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
我已经不能很确切地想清楚，2015年的初秋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那时候我刚刚考上高中，西安夏日的燥热还没有褪去，每天的生活还被太阳烤得暖烘烘的，暖到让人的头脑都被阵阵麻痹，能忽略时间的流逝。 那天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右手旁边摆着新班级的名单，上面还有几个人的名字我不会念，左手旁边摞着厚厚一沓团员证。教室里面吵吵闹闹，新同学都在忙着互相认识，他从教室外面走了进来，新校服白得刺眼，我急匆匆在名单上写着字，头也没抬就说：“团员证和团员档案。”他笑了一下，说自己还不是团员。我这才抬头看了看他，只是觉得他挺高，笑起来挺好看。我点了点头，补了一句：“以后会有新的入团安排，到时候你如果有入团意向可以跟我说。”
然而对于高中的新生活我并无热情。我考高中考得轻而易举——说实话，我甚至不能说我是考上的，因为中考前几天我就已经知道自己被保送了。即使这样，懒懒散散去参加中考的我，还是比我们学校的录取分数线高了快二十分，一分钱也没交就进了全省最好的高中。开学前已有一次分班，我本以为会分进最好的两个实验班之一，却未能如愿。因为这件事情，我不怎么喜欢新班级，也不怎么有学习的动力，心情一直有些消沉。
班委选举的时候，开学那天收集团员证的我顺理成章成了团支部书记。我的高一就此开始，第一个月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社团纳新，学生会招人，艺术节，选修课，各种新生讲座。每天我从会议室一出来，就飞奔回教室，站在讲台的偏侧开始下放通知。与此同时文化课程也进行着，前两周过去我已感到有些无聊。课内知识对我而言过于简单，数学尤是，能让我感到有些难的只有地理，而我又铁了心要学理科，文科课程是不屑一顾的。那时候我白天上完课，匆匆应付了作业，晚上就开始钻研文学和音乐——毕竟比起数学，艺术似乎更值得我思考。我混过去了高中的第一个月，毫不费力，第一次月考也考了全班第一。
高中太简单了。我当时一边这么幼稚地想着，一边在地理课上飞速翻阅着纳博科夫的一本小说——就是那个写小黄书《洛丽塔》的作家，至少我初中读这本书的时候，的确是把它当成小黄书的。我一边读着复杂曲折的爱情故事，一边想着该怎样活得不那么无聊。当时学校里唯一一件看上去有点挑战的事情就是搞竞赛，我就去报了数学竞赛，每周上两次课，都在晚上。当时我是走读生，不用上晚自习，但是这两次课，让我也需像住校的同学们一样在教学楼里面呆到九点。而我和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熟识起来的。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我们的交谈。七点上课，六点五十的时候我在教室慢条斯理地收拾东西，准备去楼下的大阶梯教室，他坐在我前面两排，一直低着头写作业。我背上书包准备走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了我，问道：“你是不是听Metallica？”
Metallica是一个摇滚乐队，属于我当时比较喜欢的乐队的范畴。我点了点头，他笑了，“你刚才在后面一直在哼《Fade to Black》。”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直在哼歌，我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希望自己没有打扰到他。他又有些惊讶，“你平时经常听摇滚乐吗？”我又点了点头，发现他似乎很有兴趣继续聊下去。“不过我得去上课了，”我抱歉地说，“我下课之后再跟你聊。”他欣然同意，我急匆匆赶去教室。
然而那整整两个小时的课我都上得有些心不在焉。他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急切地想和他谈下去。一下课我就跑回了教室，整理着书本，假装漫不经心地和他聊着音乐。那天我们谈了很久，一直到所有上晚自习的住校的同学们都陆陆续续离开教室。我们从Metallica谈到枪花，他兴奋地说起他多么崇拜Slash，说起他放在宿舍的电吉他。我表面上礼貌地表达赞美和共鸣，实际上内心已经充满激动与惊喜。我们又说到Nirvana，说到柯本的英俊与早逝。我们源源不断地向对方展示出自己烂熟于心的乐队名字，抒发一阵对这个乐队的崇敬。最后我把那本纳博科夫的小说装进书包，他看了一眼封面作者的照片，说了一句，“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接了下句：“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我说完，他流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双眼炯炯明亮。我望着他的眼睛，心里突然一阵战栗，就仿佛电流从我的指尖进入，穿透身体，又从另一个指尖流出。然而那日终究是晚了，我虽还有太多话想说，但还赶着回家，便和他道别，下楼骑上自行车，冲进了西安秋夜漫天的落叶与桂花香之中。
