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媚

凌晨四点半,盛夏时节,距离西安的日出还有半个多小时。老金从床上爬起来,往身上套上一件皱巴巴的短袖,轻手轻脚下床,开了卫生间的灯。小涵和暄暄还在熟睡,他悄悄地亲了一下暄暄的额头,走出家门,钻进他的黑色沃尔沃,发动了车。

今天是周四,老金去进货的日子。他和妻子小涵一起经营着一家花店,名曰“幸福花坊”。花店既卖盆花也卖花束,老板和员工都是老金和小涵二人,两人分工明确,老金包揽进货的活,每三天去秦岭山下的花卉批发市场买满满一后备箱的花,带回店里,小涵负责修剪和包装,让它们漂漂亮亮地呈放在浅色的玻璃花瓶里。

他们的花店开在二环路里面。南向的沿街店面,门头高大,前店后宅,店铺后面就是他们的家。这条街上全都是这样的店铺,周围两公里内有一所大学、两所中学和三个小区,服务群体庞大,生意也始终兴盛。幸福花坊的隔壁是一家水果店,也是一对夫妻经营,他们的儿子和老金的暄暄年龄相仿,两家人非常熟识。水果店的老板也常常送来些许从南方进货的罕见热带水果,借此向小涵讨要教育孩子的经验方法。水果店家的儿子调皮捣蛋,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去逗弄旁边陈家烤肉的藏獒。烤肉店白天还卖腊汁肉夹馍和丸子汤,午饭晚饭夜市生意都能做,店主是个笑容慈祥、整天乐呵呵的老大爷,地道西安人,雇了一群小伙子干事情。老金听水果店主说,陈大爷三十年前是在西安北郊混黑社会的,但是人胆小,工作只有照看几个黑店,以及运送走私酒。打黑除恶的时候他怕得要死,立马撒手不干,凭仗着自己那几分做菜的手艺,找了家饭馆打工,又过了许多年,靠着自己攒下的一点点积蓄开了这家烤肉店。如今陈大爷是街上过得最滋润的之一,他手下勤劳朴实的小伙子们包揽了大多数活,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烤肉店门口的躺椅上,叼着一根猴王,晒着暖烘烘的太阳。

“人啊,怂有怂的福。”每年夏天,水果店老板都要给老金讲一遍陈大爷传奇的过往,然后也叼着猴王,向老金发出对人生的感慨。

老金把车停到花卉批发市场旁边,照例购入了供三天销售所用的花。他每隔三天去进一次鲜花,周末会额外购入一批盆栽花。秦岭山下有至少三个花卉市场,他来的这家是价格最高的,但是往往也能买到更好的货:粗茎的三头百合,一支能卖十五块钱;大花盘的向日葵,鹅黄色的娇嫩的雏菊,特别受高档小区里年轻女人的欢迎;小花苞的廉价红玫瑰,年轻的大学生常常一买就是九十九朵,用浅粉色的透明塑料纸扎起来,带着它挽着女孩的手,在迷人的黄昏中从南二环一直走到大雁塔。老金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以后能卖花,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在嘈杂忙乱的生命中,从他手中接过一束花,眼中就能流露出喜悦,流露出一丝害羞与期待,流露出胸有成竹的狡黠的笑,流露出那些只会出现在孩子脸上的快乐。

他趁着这座城市的早高峰开始之前把车开回了家。他停好车,手脚麻利地把所有东西都搬到了仓库里,走进家门。小涵和暄暄都已经起床了,暄暄还在刷牙,小涵已经将早饭摆上了餐桌,正在给三个杯子里倒牛奶。他走到小涵身后,轻轻抱了一下她的腰。小涵笑着放下牛奶盒,转过头来孩子气地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

“暄暄,动作快点,爸爸已经回来了。”小涵把牛奶盒放回冰箱,带着一分威严的语气朝厕所喊了一声。暄暄含糊地应了一下。紧接着是一阵嘈杂的水声,然后暄暄从厕所跑了出来,在餐桌旁边坐好。

