的冬天——H，你应该不知道

我天鹅绒的小手袋里，叮当作响的几枚硬币

是从何处而来

这得追溯到我上一次变卖旧书，老板娘撇着嘴

把它们扔进了我手心。我赶紧去找你了，

结果到现在这些钱都没花出去。这三个月

我时不时听到硬币碰撞的声音，也时不时想起你

H，你忘了提醒我冬天会这么早就到来

现在我站在路边，面对突如其来的寒潮

冷得不知所措时，能想到的也只有你

H，许久以来

我没对你说过一句隐秘的抒情，然而

在这场词不达意的冬天里，你是

我唯一的思念或错觉

只有此时，H，在这条边境线的对面

我拿着一只苹果和空空如也的手袋，站在

模糊的黑夜和雾蒙蒙的灯中

我会说，我想起你

2021.10.18

今天我在黄昏时出了地铁，走到广场上，人并不多，道路竟显得有些空荡。我站在马路边看了看几栋高楼和道路另一侧的居民楼，这时日光已经褪去。而等我再从商场中走出来时，已经彻底是黑夜了。

我迟疑了片刻，决定还是先走路，至于走到哪里再乘地铁并不重要。徒步对我而言已是家常便饭，夜间的徒步尤是。我的左手边是错落的建筑，大部分高不见顶又一片漆黑，我走在楼下面，冷风毫不犹豫地吹过，我却感觉到一种庇护。大望路连着建国门大街又连着长安街，我一路走下去路名变了许多次，但路始终是这一条——始终宽阔、明亮、车水马龙。来往的人形形色色，烟味、香水味、酒精味也随着他们的脚步急促地飘过。街上还有一种树木的味道，始终在空气中萦绕不散，粘稠厚重，却让我感到陌生。我分辨不出也完全猜测不到这是什么植物，可我又觉得也许我曾在初秋的北方城市的古寺中闻到过这样的气味，当然这大概率是我的错觉与臆测。街上的车开得极快，街对面则显得分外遥远。我看不清对面有什么建筑，并觉得太宽的路只会让人徒增对自我感到渺小的胆怯。可在这样的时刻我又感到亲切，我总想到故乡，城西南侧，同样也是这样的高厦与大路，炫目的霓虹灯从我童年的记忆尽头闪烁至今。在故乡，我在无数个夜晚徒步在无数个角落，我常常走在那些幽静的昏黄的小路上，月季或紫叶李花飘落满地，周围弥漫着别人家屋内柔和的灯光。唯有在城西南我总走在炫目的车流和灯光旁，我和我的母亲走在一起。我们不看地图，不看路牌，不辨明方向，反正无论走向哪边我们都走不出西安城，也走不出夜晚。父亲往往把车停在几条街外的停车场，我们总在他觥筹交错毕后一起回家。在汽笛声和风声中我和母亲不得不提高声音说话，而在人潮中和黑暗中我们却能毫不费力地辨认彼此。我相信一座城市的夜晚和白昼是不一样的，街道会在太阳落山后悄悄变化，因为每当我白天重新踏上那些道路，我总无法判断自己是否曾经到过这里。可我也坚信我与母亲走过这里的几乎每一条路。我们缓缓地步行，累了就在街边的小店歇脚饮茶，加点简单的小吃。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温暖的，不论是尖锐的风还是骤降的雨——我人生中前18年里见过的最大的暴雨就发生在这样的夜晚。

北京的朝阳区与西安的高新区并无什么相似之处，只是当我踏上这太长太宽的长安街，我的回忆就会把我以及我的周遭，通通映射到不甚遥远的往事中去。世界上的路总是太多又太迥异，但被放进至回忆中便会愈发相似起来。因此当我穿行在北京的夜色中，我的前方是路牌、车灯和高大的桥梁，我就会想到曾经我在这里走过的路，隆冬中我赶路时急促的步伐与慵懒的心绪；然后一并想到过去的许多年我走过的太多相似的路。有几个瞬间我无比庆幸自己此时此刻的孤独，就因我吝啬到不愿和任何人分享、也不愿意任何人打断回忆中骤然闪现的吉光片羽的温存。