从那天之后，每个我在学校上课到晚上九点的周二和周四，我们都会在课前紧张的十几分钟匆匆聊天。现在想来，我只是觉得我们的谈话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就像孩子拼命地炫耀手中彩色塑料纸包着的闪闪发光的糖果，实际上却根本讲不清楚糖果的味道。我们大谈音乐与文学，却从来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说起自己读过多少诗歌，却不对其中任何一首进行自我情感的描述。我们谈的，也大都是相对而言更广为人知的乐队与作家们；那段日子我们说得最多的就是海子和平克·弗洛伊德。我们都急于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丰富与渊博，但又心存警惕，不敢跨越那道可能引起双方意见分歧的边缘。
十月梧桐叶落，黄昏逐渐提早，黑夜拉长，上完课他总会陪我走到自行车棚，连告别都是用一句秋风般潦草的诗句。我的车轮碾轧落叶，夜晚还不甚寒冷，夏末暖烘烘的太阳的温度似乎还能绵延到此时。
然而我们的谈话再小心谨慎，言多必失，他偶尔提及的让我茫然与犹豫的名字，使我很快意识到自己与他似乎存在一定的距离。为了避免哪怕一秒的迟疑，我不动声色地发疯般开始阅读。我现在回想起那时的自己，根本想不明白自己何来的勇气自我标榜，自认为艺术的武装可使人高人一等，想不明白自己为何要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地去寻找所谓知音。而真正面对他的时候，我的浅薄与无知让我惊慌失措——我当时不知道索尔仁尼琴是谁，没有读过乔伊斯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也没有读过索德格朗。当他说出这些名字的时候，我生怕自己的一无所知被他拆穿，生怕他眼中明亮的火焰渐渐熄灭，我只能佯装了解，三言两语搪塞，然后偷偷地快速地读书，带着某种卑微的虚荣心，去试图用几个晚上了解伟大的文字与思想。那时我除了上课就是读书，母亲也诧异我为何突然如此沉浸文学——现在我猜测，她当时可能早就从我非同寻常的买书频率看穿了我迫切的虚荣，只是觉得不必说出来，或是明白说出来没什么用——但她只是劝我夜里不要读书读太晚，甚至没有说要注意学习成绩之类的话。我的荒诞不经被家人默许，那时我最在意的就是文学，成绩之类的事情早就被我抛掷脑后。
但我如今隐约感觉到，带着迫切的虚荣的，应该不单单是我一方。当时除了摇滚乐，我们还聊过古典音乐——这个话题是被我不谨慎地谈及的。我从小就学钢琴，具备相关的音乐知识；他当时似乎也是含糊应答，把话题转移过去，然而几天后复又提起，比之前显然带了几分自信与从容。想到这里我觉得有些可笑，毕竟匆匆听完柴可夫斯基的五部交响曲只为了换来某个夜晚几分钟的交谈，和我的行为也无太大区别。我也没什么必要再对当时的自己进行批判与谴责。
十一月的考试我依旧是全班第一，我便更加放肆地彻底投身到文学与音乐里。我开始写诗，在自习课上望着窗外的雨，一望就是半个小时。班里的同学也逐渐看出来了我的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也有不少人对我存有讽刺与抱怨。而我向来为人疏离，这种心态此时更甚，关心的只有他。结果突然班里就传言四起，说他谈了恋爱，我稍一打听，才知道他和班上另一个女同学已经好了一周了。我极其惊诧，并非诧异于他谈了恋爱，而是诧异于他的恋爱对象居然不是我。我当时也对这些流言怀疑过，毕竟在学生时代，男女同学一起吃饭、一起放学往校门外走、一起上晚自习，任意满足两条，基本上就会被默认为谈恋爱了。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听说一周前那个女孩表白心意，他即接受了，从此两人形影不离，上述三点已全部满足。既然这样，我也再未主动找过他。
不过我内心或多或少是有些不服气的。我在心里大概将自己和那个女孩进行了一番比较，思来想去，她和我相比，唯一的优势就是长得比我漂亮。然而很突然的，外交部给我们学校下发了几个公派去日本进行交流访问的名额，其中一个就落到了我的头上。这是重要使命，政治任务，有助于促进中日友好关系，事情确定下来之后，我每天都在接受培训，准备办签证，以及练习中国古典舞，以备展示。那段日子我忙着日本的事情，还要学习和读书，也无暇再顾及他。
在日本的时候，我偶有一日于书店中见到了一本荒木经惟的摄影集，印刷精良，装帧华丽，第一反应竟是买了赠他——毕竟公派去日本，给身边的同学和老师或多或少带点礼物，应该是基本的素质。那本摄影集我最终也没有买，一方面是想到他已与其他女孩恋爱，另一方面，也确实是那本集子太贵。
