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郊

我写下“北郊”这两个字的时候并无法确信自己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不管对于哪个城市——我是指北京或者西安——似乎“北郊”一词都是难以良定义的。我曾问家人朋友们如何定义这两座城市的“城里”，结果得到的反馈大都相同：西安一环内指城里，北京二环内指城里；若说起共同点，那就是：护城河内就是城里。那么按此共识，我始终生活在郊区；至于北郊？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身处北京的北郊。我离北二环还有很远；四月末黄昏的北京，大风，灰云悬顶，一切都并不像春天，即使夏天即将来临。

我想在北京我是生活在北郊的；从我第一次见它——但我记不清了，年龄太小，记忆也完全模糊；我知道我识字前就去过北京，读小学也去过北京，上中学后又去了不少次，每次的目的也都不尽相同——但总之，如果真让我定义什么所谓的“第一次”，我想可能就是2017年，当时住在北三环外，每天走人行天桥过北三环去北师大上课。后来我考上了北大，然后就是迄今为止的在北四环外生活多年。总之，在北京的这些年我是真住在北郊的；偶尔进城，就意味着向南一直走。但是我不知道——直至今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对西安的北郊的印象；相比而言，我对南郊实在是太熟悉——所有的街道，其上的植被，公交的线路，诸如此类。北郊于我而言可能是符号化的，我听过不少道北土匪的民间传说，读中学时交的朋友，大多也没真住在安远门以北。是的，我几乎没出过安远门；小时候我住在南三环那边，好像进了南二环看到那个长安大学本部的彩虹女神像，就觉得到了足够偏北的地方；后来住进了南二环内，却也不怎么出过北城墙。我知道安远门外是火车站，也坐过穿城而过的绿皮火车，也仅此而已。我想除了“道北土匪”的词语与传说我再无法定义北郊。我想说的是，西安与北京相比实在太小；在那相对而言逼仄的城市内，我的童年也是相对而言局限的，我记得南边的一切——但我说“南”，我是说朱雀路、长安路、小寨，我是说南三环，我是说沣峪与大峪，我是说更南的终南山与秦岭，那些更加远离城市的部分；还有山里的河流与瀑布，公路上的路牌与星夜，泥地里的蚯蚓与鸣蝉，我能列举无数不局限于名词的意象，而它们迄今都鲜艳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可北郊，北郊仍然只是符号与名词。如果真说我还记得什么？我能列举什么名词？啤酒广场，浐灞，工业遗产，仅此而已；问这些就犹如问：那里的风往哪一个方向吹？我根本不知道。如我所说，我都没怎么去过安远门以北，我的小学和初中都在南二环外度过，到了高中却奇迹般到了南二环内，现在又搬去了南三环外；但即使是这样，我的足迹也无非就是那圈城墙，周末出去上课，西也西不过西南角楼。城墙就是屹立在那里；它保护着你的生活也局限着你的生活，而还有更多人就可以这样局限地生活数十年。2016年的夏天，我有一天独自坐公交车去北郊的工业遗址，去了也没怎么玩，就是在燥热到让人心烦意乱的夏日里走了走，然后又坐公交车回家。路上我读了太宰治的《斜阳》，那是个短小的故事，好像也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我却奇妙地记得包括此在内的所有坐在公交车上看书的片刻。那个工业遗址就在大明宫对面，很长时间我觉得大明宫几乎就是西安的北尽头了；高中那几年，有不少我喜欢的乐队去那里办live，但我一场都没去过。我曾想过，若真能去北京上大学，应当去哪里看演出，听听喜欢的乐队们，诸如此类。结果迄今为止在，我在北京一场摇滚乐都没听。还有同样是2016年，我才学会骑自行车，父母有时候就在周末带我去浐灞，大概是举办世园会的地方。世园会有个长安塔，我当时就没觉得有多好看，大概是因为看惯了大雁塔，而时至今日我都没见过任何“好”过大雁塔的塔，哪怕是承载了我诸多情感的博雅塔，我都仍然觉得它所承载的我的回忆与情绪，不及大雁塔的一分一毫。那时候父母去跑步，我租个自行车，绕着浐灞的湖骑两圈，大概也就十公里多，我觉得骑车十公里还挺不错的，当时当然意料不到20多岁会一口气骑一百多公里，或者说意料不到如今的一切。然后去吃东郊的泡馍，吃完回家，有时候周末就是这样过去。不过那里到底是不是“北郊”，都甚至说不清楚。那么就只剩最后一个词“啤酒广场”了。