我从来不指望黑夜能带给我什么。我曾渴望能获取从现实生活中片刻的逃离，但实际上现实的忧思与怯懦都不可能因为某个夜晚而消失。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离故乡这么近，却又这么远，近到母亲仿佛就在我的前方——我只要小跑两步，就能跟上她，拉住她的手——却又远到除了隐于云雾的残月，竟再无旁物可共享。

我看到路边的电话亭，突发奇想，走了过去。电话机的外壳已经老化掉漆，按键也生了锈，我辨认出插卡处斑驳的字样，大意说可以使用一卡通。我的包里恰好有一张早已置弃的卡，我将它取出，插了进去，摘下听筒，灰色的屏幕竟然亮了起来，绿色的光一闪一闪，几行字模糊地出现，我的卡读取成功了。我下意识地拨了母亲的电话，试了三次才打通。屏幕提醒我被扣去了一毛钱，我还有五十九秒的时间可以说话。我告诉母亲我正在长安街上的电话亭里给她打电话，我只能说一分钟。我不记得我还讲了什么，只觉得那一分钟如电光火石般瞬间流逝了。我把听筒重新搭了回去，取走了我的卡，屏幕也灰了下去。我好像终于弥补了一直耿耿于怀的某种缺憾。我读过的书告诉了我在异乡用公共电话打给家人是什么体会，但我从未亲自完成过这样仪式般的举动。我第一次离开家人出远门已经是十四岁，那早已是一个电话亭成了摆设的年代。我的童年赶上了一个时代的末班车，可这也导致了有太多事情我没能亲历，并只能将些许的道听途说留存在记忆中。

这些年我才慢慢地意识到徒步是唤醒甚至重温回忆的方法，譬如今夜，某一刻我真的以为我回到了数年前，拥有了那时的夜晚、街道与那时的纯真。某一刻我真的幸福得快要流泪，我感到我是鲜活的、清晰的，我自己是，我所有的回忆也是。

被置于城南一栋小楼里，窗外挡着高楼，落叶堆积，

阳光已经很久没有流入。

Y，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向我一样坐在这屋里，

这里可能曾是教室、水池、储藏室。2013年末的夏天

我的母亲带我搬来。这没有阳光的小屋，我一坐就是8年。

在你还不认识我的年月里，我曾这样坐着，

窗外和走廊里的风犹如月光和潮水，涨起再淡去。

Y，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对你说过这里的四季：炎热与寒冷，

还有我终日凝望的灰色屋檐，灰色的四方的天。

我曾带你来过——在梦境中，

我们绕过杂草，走上铺着鹅卵石的小路。楼前与楼顶的花园

都正开着浅紫色的花朵，细碎，摇曳。

我们走到檐下，天空就开始下雨，雨滴沿着楼梯的扶手往下流淌。

一切都生锈了。你看着我，我们面前的土地

开始变潮，发出微微的腥气，就像你曾在玉米地里闻到的那样。

Y，我向你呈现了太多次的雨水，唯有这里的雨你不曾见过。

每次我走到楼下，手里只攥着给你的信，

走进细雨里，捡几片被打掉的叶子。

有人摆弄除草机，有人推着自行车，

一个老人站在大理石上的浮雕前，蚂蚁正在啃噬墙壁的缺口，

我写完的信都只能放在一棵橄榄树下。数以万计次

我想把橄榄的花夹在给你的信里，可是，

Y，我从来没见过橄榄树开花。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在远方

看到的修竹和白花？离开你后

只有我的信纸是白的，雨水也打不湿它。

Y，我的怀抱已经布满了尘埃。你送给我的旧书

被我堆放在手边，不想再翻开。墙角有蜘蛛在结网，

书架上有一张我们的照片，边缘微微卷起。

屋外有人经过，行李箱的滚轮碾着坑洼的砖。我放下信，

趴到门上去看：这位寄居的旅人，正踏上回乡的路。

寂静蒙住了我的双眼。我站了起来，面对窗外，

陈旧的城市已从我记忆中消失。落单的鸟儿飞过，

树荫落在我的身上。遗忘一切的时候我想起你。

2021.8.16

问题背景

有时我们想要获得某些信息, 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需要与另一个数据库进行交互, 我们发出某个提问, 数据库给予答复; 通过数据库已给出的答复, 我们设计后续的问题, 直到获取到我们想要的信息.