我在日本呆了半个多月，期间每日安排都满满当当，只草草读完了两本书。回到西安已是冬天，梧桐叶已落净，正午虚弱的阳光，也基本上带不来什么温暖了。即使失去了和他谈话的机会，读书似乎却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不可因为他而停止的。
那个冬天西安还没有雾霾，天空清透明亮。十二月初第一次降雪，那场雪用了三天彻底掩盖住大地，又用了十五天才彻底消融。我第一次读到廖伟棠那句“大雪落在我锈迹斑斑的气管和肺叶上”，这首诗就像铺天盖地的雪一般让人窒息。在大雪中，我写下许多诗歌，我现在再读那时写下的诗，似乎仍能感受到2015年冬天的冰凉与潮气。我想，也许是因为某个傍晚，我骑车驶过结冰的路面，自行车失控，笨拙地倒向人行道，我和我自行车框里的几张纸一起落到白色的人行道上，未化的雪冷而柔软，浸湿我的衣服我的诗稿。我捡起沾着雪瓣的诗稿，踉踉跄跄站起来，天空倏然有雪片落下，轻巧地跳在纸上，化为水汽，似乎刻意将诗歌作为自己的归宿。
那是我记忆中西安最后一个有着透亮天空的冬天。我现在有些后悔当时虚度光阴，轻而易举把整个冬天甩在窗外，自我封存于一本诗集之中。对于那个冬天，我已经记不清楚明亮的日光，记不清楚彻骨的寒冷，记不清楚大风是如何从平原上吹起，卷走时间。
我们学校每栋教学楼里面都有一架钢琴，可供所有人随意弹奏。我们那栋楼的钢琴在四楼走廊最中间，立春的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去尝试弹琴。由于常常被粗暴对待又缺少维修——据说每一届都有那么几个钢琴天才，在学习学得太痛苦时，要去上面用极其后现代的手法演奏贝多芬的音乐——那架外表高贵的三角钢琴，音早就不准了，琴键也变得有些松弛。我去弹琴纯粹是因为过于无聊，毕竟我既没什么压力，又没有什么痛苦。我一个人自娱自乐，也没有什么人过来听，就这样一直到惊蛰那日，当我弹奏肖邦的一支圆舞曲时，突然看见他站在一旁。
我似乎是全班最后一个知道他们恋爱，也似乎是最后一个知道他们分手。我至今都未问起过他的原因，因为当他主动找我，我投去疑问的目光时，他过于平静和温和，就仿佛前一天我们还在谈笑风生，今日该继续没有说完的话题一样。于是我也就仿照他的样子，表现得若无其事，像过去一样和他聊音乐与文学。
一旦他再次进入我的生活，我只能被再次打乱，因为在谈话中，他似乎不再有丝毫的谨慎，他总能说出我不甚了解的名字，我又不愿坦诚，只能慌张地掩盖，再用大量的时间将这样的慌张化成从容。渐渐地，我也敢于越过曾经不敢碰触的边界，直视我们之间明明昭然若揭却又一向压制的分歧——譬如说，他提起对波德莱尔的崇拜之情，“他就是玫瑰花丛中最耀眼的荆棘。”他这样评价道。而我直截了当地说起来自己既不喜欢他也不懂他——我细细描述着初读《恶之花》时打心眼儿里的不屑，但我还是委婉地评价成：“我觉得他和艾略特差得太远。”他笑了，似乎觉得我的论调很有趣，称赞了我的直率，又辩解道是因为翻译太差，而非波德莱尔才华不够。
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纵使我们已经谈了那么多，我对他了解得少之又少。我只知道他家在城市的最南端，故而住校；他对我的了解，恐怕也只是家在城墙下面，故而骑着自行车就能回家。我对我们的关系心存小小的警惕，刻意展示自己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一面，不敢流露出丝毫的无知。然而当时我却觉得，我们精神相似，心灵相通，我很难再找到和自己这么相像的人，所以我格外珍惜与他一起度过的时间。
那一年的春天多雨且漫长。西安常常笼罩在水汽中，我穿行过校门口一排排梧桐树，总有水珠从刚刚长出来的绿叶落在我的头发上。空气总是潮湿，又因潮湿有几分冰凉。春天似乎总与水有关，初春的天空和夕阳都仿佛浸过水，干净又清冷。
在某个下过雨的中午，我像往常一样在教室坐着看书，他像往常一样走到我的身边，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我前两天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他说道。我“嗯”了一声，眼睛也没有离开书页，“我上次是一个人去的，还挺像带你去看看。”他继续说。“行啊。”我答应了一声，又把书翻过一页。“那你今天中午有空吗？”他问道。
我带着些惊讶向他看去，当我撞上他充满笑意的明亮的眼睛时，将近条件反射般点了点头。当时已经到了午休时间，教室里只剩我们两个人了，我们一起走出教室，从偏门出学校。他向前走着，空气依旧湿润而厚重，水汽似乎就压在他的肩头。他带我走到学校旁边一个小区，拐进一栋没有门禁高层，进入电梯，按下34楼。
到了顶层之后他又带我走进一片漆黑的楼梯间，步行继续向上，铁门阻拦，上挂锁。光线从铁门的缝隙处射进昏暗的楼梯间，他走上前掰开了那把失修无力的锁，我们穿过铁门，沿着台阶继续向上。