暄暄七岁了,在西工大附小上二年级。这是全市最好的小学,两年前为了暄暄上学的事情,老金联系了一个中学同学——现在是西工大的教授——要了一个入学名额,又交了将近十万块钱的赞助费,终于得偿所愿。他倒是不在乎暄暄的学习成绩到底有多好,或者说,他根本没指望暄暄的成绩有多好。看着暄暄在学校里过得还算开心,他就很满意了。暄暄是班上的文艺委员,长得又漂亮,挺受老师们喜欢。老金一边吃着切成星星和月亮形状的黄瓜片,一边充满怜爱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吃完早饭后,小涵去厨房洗碗,他给暄暄戴上红领巾,帮她提上书包,走出家门。他让暄暄在车后排坐好,发动汽车,把车从停车场里面开了出来。车上还留着百合花浓郁的香气,甚至让人有些发晕。他开到小学门口,暄暄背好书包,下了车,蹦蹦跳跳地走进校门。

老金又开车回了家。店铺的卷闸门已经拉开,小涵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营业。周内的生意往往是不如周末的,小涵现在正悠闲地坐在店里面,给订花束的顾客扎花。老金开始把店里面的盆栽花一盆一盆往外面摆。每天早上他都把这些花整整齐齐摆在门口台阶的两侧,晚上九点再移回店里。旁边水果店也开门了,水果店老板正和老金一样,把满满一塑料箱新鲜的香蕉和苹果往店外面摆,堆满整个台阶。箱子上摆着诸如“进口香蕉3.98/斤”的粗犷的手写字硬纸板。两个忙里忙外的男人相视一笑。

老金特别喜欢这种台阶上摆满东西的感觉。实际上,全西安所有的沿街店铺基本上都这么做,卖花的、卖水果的、卖菜的、卖米面油花生米瓜子开心果的,甚至卖文具的卖书的,只要店门口是台阶和人行道,都要把商品摆出来。老金从小就觉得,这样的街道使得这座城市充满了烟火气,让人容易将它与“故乡”一词联系在一起。二十几年前他刚刚到北京的时候,走在空荡荡的荒寂的街道上,常常感到一股冷气与疏离。那里的店铺都门头规整统一,一道玻璃门与街道隔绝。他用了很多年习惯了那样的疏离,但终究还是回到了这里。

上午,老金把仓库打扫了一遍,在小涵做午饭的时候看了一会儿店。中午他们在店里吃饭,太阳直射着台阶,将栀子花白色的花瓣照得透亮。下午他去睡了一觉,弥补因四点半起床而缺失的睡眠。四点,他开着车去接已经放学的暄暄,在路上给她买草莓味的冰淇淋。暄暄回家写作业,老金和小涵在店里忙活——五点到七点人们集中下班回家,往往是花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内一半以上的收益都集中在这两个小时内。这段时间内他们要应付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太太,对讨价还价的家庭主妇,对着每一束紫罗兰挑挑拣拣的年轻女孩,身上只有十块钱却还想给妈妈买一大把康乃馨的中学生。那时候夕阳会将天空彻底染红,街道上熙熙攘攘热闹纷纷,饭馆生意逐渐火爆,万家灯火燃起。老金一直觉得,黄昏是这个城市最美好温柔的时刻。

七点半他们三个会一起吃饭。暄暄会喋喋不休地讲今天学校的事情,虽然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中午食堂吃鸡腿啦,语文老师穿新裙子啦,哪个男生又调皮捣蛋啦,等等等等,没完没了。晚上小涵会陪暄暄练舞——暄暄在学芭蕾舞,老金特地给她买了一架把杆和一面大镜子,让她可以在家练习。小涵对暄暄的所有事情都很耐心,她愿意用一两个小时严厉又温柔地帮暄暄压脚背和膝盖。这时候老金就会开始收拾花店,移花盆,打扫卫生。

他们的花店有时也会出现滞销的情况,红玫瑰尤甚。也许是因为这座城市里的爱情总是飘忽不定,恋爱中的人往往都怀揣着含蓄与犹疑,没人知道下一束玫瑰花应该在什么时候递出去。老金一直不忍心白白扔掉那些盛放后即将衰败的玫瑰,刚开始他会把那些玫瑰送给街对面小小的婚庆用品店,这样一天后就会有穿着白裙子的小姑娘将这些花瓣扔到新娘子的头纱上。