举个简单的例子, Alice 是一位优秀大学生, 她想要从教务老师那里问出自己的绩点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现在已知 Alice 的绩点是落在 $[0,4]$ 这个区间内的任一个实数, 而教务老师不能直接告诉 Alice 她的绩点. Alice 只能试着问一个数字, 教务老师只会回答"高了"或者"低了". 显然一个高效的方法是二分提问, Alice 从 $2$ 开始问, 如果教务老师回答"高了", 就从 $1$ 继续问; 如果教务老师回答"低了", 就从 $3$ 继续问, 直到二分区间小于 $0.01$. 还有一个低效的方法是把所有可能值都问一遍, Alice 从 $0$ 开始问, 然后问 $0.01$, 然后问 $0.02$... 一直问到 $4.00$, 全部问完之后, 找到教务老师回答"高了"和"低了"的分界线.

但有可能这时候一位 Bob 也想知道 Alice 的绩点, 于是偷偷观察 Alice 的提问方法, 但 Bob 没法听到教务老师的回答. 如果这时候 Alice 采用高效的二分方法, Bob 只要观察到 Alice 停止了提问, 即使不知道教务老师对所有问题的回答是什么, 他也能立刻知道 Alice 的绩点是多少, 因此 Alice 的二分提问法是毫无隐私可言的. 但如果 Alice 把所有可能的值都问一遍, 再根据教务老师的回答自己做判断, Bob 的观察是获取不到任何信息的, 因为不管 Alice 的绩点是多少, 她的提问方式都一样, 因此这个方法保护了 Alice 的所有隐私.

这个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 当有第三方窃听时, 高效的方法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隐私泄露. 也许算法效率与隐私保护之间存在某种 trade-off, 我们没法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 在 Private Sequential Learning 这篇论文中, 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问题描述

问题定义

我们对隐私保护的 Sequential Learning 进行形式化定义如下:

一个学习者 (learner) 希望得到一个真实值 $v \in R$. 该真实值 $v $ 被存在外部的数据库中, learner 会与数据库进行交互, 每次提交一个询问 $q_k$, 并得到一个答复 $r_k\in\{0,1\}$, 满足:

或用示性函数表示为 $r_k=\mathbb{I}(v^*\geq q_k)$.

不失一般性, 设 $v \in[0,1)$, 因此也有 $q_k\in[0,1)$. 每次提交询问时对 $q_k$ 的选择可以依赖于前面所有的询问与答复.

在进行 $N$ 次询问后, learner 希望得到对真实值 $v $ 的误差不超过 $\epsilon/2$ 的估计 $\hat x$, 即 $\hat x$ 应当满足:

与此同时, 有一个窃听者 (adversary) 也想得到该真实值 $v $. Adversary 可以窃听 learner 所提交的所有询问 $q_k$ 与 learner 的提问策略, 但无法与数据库交互, 因此不知道 $r_k$. 在窃听了 learner 的所有询问后, adversary 希望得到对真实值 $v $ 的误差不超过 $\delta/2$ 的估计 $\hat x^a$, 即 $\hat x^a$ 应当满足:

我们用 $L$ 定义 learner 的隐私保护程度: 当 adversary 只能以不超过 $1/L$ 的概率在 $\delta/2$ 的误差范围内估计 $v $ 时, learner 的隐私保护程度为 $L$.

Learner 与 Adversary

前面我们提到, learner 在每次提交询问时, 对 $q_k$ 的选择依赖于前面所有的询问与答复. 对于总次数为 $N$ 的询问, learner strategy 由两部分构成, 可表示为 $\phi=((\phi_1,\phi_2,\cdots,\phi_N),\phi^E)$. 其中 $(\phi_1,\phi_2,\cdots,\phi_N)$ 是询问策略函数, $\phi^E$ 是估计函数. 设定一个随机数种子 $Y$.