我们站在楼顶，地面上全都是沙石和尘土，地砖破碎，砖缝中长出来野蛮的杂草。水汽扑面而来，浸透毛孔，风呼啸而过，吹散我的头发。天空云层低垂厚重，层层叠叠，延伸向远方。在那里，我们俯瞰着整座城市。我们看到大雁塔，遥远的南山，以及北边的平原。它们全部都笼罩在雾蒙蒙的水中，以一种永恒的姿态，苍茫而哀伤。某个瞬间我觉得整个城市都属于我们，而下一刻我又觉得并非如此，我觉得它只是孤单地伫立，就和我们一样，它从未属于过任何人，我们也是。
我们在上面站了很久，直到水与风彻底打湿我们的衣服。我们离开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低垂的天空，转过身时，我感觉他的手碰到了我的手。我现在甚至怀疑那只是我的错觉，然而我仍旧觉得，那一刹那，他冰凉、颤抖的手指划过我的手腕，仿佛要抓住某盏摇曳的烛火，然而就在片刻之后，烛火湮灭，他的手复而无力地垂在黑暗中。
那一次——如果真的不是我记忆的错觉的话——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肢体上的碰触。他向楼梯下走去，我望着他的背影，心跳狂烈，手腕上还留着一丝冰凉，就像水一般。
从那天之后，我们常常会在下完雨的中午到楼顶去，默不作声地看着天空和大地。晴朗的日子里，日光倾城，天空湛蓝而遥不可及，楼房的外墙白得刺眼；只有在下完雨之后，云层厚重，天空才能看上去没那么高远，所有的建筑物都被染上了温和而暗淡的灰色。我每一次呼吸，都似乎能感觉到水汽落在我的肺叶上，就像廖伟棠的诗歌所说的那样。
回去之后，他也不再回宿舍午休，而是和我一起坐在教室里，要么看书，要么写作业。太阳缓缓偏向西南，时间缓缓地从我的书页上滑过，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我们的关系是极其隐蔽的。那时候大家都喜欢四处挖掘男女同学之间朦胧隐晦的关系，而我们的所有交谈与共处都在无人之时，其他时间，我们都保留着恰如其分的距离，只会递给对方一个眼神或是笑容，用于交流。我们的关系竟无任何人察觉。那时我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一个高明的控局者，把握着很好的度，打消了身边所有人的猜测。而如今我再回想，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潜滋暗长的东西。我们的关系是靠艺术来维持的，而艺术，是这个世界上最虚无的东西。
但我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当时我们的生活和守着雨水等待日光的春天如出一辙。
他第一次给我写诗是在某个晚上。我上完竞赛课回教室，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稿纸。“送给你了，”他说道，“我自己留了底。”我极其欣喜，或是说受宠若惊。但我还是抑制住了其他的情绪，适宜地表达了感激。
他和我一起走向自行车棚。他又开口了：“我寻思……你能进实验班。”
我很疑惑。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谈过学习以及生活上的事情。我没有立即接话，因为我想不明白他的意图。
许久，我说：“开学前就分过班了，以后不会再分了吧。”
他说：“刚开学你没进实验班，肯定一直不甘心吧。”我还是没有明白他的意图。我不想跟他谈论这些，因为我始终认为我在他的生活中具有特殊性。他又说：“应该是不会再分班了，但我觉得，学校可能会把你调到实验班去。”
我嘟囔了一句：“怎么可能。”他听出来我的语气有些不悦，便也没有再说什么。
其实调班一事，我也是想过的；刚开学我就咨询过高年级的同学和几位老师，问是否有普通班学生调至实验班的先例。老师们估计是想激励我好好学习，都说每年会有两三个，而高年级的同学则只是说有实验班的同学被踢进普通班，未曾见过还能攀上高枝儿的。预知的真相也是促成我一直不用心学习的原因之一。而现在，这个班里有他，我并不怎么想离开，也不再操心这件事情。
回家之后我把他给我写的诗读了许多遍。他的遣词造句有点像张枣，非常细腻，但又带着一份恰到好处的锋利。那首诗通篇除了景物就是比喻——他把我比作雾气与春天凌晨的露水，此外再无任何多余的感情与暗示。我就把它顺手放在了自己诗稿的夹子里。
雨季随着春天一起结束。五月，晴朗的日子越来越多，学校的水池中长出了莲花。大家聊得最多的就是文理分科的事情，我和他都是要学理科的，都不必考虑去文科班的事情。我心下窃喜，想到接下来的两年都能这样无拘无束地过下去，拥有着他的陪伴，就觉得很快乐。当时未来在我的面前显得特别简单又直接，我不怎么关心数学竞赛，也不怎么关心高考，我相信以我的水平，接下来的两年都这样自由自在地浑噩度日，也能考上一本。我能和他在一起，也能上大学，我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与担忧的。