但其实婚庆用品店向来都不缺玫瑰花瓣,这几朵衰败的红玫瑰也贡献不了多大的分量。后来,他和小涵干脆让暄暄将这些花送到陈家烤肉去。每天总有大学生情侣在陈家烤肉吃夜宵,暄暄会把玫瑰花插到他们喝完的空啤酒瓶里面。老金就喜欢坐在台阶上吹着夏夜的风,观察那些情侣们看到玫瑰花露出的惊喜的笑容,他们会向暄暄道谢,亲切地摸摸她的头发,有的年轻女孩会从口袋里拿出棒棒糖给她。那些大学生谈笑时明亮的双眼,仰起的年轻的脸庞,总让老金想起他早就回不去的青春。他回想起自己二十岁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自由过。他似乎每天都活在高高的围墙里面,空气中弥漫着压抑与孤独。然而这些早就已经过去了,不值得怀念,也不值得后悔。

十点整,暄暄准时上床睡觉,老金和小涵有时候会继续在台阶上吹一会儿凉风,和邻居们寒暄几句,偶尔还会去陈大爷的摊上吃几串烤肉。他们把时间就抛掷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抛掷在晴空万里的月夜中。然后,他们回到家里,相拥而眠。

老金和小涵一起躺在床上,屋子外面一片寂静。老金漫不经心地问:“这周五和华医生约好了吗?”

小涵点了点头。“今天应该只是普通的检查,再顺便开点药。上个月开的药已经吃完了。”她在床上翻了个身,把一只胳膊搭在老金身上,“约的下午四点半,我们一起去学校接她吧。英姐会帮咱们看店的。”英姐就是隔壁水果店的老板娘。

老金已经对这半个月一次的例行检查习以为常了。最近一年来的检查都反馈良好,他们要做的,只是支付挂号费,让暄暄和医生进行半个小时的交谈,带回来一小包碳酸锂小药片。他握住小涵的手,关上灯,闭上眼睛。

其实他从来没有想象过暄暄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从来没有想过暄暄能穿着白衬衫和红格裙,乖巧地坐在餐桌上,给他背诵新学的唐诗。暄暄两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连简单的音节都没有开口说过。老金劝小涵不要担心,学说话有早有晚,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又过了半年,暄暄还是没说过话,但是性情变得极其古怪——她有时会突然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嚎叫,发疯一样地踢扯东西。这样的时刻老金尚能保持冷静,小心翼翼地去安抚暄暄;小涵已经彻底吓得手足无措。反复多次之后,老金和小涵带着暄暄去了医院。

“轻度智力低下,轻度狂躁症。”医生一边往病历上写,一边用平淡又夹杂着同情的声音说着。小涵已经有点丧失理智,她无力地靠在老金身边,看上去想哭,但又没有哭出来。“别太紧张,家长带着孩子配合治疗,会有所好转的。”医生看了一眼小涵,对她露出了鼓励的微笑。“之前就有治疗效果很好的例子,孩子最后完全可以生活自理。”

那个晚上老金和小涵都失眠了。小涵开始无声地流泪,她蜷缩在被子里,双手紧紧绞着床单。“当时也做过产检了,怎么会这样。”她抽噎着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她用被子擦眼泪。她已经有些语无伦次。

老金搂着她。“你看,暄暄虽然有点问题,但都是轻度,能治疗的。我们不怕。”他柔声安慰着。“更何况,咱俩的智商实在是太高了,咱们家需要有人来平衡一下。”他的话似乎把小涵逗乐了一下,小涵笑了,但笑声又干瘪下去。老金紧紧抱住她,说着各种安慰的话。但他其实知道,这些话都无济于事。他不敢想象以后的日子——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孩子,到现在还不会说话,每天会时不时发疯,扯碎身边的一切东西。他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样进行,更不敢想象倘若有一天他和小涵都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谁愿意接纳暄暄。

他觉得这可能是报应。那些年,他改造了太多的生命,有时他拿着针管站在操作台前,会感到不可名状的高傲与居高临下。只要他愿意,他可以让蚂蚁长出翅膀,让兔子拥有紫色的眼睛,让游鱼长出后肢,让花朵在黑暗中发出光亮。所以命运改造了他的女儿。他想到女儿,想到她嚎叫时扭曲的五官与充血的小脸,他感到无边的爱,以及无边的失落与恐惧。

从那之后,老金和小涵每周都带暄暄去做检查,带她打针,按时给她吃药——老金都不记得给暄暄吃过多少药了。他特别心疼暄暄,他觉得暄暄吃了药之后会变得神志不清,昏昏欲睡;她疯癫倒是没有原来那么多了,但似乎始终看着有些不正常,她的眼神常常朦朦胧胧,没有方向。