对于 $(\phi_1,\phi_2,\cdots,\phi_N)$, 有:

每一个 $\phi_k$ 的作用是根据已提出的询问和已获得的答复 (以及随机数种子) 来选择下一个询问.

对于 $\phi^E$, 有:

$\phi^E$ 的作用是根据全部的询问和已获得的答复 (以及随机数种子) 来对真实值进行估计.

Adversary 可以从 learner 处获得的信息如下: 首先, adversary 知道 $v \in[0,1)$; 其次, adversary 知道 learner 所有的询问策略函数 $(\phi_1,\phi_2,\cdots,\phi_N)$ 以及 learner 的所有询问 $(q_1,q_2,\cdots,q_N)$.

信息集

我们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 对 adversary 所拥有的信息进一步进行表示:

固定 learner 的策略 $\phi$, 用 $\mathcal Q(x)$ 表示当真实值 $v =x$ 时, learner 可能的询问序列的集合, 即:

这里 $Q_x$ 是指当真实值 $v =x$ 时, learner 真正的询问序列.

用 $\mathcal I(\overline q)$ 表示 adversary 的信息集, 当 learner 的提问序列为 $\overline q$ 时, 所对应的所有可能的真实值, 即

这里我们可以想到, 如果 $\mathcal I(\overline q)$ 的"规模"很大, 即 $\overline p$ 对应了许多可能的真实值 $x$, 那么 adversary 观察到 learner 的提问序列是 $\overline q$ 时, 也很难猜出真实值到底是多少. 这时其实 learner 的隐私就是被保护了的. 因此, 我们可以先粗略地意识到, 想要保护 learner 的隐私, 就是要让这个信息集的 $\mathcal I(\overline q)$ 的"规模"尽可能大, 使得 adversary 没法通过 $\overline q$ 解出 $x$.

那么究竟该如何定义 $\mathcal I(\overline q)$ 的规模呢? 回忆我们在此问题中的定义中提到, adversary 希望对真实值 $v $ 估计的误差不超过 $\delta$. 因此, 这里可以考虑用长度为 $\delta$ 的小区间覆盖 $\mathcal I(\overline q)$, 通过覆盖的数量来定义 $\mathcal I(\overline q)$ 的规模.

给定 $\delta>0,L\in \mathbb N$ 与集合 $\mathcal E\subset R$, 对于一组 $L$ 个闭区间 $[a_1,b_1],[a_2,b_2],\cdots,[a_L,b_L]$, 如果满足 $\mathcal E\subset \cup_{1\leq j\leq L}[a_j,b_j]$ 且 $b_j-a_j\leq \delta,\forall j$, 则称这组闭区间为 $\mathcal E$ 的一个 $(\delta,L)$ 覆盖.

对于集合 $\mathcal E$, 只要它存在一个 $(\delta, L)$ 覆盖, 我们则称它是 $(\delta,L)-{\rm coverable}$.

定义集合 $\mathcal E$ 的 $\delta-{\rm cover~number}$ 为:

显然, 对于任一值 $v \in \mathcal E$, 该 $v $ 必然落在这 $L$ 个区间内的某一个. 我们有 $1/C_\delta(\mathcal E)$ 的概率找到正确的那个区间.

隐私策略

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 给定 $\epsilon,\delta>0,L\in \mathbb N$, 我们可以对 learner 定义隐私策略: 对于 learner 的策略 $\phi$, 若它满足以下两点, 则称它是 $(\epsilon,\delta,L)-{\rm private}$ 的:

• 准确度: 在允许的误差下, learner 一定可以估计出真实值, 即

  $$P(|\hat x(x,Y)-x|\leq \epsilon/2)=1,\forall x\in[0,1).$$

  此处 $\hat x( x,Y)$ 表示真实值为 $x$, 随机数种子为 $Y$ 时, 该策略下 learner 给出的估计值.