盛夏的夕阳就像一个人最后的生命一般，灿烂而强烈，如同一场熊熊烈火，试图燃透整片天空。而这样的强烈日复一日，仿佛没有尽头。每当我望着这样壮阔而绝美的夕阳，我都想不明白冬天为何会那样寒冷，为何日光会变得虚弱喑哑。当西安的日落尚在七点之前的时候，我们有时会放学一起去楼顶，站在城市的最高处，眺望远方用尽所有力气极尽美丽的落日。落日可以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染上金黄色，包括对于冬天的记忆。
在这样幕布般宏伟的夕阳下，我低声念出“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我当时从来没有思考过，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他。
期末考试结束的那一天，班主任大概通知了一下后续安排，大概就是，第二天出成绩，选文的同学会得到分班结果。阳光照射着整个校园，班里的男生早已按捺不住去篮球场厮杀一场的心，女生们叽叽喳喳讨论着新电影和美甲店。班主任似乎也看出来了大家骚动的心，善解人意地用最快的速度念着学校的通知。我趴在桌子上一边看书一边偷偷瞄着前两排的他，偶尔他会回头，我们的目光不慎对上，再赶紧故作镇定地移开。班主任一说出“放学”两个字，班里一片欢呼，大家成群结队地奔出教室，走到阳光之下。我依旧偷瞄着他的背影，直到他站了起来，向我走了过来。
“晚上有事情吗？”他问道，依旧是带着独属于他的那份浅浅的笑容。
我心下窃喜，赶紧摇了摇头，等待着他进一步的邀请。他又铺垫了几句：“刚刚考完试，每天就出成绩，估计又是很多事情；今天天气又这么好，现在也还挺早的，”他带着不容拒绝却又很温和的语气，“我们一起出去吧？”
我们一起去了大雁塔。从学校到大雁塔的路上全都是高大的梧桐树，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铺洒在我们的头发上。那天空气澄澈干净，我们可以看见远处起伏的秦岭，甚至可以看见山上郁郁葱葱的青绿色。我们在鲜花盛开的广场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聊着期末考试、文理分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看着阳光穿透喷泉透明的水花，在水汽中留下彩虹。我们坐在梧桐树下，看着太阳逐渐下坠，天空愈发猩红，云霞瑰丽，仿佛火焰燃烧。最终光线熄灭，黑暗流出，星辰隐约，月光锃亮。
日落之后我们随便找了家饭馆草草吃了晚饭。我现在只记得那天我吃得很少，可能是因为异常的拘谨——我喝完了一瓶冰峰，都不好意思再要第二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始至终未间断的交谈。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了。现在我记忆里最清晰的就是那天的夕阳。我透过大雁塔的塔顶看着太阳一点点坠落，很美，有一点悲凉。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从枕头底下抽出我的诗稿，再从里面抽出他的那一页，一边读，一边想着他，想着鲜花与夕阳。那时我还不知道，两公里外，我们的学校内，正有什么在悄悄改变我的命运，让我与他的轨迹偏离，缓慢，平静，但又不可逆转——就像那天的夕阳一般。
第二天到了教室，窄窄的白色成绩条如同尖利的刀刃放在讲台上，等着我们自己去取——稍有不慎就会被割得血流。我取了成绩，瞥了一眼，把它塞进了口袋，随便找了个椅子坐下——期末考试的时候教室的座位已经被全部打乱了——等着回家跟父母汇报第一年的战绩。同学们在教室吵吵嚷嚷，他从讲台上的一群人中挤出来，坐在我的旁边。
“你还是第一吗？”他调侃道。我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同时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书，只不过我拿的是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他拿的是暑假作业——我们又同时笑出了声。
“我真的不想写作业。”我诚恳地说。
“那就不写了。”他提出毫无建设性的建议。
我看了一会儿书，只是觉得百无聊赖——我承认福克纳是个天才——其实我这种平庸的人看任何人都是天才。但我真的喜欢不来“我妈是一条鱼”这样的艺术。我开始用余光偷偷瞄他，看他皱着眉头在草稿纸上乱写乱画。
班主任突然走了进来，她的出现让班里用了十秒安静下来。她似乎对自己的威慑力十分满意，说道：“我来念一下分班结果。”
旁边打游戏的选了文科的男生立刻放下了手机，用渴望的眼神盯着她。
但是她第一个念到的是我的名字。我还在诧异为什么我会被分到文科班，她紧接着说：“理科实验。”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班里爆发出惊讶与赞叹的声音。席卷我的并非喜悦，也并非惊诧，而是惶恐。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看向他，他像别人一样看向我，冲我微笑，说了一句“恭喜”。他没有过多的言语，镇静而温和。