那两年他们的生活变得特别灰暗。暄暄的治疗费用算不上特别高,但是日积月累下来,还是占据了他们生活支出的一大半。花店的营业额早已无法支撑他们的开销,他们只能动用之前的存款。小涵对抗这种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给暄暄念故事。市面上存在的所有撕不烂的书,她几乎都买了一遍,每天晚上把暄暄抱在怀里,给她念故事。她捏着暄暄小小的手指头,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移,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暄暄有时候会很认真地听,有时候会变得极度不耐烦,甩开小涵的手,试图扯下书页,大声地哭喊。即使这样,小涵都要坚持每天给她念书。老金不知道暄暄到底能不能听懂,他甚至觉得小涵其实也不知道。他只能尽全力挣钱,尽力不去动用过去的那笔钱,就像尽力不与过去的回忆产生关系;他主动做饭和收拾家务,让小涵可以不对暄暄之外的任何事情再烦心操劳。

所以,在这样的灰暗中,暄暄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成了他们生活中最最强烈的光明。老金觉得自己一生中都没有那么高兴过——那天他们带着暄暄去公园玩了一会儿,回家的时候穿过花店,暄暄突然在黄玫瑰旁边停下脚步,含糊地说了一句:“花花。”

老金愣住了,小涵难以置信地看着暄暄,从花瓶中抽出来了一枝黄玫瑰,举到了暄暄眼睛前面。暄暄举起小手,捏住硬硬的花茎,露出笑容,又说了一句:“花花。”

那一刻老金感到泪水夺眶而出。他就是在那一刻决定自己以后要卖一辈子的花。他泪眼朦胧地看着小涵抱着暄暄大哭,地上是凌乱的花枝和剪掉的叶子,暄暄在她过于用力的怀抱中有些不知所措。他觉得,他们三个现在看上去滑稽可笑,就像蹩脚的喜剧演员。第二天他们火急火燎带着暄暄去了医院,医生露出了舒心的笑容,“你们真是有福气啊!”医生说。“回去赶快教说话吧,现在还来得及!”

小涵每天都把家里每一个物件的名字念给暄暄听一遍,故事书每天能读两三本。就这样,暄暄终于在五岁时具备了最基本的与人沟通的能力。但是,她依旧与同龄的小孩有着明显的智商差距。她看不懂钟表,不太能想明白加减法,也不是很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总得让暄暄有些擅长的东西吧。”小涵说。那时候,他们认识的所有五六岁的孩子,都上了不止一个兴趣班。然而暄暄的迟钝与极偶尔的疯疯癫癫,让她可能没法学习时下流行的写作、珠心算和音乐。她思来想去,带暄暄去了省艺校旁边的芭蕾舞班。

暄暄从初级班开始上,一个班15个小女孩,一节课一百块钱。刚开始的几次课,老金和小涵都全程坐在舞蹈室外侧的休息区,观看着暄暄的状态。他们惊异地发现暄暄似乎在舞蹈上有着还未开发的、但是异于常人的天赋——她的柔韧比全班的女孩都要好,膝盖也绷得最直,最重要的是,当她跳舞时,眼睛里会露出少见的认真和专注——毕竟在此之前,她在做任何其他事情时,眼神中常常挂着心不在焉和迷茫。

“你们家姑娘条件好,手长腿长,身材就是跳舞的料子。”舞蹈老师——一个刚刚从省艺校退休的女教师——也对暄暄称赞有加。老金很受触动;这几年来,他看了太多医生的同情的眼神,也听了很多关切的言语,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别人这样赞美他这个低智商的女儿。他很高兴,回到家就大兴土木,移动了沙发的位置,空出来一整面墙,装上大落地镜和把杆,让暄暄自由自在地练舞。

小涵很高兴暄暄能有一技之长,这样子即使暄暄真的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她还能有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她对暄暄的舞蹈非常重视;她几乎每节课都在休息区旁观,帮暄暄记录下来老师讲的重点,课间给她倒水喝,帮她擦干满头的汗。

到现在,暄暄已经跳了两年多的舞了。老金和小涵一直认为这是他们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他们坚信是舞蹈给了暄暄自信以及逐渐完备的心智——这两年来,暄暄精神失常的频率已经低到半年一次,并且每次的处理方式都很容易:立刻带离人群,服药,安抚,第二天带到医院,确认无大碍。在那所拥有顶配师资、所有同学们都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学校里,暄暄的精神问题和智商上的缺陷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嘲讽;相反,她被老师和同学们处处照顾,被选成了文艺委员,在各种文艺演出中大显身手。总之,暄暄的生命似乎在一次晴天霹雳般的偏离之后,又逐渐步入了正轨。