• 隐私性: 对于所有可能的真实值 $x\in [0,1)$ 与所有可能的询问序列 $\overline q\in \mathcal Q(x)$, adversary 的信息集的 $\delta-{\rm cover~number}$ 都不小于 $L$, 即

  $$C_\delta(\mathcal I(\overline q))\geq L,\forall \overline q\in \mathcal Q(x).$$

对于 adversary 的信息集 $\mathcal I(\overline q)$, 如果它至少需要 $L$ 个长度为 $\delta$ 的区间才能被覆盖, 那么显然 adversary 只有 $1/L$ 的概率在允许的误差 $\delta$ 范围内猜到正确的真实值. 因此如果 learner 的策略满足了上述两点, 这个策略就符合我们的期望, 既能保证 learner 自己算出真实值, 又能保证程度为 $L$ 的隐私.

理论结果

定义询问复杂度 (query complexity) 为 learner 的满足 $\epsilon,\delta>0,L\in \mathbb N$ 隐私策略所需要的最少询问次数, 表示为 $N^{*}(\epsilon,\delta,L)$, 即

这里 $\Phi_{N}$ 是所有长度为 $N$ 的策略集合 $[0,1)^N$.

我们将条件限定在 $0<2\epsilon<\delta\leq 1/L$. $2\epsilon < \delta$ 是基于 adversary 只希望有一个粗略估计的假设. $\delta \leq 1 / L$ 是因为, 一旦有 $\delta \geq 1 /(L-1)$, 那么整个 $[0,1)$ 区间就是一个平凡的 $(\delta,L-1)-{\rm coverable}$: 我们只需要把它以 $\delta$ 为间隔分为不少于 $L-1$ 个小段就可以了.

在上述定义与限定下, 对于询问复杂度, 我们有如下的定理:

该公式直接给出了询问复杂度的 upper bound 和 lower bound. 对于不等式的右边 (upper bound), 我们进行构造式的证明, 提出一种二分搜索策略的变体: Opportunistic Bisection 策略. 对于不等式的左边 (lower bound), 我们尝试说明: 为了混淆 adversary 的信息集, 我们需要在二分搜索的询问基础上加入至少额外的 $2L$ 次询问.

Upper Bound

询问复杂度的 Upper Bound 通过 Opportunistic Bisection 策略的构造进行证明. 顾名思义, 该策略具有两个阶段: Opportunistic Guessing 与 Bisection Search.

• Opportunistic Guessing

  在这一阶段, learner 以固定策略提交 $2L$ 次询问. 其中

  $$\left\{\begin{aligned} &q_i=\frac{i-1}{L}, \quad 1\leq i \leq L\\ &q_i=q_{i-L}+\epsilon, \quad l+1\leq i\leq 2L. \end{aligned} \right.$$

• Bisection Search

  上一阶段结束后, learner 可能知道 $v $ 落在哪个小区间里. 假设它落在 $(q_v,q_{v+L})$ 中. 那么此时 learner 的目标已经达成, 在这一阶段, learner 再提交 $M=\log \left(\frac{1}{\epsilon L}\right)$ 次二分搜索的询问, 不过忽视数据库的答复, 采用随机的二分搜索.

  如果 learner 还未能知道 $v $ 落在哪个小区间内, 在这一阶段, learner 再根据数据库的答复提交 $M=\log \left(\frac{1}{\epsilon L}\right)$ 次二分搜索的询问, 采用真实的二分搜索.

显然, 该策略是 $(\epsilon,\delta,L)-{\rm private}$ 的. 该策略中总共的询问次数为:

Lower Bound

对于每个随机数种子 $Y$, 一定存在 $x\in (0,\delta)$, 使得 learner 的提问序列 $\overline q(x,Y)$ 中至少有 $\log(\delta/\epsilon)$ 个询问落在区间 $(0,\delta)$ 中. 实际上, 对于每个长度为 $\delta$ 的小区间, 我们都有这样的性质. 因此不失一般性, 我们将该小区间设为了 $(0,\delta)$.

固定 $v = x_0,Y=y_0$ 为满足上述性质的 $v 和 Y$. 我们现在考虑 $[\delta,1]$ 区间上的查询.

定义长度不超过 $\epsilon$ 的小区间为 special intervals. 接下来, 我们考虑那些是 special intervals 的端点的询问, 并称之为 special queries, 表示为 $s_1,s_2,\cdots,s_K$. 对于所有的 special intervals $s_i$, 它与相邻的查询 $s_{i-1}$ 与 $s_{i+1}$ 的距离不超过 $\epsilon$.