班主任念完了文科分班结果，最后补充了一句“大家按照分班结果去自己的班即可”，便转身出了教室，将讨论与感慨的空间留给了教室的其他人。我还没有想明白这一切，只能开始机械地收拾东西，把我的福克纳装进书包，穿上刚刚脱下的校服衬衫。文科班的同学一边往教室外面走一般激烈地讨论着分班结果，几个不甚熟识的同学纷纷过来向我道喜，同我拥抱。我连忙挤出合适的、饱含喜悦与不舍的笑容，和他们道别。
我背上书包，又看了他一眼，他依旧微笑着看向我。我说了一句“那我走啦”，他点点头，目光温柔，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
我下了一层楼，去了实验班，在新的班级草草走完了自我介绍、热情欢迎的流程，挑了一个不甚显眼的空座位坐了上去。实验班和普通班一样，暑假是不需要补课的，但是学竞赛的同学要上课——这时候我才知道，实验班的所有同学都至少学了一门竞赛。我懵懂地坐在一群尚未相识的人之间，一边听着上课安排，一边想着他。那是七月的开端，我尚不知道时光将在我们身上留下怎样的辕辙，不知道即将到来的燥热的夏天意味着什么——那个夏日刺目的阳光就是一道分割，强硬而粗粝地割断我们过去的生活，没有一丝停滞。而我，就站在这道分割的起点。我当时只是对及其突然的改变、我与他的分离而惴惴不安，但是我以为这样的距离根本不算什么，我们还能如初。我当时还没有预测到未来我们之间撕裂般的鸿沟，以及我们关系无声的天崩地裂。
我在回家之前急匆匆跑去找了他一次。我希望他能多说些什么，哪怕是一点点形式主义的不舍。但是他始终无话。我们沉默相对良久。我说：“那我回家了。”
他没有接话。就在我出教室的时候，从口袋中拿出几张叠起来的稿纸，递给了我，随即离开。
我去自行车棚取了自行车，一边推着车一边看着那几张纸。上面是木心的一首诗，出自诗集《我纷纷的情欲》——因为那首诗我读过，而木心的诗集我只读过那一本。诗句与原文有些许出入，想必是他没有对照原文，匆忙写下的。那首诗很长，全诗写景，顾左右而言他，只有最后三句谈到了爱情。他的稿纸上没有写最后两句，底下恰到好处留了一点空行——想必也是为那三句留出的。
我回到家，跟父母说起了实验班的事情。他们的第一反应并非惊喜，而是询问我是否愿意去。我点了点头，他们便很高兴，向我道喜。
“我想去看荷花。”我说。
他们带我去了秦岭山下最大的荷花池，母亲还特意让我穿上我一条好看的浅绿色连衣裙。黄昏时我看着金灿灿的阳光洒在浅粉色的花瓣上，明艳美丽——我就是在那时下定决心要回复他的残诗。我在稿纸的最下面补上了三句。
何止一次
走过这圆拱的老桥
挽着我致命相爱的情人
写下这三句时我感觉我的心都在颤抖。我写完后，慌乱地把它按照原来的样子叠起来，压在书包里面，就像守护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我以为，在这样的七月里，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
暑假学校没有补课，整整一个七月我们都没有再见面。八月数学竞赛开始上课，走读生也要求上晚自习。白天我在空荡荡的阶梯教室听完课，下午六点钟准时出校门，简单地吃饭，在林荫路上散步，七点钟开始自习。九点半我骑上自行车回家，十点开始阅读。每天的生活平淡如水。
某个上午，课间休息时我到教室外面接水，突然就看见了他。他一见到我，立刻过来打招呼，带着狡黠的笑容。他解释说他的父母突然出差，他来学校住一周多。
下午放学之后他已提前等着我。他笑着看着我把一厚沓草稿纸扔到垃圾桶里，问道：“学累了吗？”
我点了点头，本想添油加醋地把这些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几何定理叙一番，但还是没有说出口，毕竟他不是我谈论数学的对象。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交流着最近听到的音乐与读到的诗歌。他遵循着我的生活安排，陪我在梧桐树下散步。
整整一周我们都这样相处。我告诉他自己忙于数学竞赛，没怎么多读书，他就细细地为我讲述他所读到的有趣的作品，对着我念出柔和的词句。他也愿意安静地听我讲述古典乐，听我讲述贝多芬与德彪西。他诉说着他深爱的普鲁斯特，我讲述普鲁斯特深爱的瓦格纳。有时，我们会去楼顶看一场夕阳，看着那团火焰坠落、沦陷，就仿佛看完一场完美的电影或是戏剧。我们站在楼顶俯瞰大地，他会高喊“I’m the king of the world”；黑夜裹挟天空，他会望着我的眼睛，念出“我永恒的灵魂/注视着你的心”，我在深紫色的天空下回应“纵使黑夜孤寂/白昼如焚”。那个夏天给我留下了很多关于他的记忆，而大多数都特别不真实。那个夏天如同西安的所有夏天一样，暖得让人快要忘记时间。