老金依旧觉得这是基因的报应,他依旧觉得命运给予他和暄暄的,都是由于他过去对其他命运的肆意颠覆。但他还是感谢命运又给予了他扳回这一切的方式。他现在什么都不奢求,他只希望暄暄能够健康与幸福。

第二天早晨,老金没了进货的任务,一觉睡到了七点半。起床之后他火急火燎地洗漱、穿衣、吃早饭,把暄暄送到了学校,再开着车回家。

小涵已经扇着扇子坐在花店门口,和水果店家的老板娘隔空拉着家常。他走到小涵身边,和水果店老板娘打了个招呼,开始修建店门口挂着的吊兰。这个季节,街对面宠物店卖的蝈蝈会开始没日没夜地鸣叫,整条街的夏天,都在蝈蝈摩擦翅膀的背景音下进行着。陈大爷很喜欢蝈蝈,每年夏天都要从宠物店那边要来几只,品相最好的一只装在镶了檀木盖的葫芦虫器里,天天带在身上;剩下几只放进竹子织成的笼子里,挂在烤肉店的门口。他把店里用不完的大葱叶子喂给挂在门口的蝈蝈,给怀里揣着的那只喂的则是娇嫩嫩的丝瓜花。

“区别对待,一点都不共产主义。”水果店老板评价道。

今年夏天陈家烤肉门口也早就挂上了蝈蝈。陈大爷之前特别喜欢身上带着蝈蝈逗暄暄。暄暄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位老爷爷的身上能传出来虫子的叫声,所以特别好奇,没事就跑到街对面找他;陈大爷说是他肚子里有一只贪吃的虫子,暄暄吓得再也不敢跟他搭话,直到他从袖子里取出那只葫芦,将赤裸裸的真相展示给她。暄暄也因此失去了对他的兴趣。

水果店老板过来了。他早上去进了一次货,才把东西收拾好,满头大汗。他提着一袋子水果朝老金和小涵走了过来。“这次搞来的好东西,罕见得很,回去给你们家闺女尝尝。”水果店老板神秘兮兮地说,语气像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搞走私的黑社会。小涵形式主义地推脱了两次,一边道谢一边接过塑料袋,放到旁边的空椅子上。

老金往里看了看,主要都是南方水果和热带水果,还有一种是他已经很久没见过的。他很诧异地问:“木瓜?”

水果店老板嘿嘿笑了两声。“是的,”他看上去有些得意,“这水果我都好久没见过了,这次居然有人卖,我赶紧弄了点回来。”

小涵也转过头来,仔细看了看那袋水果。“木瓜?!”她也表达出了极度的惊奇。她从袋子里把它拿出来,捧着看了一会儿。

“我都有十年没吃过木瓜了。”小涵说。“自从转基因技术崩塌之后。”她又补充了一句。

老金的心似乎被猛然刺了一下。他觉得转基因已经是一个被遗忘的词,即使这个词在他记忆中一直死死地扎着根。他不仅十年没吃过木瓜,也十年没听过这个词了,甚至是小涵,似乎也从没提过这三个字。这已经是个老掉牙的词语了,以至于他一直理所应当地觉得没人会记得它,也因此没人会发现他羸弱的栀子花,没人会在乎他的秘密。

老金不敢流露出异样。他的回忆、他的愤恨、他的栀子花都属于他自己,他甚至不愿意将之与小涵分享——即使这一切都是他和小涵一起经历的。他偷偷看了一眼小涵,她神态自若,就好像谈起一件堂而皇之的事情。他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小涵能在面对这件事情时,还能表现得这么从容。

十几年前木瓜还是最常见的水果之一。那时候人们随随便便就能把抗环斑病毒的基因导到木瓜身上,肆意种植它们,低成本,高产量。然而抗病毒基因骤然消失之后,能够产生毁灭性伤害的病毒让木瓜产量直线下跌,所以现在根本没人愿意种木瓜。与之相似的还有很多种水果,它们和转基因技术一样,已经属于被遗弃的历史。

在那之前,小涵一直爱吃木瓜,老金常常去科学大厦下面的水果店买来木瓜切盒,送到小涵的办公室去。那时也是盛夏,老金一度以为自己的人生终能蓬勃光明,就像每天早晨从海淀桥东边升起的太阳一般。