我想说我人生中最快乐——最起码对此时此刻的我而言——的时光，都消耗或者归纳在了这个名词里。我其实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那段时间总在我看来是“最快乐的”，可能是因为地震之后，却又在我经受些所谓个体的变故之前。我想可能很多人同时经受庞大的灾难与瞬时的坎坷，或者先明白了人生的艰难或虚无再能去面对时代的突变，但08年世界在我眼中还是精心设计过的样子，历史太遥远，未来太模糊，那时候就读了些“文革”时期的作品，但一律搞不懂，只知道有一些故事，是和现实的秩序截然相反的。而“地震”、“战争”、“瘟疫”，更像是故事里遥不可及的名词；或者说：我分不清历史与故事。即使时至今日我早就知道故事全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历史在故事之外生活也在故事之外，它们用某种方式延续着，而将它们串联起来的就是这些称得上“故事”的东西，让虚无不再那么虚无。所以那时我读了不少书也跟着父母走了不少路，却完全什么都没经历过，我处理不了吃喝拉撒以外的事情，而世界似乎也在一套宏大的秩序内发展。但是地震就在那时发生；下午的课还没开始，我提前到了教室，和同学嬉笑打闹，地震发生时桌椅、吊灯摇晃，我也站不稳，却以为是哪些同学的恶作剧，而显然班里所有人都没有搞明白当下发生了什么的能力，我们继续呆在教室里，直到班主任跑进来大喊着叫我们快跑。于是大家跑出去坐在操场上，学校乱成一团，我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从老师那里听来真是“地震”，我才知道课本上的词语居然发生了，我以为的无坚不摧的秩序也在崩溃，学校停课，新闻里播报灾区的消息，我对在余震中跑下楼变得习以为常。我最起码终于知道了：名词不只是名词，故事中的事情可能会再度发生。还有些别的大事，比如08年北方的日全食，父母带我去北郊啤酒广场，我是在旷野上透过一张碟片直视太阳。10年，南非世界杯，第一次知道这国家的名字，与此同时在小区里结交了南非的小女孩做朋友，话题也是因world cup而起，我用蹩脚的英文和她交流，带她去后院的桌子与烂棚子玩，摘薄荷叶，有次去她家，她父母给我送了本英文书。世界杯的时候感觉所有饭店都在播放球赛，我看不懂也提不起兴趣，对吃肉没有欲望啤酒自然也不能喝，随便吃点花生毛豆就跑到野地里玩，认识些一面之缘的小朋友。那时候城市化还没现在这么严重，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虫子，还有一次发现了只受伤的麻雀，如果再回饭桌上，那得要穿过无数张陌生的桌子看见无数陌生的面孔，听背着吉他的歌手在不同的桌子前唱不同的歌（广场上的卖唱歌手在饭桌之间巡游，付20块钱，他就会停在你们饭桌前唱你们指定的歌）。我想有人愿意出20块钱听人唱歌真是疯了，又觉得如果别桌花了这钱我溜过去蹭听属于白赚。总是到了很晚父母再开车带我回家，而从北郊回南二环外也好像要走很久，“穿城而过”，有时我在车上能昏昏沉沉睡过去。还有些时候，经过北郊的工厂，就看到空地上的烟囱，伫立在没什么灯的夜幕中。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在夏天，炎热的傍晚和炎热的夜，发生在北郊的旷野上。

可是当我说起旷野，我说的真的是旷野吗？我记不清了。童年时我对世界没有尺度感，我不觉得布达拉宫或唐古拉山脉有多么广大，就如同不觉得我家后面的院子有多么狭小；我说起旷野时说的可能只是一小片荒地，无尽的星夜也可能只是头顶四方的天。可是当我想到“旷野”这个字——此时此刻，我是说想到这一切的此时此刻，我正从北京的北四环外疾驶到南四环外，穿过大风、河流、无数路灯，头顶是浓重得快要下坠的云层，空气也仍然沉重得犹如要滴出水，夜色加深，我骤停在某个路口，视线中除去低矮的路灯与树木，就只有京沪高铁的高架桥。我在宽广的路上抬头望着更宽广的路，凛冽的西风快把我的手冻僵，在这不像春天的春天、春夜的春夜中，在这座城市的一隅荒芜角落，我想到遥远的、陌生的北郊，想到那些穿城而过、到一片旷野上去的夏夜。我不知道这里是否称得上是旷野，但在高架桥下空荡的道路上，只有云层、微弱的光与啸叫肆虐的风，暴雨可能下一刻就要降临，我觉得我是到遥远的、陌生的旷野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