有一天晚上八点突然地震，我恰好选了一间无人的教室自习，在摇晃的吊灯下面研究着数学题。他找到了埋头做题的我，我才知道别人都已经跑到操场上，对着这没什么震感却又刺激异常的地震激动地议论纷纷。他叹服于我的定力，带着我来到操场上加入议论。但很快大家也有些无聊，索性收拾东西回家。
他陪我走向自行车棚，提出要送我回去。我几番推辞，他说明天他就要回家了，想和我再聊聊天。我背着书包，他帮我推着自行车，我们一起走出校门。由于地震，许多人都从家里出来，街上热闹异常。小吃摊的生意异常火爆，人们一边吃着烤肉，一边聊着买菜、房价、孩子上学和中美关系。
那天城墙下面又恰好在举办音乐节，不痛不痒的地震激发了更多人走出家门、享受音乐的热情。他给我们一人买了一杯啤酒，我们站在广场的铁栅栏旁边，一边听着王建房唱《长安夜》，一边看着台下汹涌的人海。没有门票的我们听王建房唱完了三首歌，喝完了酒，终于遭到了工作人员的驱逐。他陪我走到了我们家楼下。
“回去早点休息吧。”他笑着说，帮我停好自行车，看着我把空酒瓶子扔进路边的垃圾桶。
我点了点头，向他道谢。
“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他问道。
我愣住了。我把手放进上衣的口袋里——他的残诗已在那里躺了一周，而我始终没有勇气拿出来。我脑中有千万句情诗划过，我迟疑着该怎样对他进行最简短完美的回复以及告白。
但是最后我说出口的只是“晚安”。我不记得他的眼中是否闪现过失落，我转身上楼，手里紧紧攥着叠起来的那几张稿纸。我从始至终都不敢进行回应，而实际上，我觉得他的暗示早已昭然若揭。我经常在想，当时为什么我一直没有交给他我补上的那首残诗。他为我创造了无数次机会，我甚至可以不用拿出那几张形同虚设的纸，只需要看着他的眼睛，轻描淡写地说出三句诗。也许是因为那个夏天就像一场梦，梦里，地球没有重力，我们就像尘埃，漂浮在天空中，漂浮在辽阔美丽、洒满阳光的大地之上。而那首残诗，会打碎梦境，如同打碎平整的镜子。我们最后会掉进鸟儿的翅膀，或是诗人的眼睛。
夏天结束之前我们都没有再见过面。开学前学校考了一次试，我是全班倒数第十——不是倒数第一，我还有些意外。上了几天课之后我发现自己和实验班同学差距之大，而这样的差距是我整整一年不学无术的结果。我偶尔会有些失落，但是我关心更多的似乎还是他。他再也没有主动找过我，而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种种行为，只觉得幼稚至极——我中午放学会在二楼和三楼的楼梯间徘徊良久，直到他的身影出现，立刻故作镇定、不紧不慢地下楼；我常常拿着一些毫无难度的题去请教办公室在三楼的化学老师，因为去三楼办公室可以经过原来的班。我费尽心机让自己出现在他的视线里，我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让他就能想起我们过去的种种，让他至少能内心有那么一刹那的颤动。这些事情我做了整整半年，日复一日。
我甚至为了他拼了命地学习——高二之后，学校开始设光荣榜，每次考试年级前二十的优秀学生的照片和大名都会被贴在一张大红色的纸上，而那张大红色的纸就张榜在我原来班的门口，一个他每天都会经过无数次的地方。我想，只有我的照片贴到了他眼睛下面，他才能经常想起我。于是我为了他洗心革面，一扫之前的荒诞不经；我的照片终于挂到墙上的那一天，我极其激动，我不断幻想着他走到教室门口、看见我的名字和笑靥，幻想他内心暗潮的涌动。
即使半年我们都不怎么打过照面，也没有说过话，我每天想的还是他。我让自己的照片始终挂着，我天天守在楼梯口，我一遍遍听着过去我们一起谈论过的音乐，在入睡前默念他给我写的诗歌。
纵然炎热的夏天让人头脑发晕，忽略时间的流逝，但是秋天还是很快到来，日落时间提前，暮光逗留变短，梧桐叶落满大地。天气逐渐变凉，夜晚大风席卷街道，寒冷裹挟所有行人。十一月下了第一场雪，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空降落，雪夜万籁俱寂，城墙上盖着白雪，美不胜收——然而那个冬天以这场雪作为开始，又以二月的一场雪作为终止，期间整整三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雪，终日只是阴沉沉的天空，让人窒息的雾霾，干燥浑浊的空气。白昼就如同被焚烧过后的灰烬，没有一丝光亮，终日昏昏沉沉，连暮色都是污浊的灰色。黑夜如同帷幕，过早降临，夜空中只是漆黑，连月亮都看不见，第二天又是相同的一个苍白的没有光线的日子。
那个冬天我过得很压抑。我太孤独了，我早就不再与艺术相伴，我每天都不停地看书做题，鲜有的休息时间都拿去钻研数学竞赛，每一天都忙忙碌碌，也没有什么方向。我觉得他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他是那个阴冷的冬天我唯一的光芒。我望向无边无际的阴暗的白昼时如果想着他，就能看到我们一起看过的夕阳，能够看到熊熊烈火，能够看到温暖与光明。
冬天结束时他托人给我送来一个本子。那是我们学校的草稿本，封面是大红色的校徽与规整的“西安市铁一中学”几个大字。第一页是洛夫的几句诗，出自《今日小雪》。里面是他写的诗歌，满满一本，一直写到封底。每一首都是为我写的。