​ 二十二年前的夏天,老金才刚刚参加完高考。他把刚刚获得自由的年轻的身体和灵魂都挥洒在了西安城的烈日之下,看电影、唱歌、和兄弟们踢球,无拘无束,他想怎么玩就能怎么玩,甚至可以彻夜不回家。整个西安——不,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的。

​ 因此他被一个电话叫到学校的时候还处于茫然之中。校门口站满了记者,曾经天天斥责他上课睡觉、不认真跑操的校长亲自来校门口迎接他,一见面就握住了他的手,一脸喜气洋洋。几只摄像机对着他们拍了几十张照片,他被几位校领导簇拥着推进了全校最富丽堂皇的会议室,左右两张桌子,分别坐着两桌笑容满面的人,一桌穿的红衣服,另一桌穿的紫衣服。

​ “公平竞争,公平竞争。”校长对两桌人各鞠了一躬,恭敬地笑眯眯地站到旁边。

​ 他在那一刻才突然看明白了这个阵容,也在一瞬间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他有些不敢相信。他看着一个穿紫衣服的人清了清嗓子,问他:“你想学什么专业?”

​ “生……生物。”他颤抖着说。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当状元。

​ 紫衣服的人爆发出遗憾的慨叹,纷纷站起来和红衣服的人握了握手,走出了会议室。校长皱起了眉头,他没料到局势会变成这样,按照普遍流程,未经人事的状元对这个直击灵魂的问题的回答应该是“不知道”,再由两校分别进行劝说,看哪家说得让人声泪俱下,让学生死心塌地填上志愿。红衣服的人看都没看站在一边笑容消失的校长,高高兴兴地带着他到了另一间会议室。

​ “我们就喜欢你这样有想法、有个性的学生,你适合北大。”领头的红衣服人说,“北大的生物学科是全中国最优秀的,我们希望你能选择我们。”

​ 就这样,二十二年前的老金,在那个阳光极其刺眼的日子,正式地踏上了生物的道路。他一直坚定着要学生物——这个学科太伟大、太惊人了。他从初中开始就喜欢生物。那时几乎所有的科技新闻都与生物有关,人们将它捧上神坛,说它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改变自然的规律,改变整个世界。他相信,学生物,一定是时下最有前景、最有发展的选择。但他没想到,自己能够去北京大学学生物。北大招生组为了展示诚意,给他承诺了直博资格,为他铺好了未来发展的广阔道路——那天他填完志愿,从学校出来,阳光打到他身上,刺得他快要睁不开眼睛。他当时觉得自己的未来也是这么光明甚至炫目的。

​ 他在本科三年级的时候选择了研究转基因技术的实验室。这可是前沿中的前沿,国家每年能拨给北大的基因组所几个亿的科研经费,全中国科研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这里。然而选择了顶尖,也就同时意味着选择了重任。他做实验常常要做到深夜才能回去休息;他能一晚上手撕几百只果蝇幼虫,扯出它们肥大的唾液腺;他试图敲散细胞集团,好几天都无法成功。但是,研究转基因同样给他带来了无比的成就感。他第一次将荧光基因导入真菌细胞后,看着它们逐渐繁殖,菌落在黑暗中发出幽光时,他感到无与伦比的兴奋。之前的无数次失败都可以因为这绿色的幽光被抵消。

​ 也就是大三那一年,他遇到了小涵。那年他第一次回西安参加招生工作,周围都是一起来招生的同学。他特别享受那段时光,在北大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一个人呆着,和实验室同学们的交流仅限于学术;他早上八点出宿舍,晚上最早十一点回来,和室友们一天说不了五句话。近乎于自我封闭的他第一次和这么多人坐在一起没日没夜地聊天,他几乎每一个小时都过得认认真真,不愿有丝毫的浪费。

​ 小涵也是生物系的学生——和他同年级、同专业,家还在一个地方,但直到第一天晚上聚餐大家轮流自我介绍时,他才第一次认识小涵。此时此刻,他跟小涵是关系牢固、战线统一的战友,招生工作第三天的中午,他和小涵两个人,挑起了劝说状元的重任。小涵一开口他都惊呆了:小涵把北大讲得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生活的真实性:在小涵口中,北大有美丽优雅的校园环境,无数门丰富多样的课,上百个社团,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自由,反正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里没有疲惫,没有悲伤,没有惴惴不安与惶恐惊慌,时光不会虚度,青春会变成永恒,所有人都会在热忱中走向永远。他只能在旁边不断附和,将小涵所讲述的一切完美化,甚至幻想化。状元听得热泪盈眶,认定这里为自己生命的归属,毫不犹豫地填了志愿。

​ 晚上的庆功宴他和小涵挨着坐。今年招生组一举斩获文理状元,大家都特别高兴。然而他想着这么快乐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心里有些愁闷。他坐在桌子前面不断地喝酒。他想着这几天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他小声问小涵:“你跟状元说那些话的时候,不觉得有一点点违心吗?”