前面我们已经假设 $\delta>2\epsilon$, 那么每一个长度为 $\delta$ 的区间可以包括2或3个 $s_i$.
因此如果希望 learner 的策略是 $(\epsilon,\delta,L)-{\rm private}$ 的, learner 需要让 $\delta-{\rm cover}$ 的数量至少是 $L$. 因此应有 $(K+3)/2\geq L$.

因此, learner 在 $[0,\delta)$ 中至少需要 $\log(\delta/\epsilon)$ 次询问, 在$[\delta,1]$ 中至少需要 $2L-3$ 次询问. 而效率最高的二分搜索保证总询问次数不少于 $\log(1/\epsilon)$. 因此询问复杂度的 lower bound 为

一些额外的思考

1. 如果真实值 $v $ 具有一个初始的概率分布 $p(x)$, 考虑这个 $p(x)$ 仅被 learner 知道与同时被 learner 和 adversary 知道的情况, 那么 learner 和 adversary 的策略又会如何?
2. 如果数据库是分布式的, learner 需要以分布式的方式提交查询, 该过程中可能有多个 adversary 在监视他, 这是会有怎样的结果?

在介绍这两种量子通信方式之前, 我们先简介量子信息的表示方式. 在经典信息中, 任何数据的最底层逻辑表示都为二进制的比特, 每个比特可以是 0 或者 1. 如整数 17 的二进制逻辑表示就是10001, 字母 A 用其 ASCII 码值 65 的二进制来表示, 图像的表示则是记录下来每个像素上的 RGB 二进制整数值. 在经典计算中, 一个比特要么是 0 要么是 1, 不会处在一个模糊的“中间位置”. 然而, 引入量子力学性质之后, 量子比特会拥有两种额外的特殊性质: 叠加与纠缠.

所谓叠加, 就是量子比特可能“同时”处于两种状态, 如 $|\psi\rangle=\alpha|0\rangle+\beta|1\rangle$. 量子态经过测量后会坍缩, 如上述的 $|\psi\rangle$ 会以 $|\alpha|^2$与 $|\beta|^2$ 的概率坍缩至 $|0\rangle$ 或 $|1\rangle$, 而在测量操作发生之前, 它会始终处于$|0\rangle$ 和 $|1\rangle$ 的叠加状态. 所谓纠缠, 就是两个量子比特之间可能存在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相互影响, 如 $|\psi\rangle=1/\sqrt{2}(|00\rangle+|11\rangle)$. 那么这两个量子比特将一定同时处于 0 或同时处于 1, 不论它们隔得多远, 而测量其中任何一个量子比特, 都会导致另一个量子比特也很快 (远超过光速) 坍缩.

量子计算与经典计算的不同本质就来自于这两种特殊性质. 有了这两种性质后, 数据的表示、计算与通信都会变得与经典迥然不同; 而两种最重要的基本通信协议为Superdense Coding (超密编码) 与 Quantum Teleportation (量子传态).

Superdense Coding

Superdense Coding 的目标是使用一个量子比特传递两个经典比特才能传递的信息. 假设 Alice 与 Bob 两人在传递信息, Alice 要给 Bob 传送两个经典比特. 使用 Superdense Coding 的协议过程如下:

1. 制备一个纠缠态 $|\psi\rangle=(|00\rangle+|11\rangle)/\sqrt 2$, 将第一个 qubit 给 Alice, 记为 $|q_A\rangle$; 第二个 qubit 给 B, 记为 $|q_B\rangle$. $|\psi\rangle$ 也可被写作$|q_Aq_B\rangle=(|00\rangle+|11\rangle)/\sqrt 2$.