现在我已记不起他任何一首诗的内容，我只记得，他在诗中称呼我为“孩子”。我用了整整一夜读完一整本，最后翻回第一页，又读了读那三行洛夫的诗。
如果无酒，又无火炉
就请把这些诗拿去
焚而取暖
我只记得我当时躺在床上，枕头底下压着他的诗。我想着他，一直想着他，想着从来就没有属于过我们的雨季和夕阳，想着我们听过的音乐、读过的书、喝过的酒，想着空气澄澈、满天星星的夏夜。窗外是无穷无尽的阴霾与寒冷，它们笼罩并统治着整个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
那个冬天，梅花落满了南山。
可我依旧不敢给他回应。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突然赠我诗歌，更何况是扉页写着“焚而取暖”四字的诗。我不知道他是在暗示，还是想表明他已决意把我遗忘。我能做的只是这半年来我做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只要他看见我，他的内心必然会起一丝波澜。说实话，这于我而言，已经够了。
2017年的夏天我依旧专注于数学竞赛，只可惜我再也不能像一年前一样，每天有着他的陪伴，天马行空地交谈。有时我甚至希望我被压进一场循环中，循环着去年夏天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也不必尝试去改变什么，我只是想重复那些时光，我想陷进回忆的泥淖，陷入虚无与梦幻，哪怕再也不出来。
我们的最后一次交谈是在八月。我刚刚在北京参加完比赛，成绩很差，心灰意冷，在未名湖旁边喝了一晚上的酒，然后坐火车回家。回去之后我也来不及再伤感，只能立刻投入新的战斗，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
放学后我走出教室，他就站在走廊里等我，就像一年前的夏天一样。
“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吗？”他简明扼要地问。
我们一起去了一年前我们最爱去的饭馆。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面对面坐着，只剩下沉默。直到那一刻，我才突然发现，我们之间，除了文学和音乐，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连简单的寒暄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们似乎一直习惯于用虚无的浪漫主义填补我们彼此之间尴尬的空缺。
我们沉默着吃完了一顿饭。后来他先开了口：“我冬天送给你的诗，你都读了吗？”
我点了点头：“我读完了，写得很好，谢谢你。”
我们又开始沉默。他似乎无奈地笑了一下，似乎想找些什么话，但终究是无话可说。他又看了看我，问：“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句话他在一年前也这样问过。我抬头望向他的眼睛，似乎又看到了明亮的火焰与炽热的期盼。我觉得，那一刻我有太多话想说，我想告诉他这一年来我的种种行为，想告诉他我一直都有的思念，想告诉他我所有的等待、坚守、执着与猜测，想告诉他我的情愫与疯狂。
而实际上，我摇了摇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你呢？”我反问他。
他转头看向窗外。夕阳正在坠落，建筑物裹满金黄，西边的晚霞如同画一般美丽。他说了一句：“希望我们以后都能看着这样的景色吧。”
晚上我本想翘了晚自习，去城墙下面的烤肉摊，喝点酒或者回忆些我们的过去。可我没有。我在教室里坐到了十点，写完了几套卷子，才骑上车地慢慢回家。经过城墙，夜已深，乘凉的人也都尽数散去，整个广场空荡荡一片。我想起去年此时那场热闹的演唱会，想起震天的架子鼓的声音，我们的尖叫声、喝彩声和他看向我时眼中闪烁的光，然后在如今的寂静中，我彻底意识到，我们之间除了回忆，已经什么都不剩了。这些回忆包括我隐秘而失落的爱，包括我说不出来的话与递不出的诗，也包括我被晚风吹散的离去的身影。
后来我的一切都向平稳的方向发展着。他不再参与我的生活，而我的故事也开始变得庸俗：我继续参加比赛，惨败归去，开始努力考大学，勤勤奋奋，兢兢业业，最后考到北京，离开故乡，持着桨，拨开迷雾，划过深不可测的湖水，去摸索前路。
我已经不记得那天之后我们是否还见过面、说过话。他逐渐淡出我的生活，我只是会偶尔在某个黄昏或是某场雨中，睹物思人，想起他的存在。每当这时，我眼前都会浮现出那个梦一般的夏天——我们越过挂着锁的通往屋顶的铁门，沿着台阶一步步往上走，我们身后是黑暗的漫长的楼梯，头顶是猩红色的天空与燃烧的太阳。下过雨的楼顶还有积水，反射出天空红色的倒影，也反射着我们年轻的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