​ 小涵倒是很自在:“那又怎样?他们根本就没得选。这已经是他们最好的归宿了。”

​ 他觉得很有道理。他一边喝酒一边偷偷看小涵,夜色中,他突然觉得她很漂亮。他想说些什么,譬如说中学时代背诵过的诗歌,电影中昏暗的舞厅里男主角的开场白。可是他搜肠刮肚,想了很久,喝完了一满杯酒,还是想不到合适的、能在这样的场合下能对女孩子讲的话。但是他还是想说。他鼓足勇气,问:“你现在是研究什么方向的?”

​ 小涵的回答干脆简短:“植物细胞发育分子机制。”她一边吃烤肉一边说,“你呢?我记得之前在生科楼的电梯里见过你几次,当时还不知道你也是西安的。”

​ “我是基因所组的。”他回答道,“我现在跟庆教授做蛋白质工程。”他思索了一下,大概讲了讲自己所做的工作。“核心方法都是庆教授和几个博士生想的,我目前在用真菌菌落做实验,还停留在重组基因阶段。”他叹了口气,“过两天我还得回学校继续做这个项目。”

​ 小涵没有接话,只是看着他。夜色中他看不清小涵的表情,索性认为她炯炯有神的双眼是在表达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便继续说了下去。“如果成功了,这个技术我们今年就可以发布在BMC期刊上。”他又不想透漏太多自己的工作,问道:“你现在跟的哪位导师?做的什么项目?我感觉植物学和工业界的联络很多。”

​ 小涵略略讲述了一下自己的工作。他听完之后评价道:“这个想法不错,但似乎实现成本太高了。你们有什么优化方法吗?”这时另一桌的一个女孩子跑过来叫小涵一起去买饮料,他们的谈话只能被打断。

​ 那次聊天之后他对小涵的印象很深刻。他非常喜欢她谈起工作时从容自信的样子,并且很期待和她下一次进行学术上的沟通。

​ 他们第二次见面就是在生科楼里了。当他们发现彼此在同一层的实验室里工作时,都带着一点点诧异,但他内心还是有些窃喜的。他晚上终于鼓起勇气,从招生组的群里面加了她的微信。从那之后,他就展开了对小涵的追求:去她实验室故作严肃地巡视,对小涵的科研成果进行由衷的赞美;给她点外卖,护送她回宿舍,诸如此类。开学之后两个月,他正式向小涵表达心意,他们成为了情侣。

​ 小涵和他一样有直博资格。他们在一起读完了大四,又在一起读了五年的博士。虽然不在同一位老师的实验室里,他们却能偷偷摸摸又光明正大地相会,每天中午一起在走廊的乒乓球台前吃饭,晚上七点半去未名湖散步。有时他们甚至可以一起出国开会——他们轮流坐在台下听着对方在台上宣讲自己的论文,在会议签到版前合影,挽着手去参加晚宴,享受众人艳羡的目光。

​ 他们都承认,读博士的日子大部分都有些压抑,但老金始终觉得要比本科自我封闭的前三年好得多。最起码爱情可以点亮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在一次次实验失败、近乎崩溃的难过中还有精神上的安慰与出口。他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小涵不停地投论文,至少投了将近十个会议或者期刊,再不停地收到拒信。小涵几乎每周会情绪爆发一次,在他的怀里几近疯狂地大哭,一直哭到喘不过气来。他安慰她,抚摸她的头发,和她在宿舍楼下拥吻。第二天来到实验室,他们再开始新一天茫然而未知的探索。