2. 假设 Alice 现在想要传输的信息为 $xy\in \{0,1\}^2$. Alice 根据自己想要传输的内容将相应的量子逻辑门作用在自己的量子比特上. 对应的量子逻辑门与作用的结果如下:

   

1. Alice 将自己的量子比特传输给 Bob, Bob 得到新的 $|q_Aq_B\rangle$ 后将一个量子逻辑门作用在其上, 进行解码:

   $$H_B={\rm CNOT}(H\otimes I)=\begin{pmatrix}1&0&0&0\\0&1&0&0\\0&0&0&1\\0&0&1&0\end{pmatrix}\cdot\frac{1}{\sqrt 2}\begin{pmatrix}1&1&0&0\\1&-1&0&0\\0&0&1&1\\0&0&1&-1\end{pmatrix}.$$

   其中 CNOT Gate 的定义如下:

   $${\rm CNOT} = \begin{pmatrix}1&0&0&0\\0&1&0&0\\0&0&0&1\\0&0&1&0\end{pmatrix}.$$

   CNOT Gate 作用在两个量子比特上, 前者为控制位, 后者为受控位. 若控制位是 $|0\rangle$, 那么受控位不变; 若控制位是 $|1\rangle$, 那么受控位取反.

   对应的结果为:

   

   上述过程其实是 Bob 对当前的纠缠态进行的一种测量, 得到的确定的结果与 Alice 想要传输的 2 比特内容相一致.

Quantum Teleportation

量子传态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量子态远距离传输技术, 也是量子信息、量子通讯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Alice 手中有一个量子态 $|\psi\rangle = \alpha|0\rangle+\beta|1\rangle$, 她想将这个态的传给 Bob, 该如何操作? 无论 Alice 是否确切地知道 $\alpha$ 与 $\beta$ 的数值, 运用经典的通讯方式 (如口头通知, 或写信, 或发邮件) 都是行不通的. 原因很简单, $\alpha$ 与 $\beta$ 可能是超出任何经典存储单元所能表示长度的无理数. 因此经典通讯是行不通的.

量子传态使得上述传输的实现成为可能. 除去 Alice 希望传输的 $|\psi\rangle$ 外, Alice 和 Bob 还各持有一个量子比特, 而这两个量子比特是纠缠的, 如$|\psi\rangle=(|00\rangle+|11\rangle)/\sqrt 2$.

那么现在这三个 qubit 的组合情况可以写为:

其中前两个量子比特属于 Alice, 最后一个 qubit 属于 Bob.

现在 Alice 可以将 $|\psi\rangle = \alpha|0\rangle+\beta|1\rangle$ 通过这对纠缠的量子比特传给 Bob. 具体过程如下:

1. Alice 将前两个量子比特用 CNOT Gate 作用.

   那么三个量子比特的组合变为:

   $$\frac{1}{\sqrt 2}\left(\alpha|0\rangle(|00\rangle + |11\rangle)+\beta|1\rangle(|{\color{red} 1}0\rangle + |{\color{red}0}1\rangle)\right).$$

2. Alice 将第一个量子比特用 Hamard Gate 作用. Hamard Gate 的定义如下:

   $$H= \frac{1}{\sqrt 2}\begin{pmatrix}1&1\\1&-1\end{pmatrix}.$$

   那么三个 Qubit 的组合变为:

   $$\frac{1}{2}\left(|00\rangle(\alpha|0\rangle+\beta|1\rangle)+|10\rangle(\alpha|0\rangle-\beta|1\rangle)+|01\rangle(\alpha|1\rangle+\beta|0\rangle)+|11\rangle(\alpha|1\rangle-\beta|0\rangle)\right).$$

   注意, 此时含有 $\alpha$ 和 $\beta$ 的信息已经转移到了第三个量子比特上. Alice 手上的 $2$ 个量子比特只有 $4$ 种情况, 一旦确定, 就能知道第三个量子比特具体为上述的哪一种.

3. Alice 测量她的两个量子比特, 得到 $4$ 种可能性中的一种 $xy\in\{0,1\}^2$, 通过经典的传输发给 Bob. Alice 的测量结果 $|q_A\rangle$ 与 Bob 手上所得到的态 $|q_{B_1}q_{B_2}\rangle$的对应关系如下:

   

4. Bob 根据 Alice 发来的结果, 相应地去复原他手上的量子比特. 复原的方式为将相应的量子逻辑门作用在其上. 对应的量子逻辑门与作用的结果如下: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 Alice 和 Bob 共享了一对纠缠的量子比特, 无论他们距离有多远, 都可以通过这对纠缠, 将某个自己独有的量子比特的信息传给另一个人.

Superdense Coding 与 Quantum Teleportation 的比较

二者的本质区别为: Superdense Coding 通过量子机制传输经典信息, 而 Quantum Teleportation 通过经典通信方式传输量子信息.

某种程度上, Superdense Coding 也是 Quantum Teleportation 的一个应用, 因为在 Alice 对自己的 qubit 进行酉变换后, 需要将这个 qubit 的信息发给 Bob. 这个过程可以通过直接发送该量子比特 (可能是一个光子) 来完成, 但更便捷的方法显然是通过 Teleportation 来实现.

量子通信与经典通信

看到这里, 你也许会问: 超密编码到底能有多“密”? 量子传态到底能不能突破光速?

我们看到, 在超密编码中, 我们仅使用一个量子比特, 就传输了两个经典比特才能表示的信息. 量子的奇妙威力让人们不禁去想, 能不能将大量的经典信息——如一整本《红楼梦》——压缩、存储进一个量子比特中. 这似乎是可以的, 因为量子的叠加态 $|\psi\rangle=\alpha|0\rangle+\beta|1\rangle$ 中, $\alpha$ 可以是任何模长不超过 1 的复数,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将红楼梦的每个字都编码为一个整数, 把它们全部拼在一起, 前面再加一个小数点, 然后将这个巨大的小数记作 $\alpha$, 再制备出这样的量子态, 不就成功了?

这个方案看似可行, 但实际上在信息论的角度, 并无法真的承担如此庞大的信息量; 实际上, 任何信息, 使用量子比特所进行编码, 都不会比使用经典比特优越太多——这就是著名的 Holevo Bound. Holevo Bound 描述了量子系统包含信息的能力上限: 从本质上讲, 一个量子比特最多可以包含一个经典比特的信息.

那么我们是如何用一个量子比特传输了两个经典比特的信息呢? 实际上, 我们让 Alice 和 Bob 预先共享了两个量子比特的纠缠态, 我们是在“传输”这一步骤才仅传输了一个量子比特, 而真正的编码则使用两个量子比特才完成的. 因此, 超密编码的优势其实仅仅是在传输中体现的: 我们可以通过“传输”一个量子比特来“传递”两个经典比特的信息, 但不能仅使用一个量子比特来“编码”两个经典比特的信息.

那么量子传态可以超过光速吗? 前面我们提到, 对两个已经纠缠的量子比特, 不管它们距离有多远, 测量后导致的坍缩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 (远超过光速). 然而, 我们也看到, 在量子传态中, Bob 需要得知 Alice 的测量结果, 才能通过一些本地操作复原出 Alice 所真正希望传输的态; 从量子信息学的角度, 如果 Bob 不知道 Alice 的测量结果, 他的量子比特会处在一个混态, 不包含任何与待传输态有关的信息. 因此, 量子传态是依赖于经典信息传输的, 也因此不会超过经典信息传输的速度. 目前经典信息传输尚未超过光速, 那么量子传态也不会超过光速.

那么既然量子态不会容纳更多的信息, 量子传态也不会超过光速, 量子通信的优点到底在哪里呢? 一方面,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 经典信息根本无法表示某些量子态 (如系数是无理数的情况), 因此经典信息可以用量子态来传输, 但量子信息并不能仅通过经典比特来传输; 且相比于经典信息, 量子信息的一大优点是安全性. 与经典信息相比, 量子态天然具有不可克隆的特点, 因此从原理上就是安全的; 如果存在窃听者 Carol, 想要从 Alice 和 Bob 的通讯中窃取信息, 但由于没有 Bob 的量子比特，则无法从 Alice 发送的量子比特中得到任何信息; 并且即使 Carol 拦截了 Alice 或 Bob 的量子比特, 除非进行测量, 否则不会得到与待传输态有关的任何信息, 而测量会破坏量子态, 让 Alice 和 Bob 发现窃听者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