​ 总之他们互相搀扶、跌跌撞撞地走完了那几年。毕业的时候老金发现自己对这个已经生活了九年的学校毫无眷恋,他片刻都不想多停留,只想跑步冲进崭新的生活。那时离他参加高考已经过去九年,但转基因技术的热度丝毫不减。这九年来,生物学长盛不衰,转基因一年比一年火爆,他和小涵一起入职了一家创业公司。这个企业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但是因为赶上生物技术的潮流,规模与资金都近乎膨胀地发展着。入职第一年,他们每个人的薪资就是税后一个月五万。公司的办公环境也很好,办公室宽敞明亮,实验仪器甚至比他们过去在北大用的还要先进昂贵。

老金从北大搬到了科学大厦。但他不再像九年前那么幼稚地认为自己的人生能够熠熠生辉了。他觉得自己可以不能说是前途无量,但勉强可以用“前景光明”来形容。他不那么野心勃勃、充满斗志,他想在高速发展的科技与宏伟的转基因高厦之下,过完接下来的生命。加上公司的高额住房补贴与几乎不花钱的食堂,老金和小涵可以说是过得相当优渥了。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认真地攒钱。按照他们现在的收入水平,奋斗十年就有可能在北京全款买得起房了——当然,是按照现在的房价水平。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奋斗不到五年,直接付首付,再用接下来的几年慢慢还房贷。

他们所渴望的是北京四环内、靠近科学大厦的、有阳台的宽敞的公寓。在这个时代,大部分在科学大厦周边打拼的年轻人,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这样的房子。最起码他们看得见未来,所以他们辛勤工作着,加班加点也在所不辞。假期他们也坚守工作岗位,挣着一个小时将近五百块的加班费。

总之,他们过去一直活在压抑之中,但他们坚信生活就应该这样。读书时,他们每天都在写论文,通宵做实验,讨论到深夜;后来工作,赚钱,缩减一切开支,每个月只抽一点点钱出来吃饭、付房租、买避孕套。他们的背后是看上去永远不会崩塌的、前路大好的生物技术。他们生活在这样的庇护之下,尽管枯燥劳累,但是银行卡上的数字不断增长,他们个人履历上的文字越来越丰富多样。他们设想着自己的未来,感觉到希望。

那时候,科学大厦推动着半个北京,而像他们这样艰苦的年轻人们,推动着半个科学大厦。他们早出晚归,夙兴夜寐,用勤劳的双手开垦科学的荒疆;他们兢兢业业,含辛茹苦,从他们的实验台前,运送出新型的食品、人工包装的种子、真空玻璃瓶装好的试剂与神秘的药物。他们从这里面对世界并改变世界,时代因此日新月异,富有生机。

“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这句话高悬在科学大厦的楼顶,也高悬在每个人的心中。

在中国,尤其是西安这种经济落后、文化繁荣的城市,稍微有一点点知识背景的家庭,都会选择在孩子的教育上大做文章。水果店家的两位常常来和小涵交流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都知道暄暄在全市最好的小学,对此羡慕至极。他们三番五次询问老金如何将暄暄送进西工大附小——想让孩子上好学校,一要人脉,二要钱。他们硬是想不明白这对卖花的夫妻如何得到这两样东西。更何况,还是在孩子有精神问题的前提下。对于人脉,老金答“贵人”,对于钱,老金答“攒的”,在此之外的事情三缄其口。在这条布满烟火气的街道上,老金什么都愿意谈,他愿意谈暄暄的病,谈医院的治疗费用,谈红玫瑰的进货价,谈陈家烤肉的小伙子和米店姑娘的暧昧,谈中美关系和核武器,就是不愿意谈自己以及小涵的历史。

水果店家的儿子比小涵大两岁,特别聪明,在学校成绩也好——虽然他上的不是什么好学校,但是特别调皮。自从暄暄上了西工大附小之后,水果店老板娘——就是被小涵称作“英姐”的——过来找他们俩的频率直线上涨,往往都是旁敲侧击地打听西工大附小的事情,譬如说最近学了什么东西,举办了什么活动,孩子们都参加了什么兴趣班。小涵看她情真意切又一直为人坦诚,不忍心让她在孩子的事情上这么小心翼翼,干脆不等她天天来问,而是有什么消息直接告诉她,处处主动帮忙。她帮忙打听全城最好的奥数班,推荐有趣的夏令营,搜集各个初中的信息。

水果店家儿子考初中的那一年,他们两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英姐似乎把小涵当成了最信任的人,她每天都向小涵汇报儿子参加的每场考试以及收到的各种通知。西安的中学特别多,家长们内心都清楚学校的优劣,甚至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三所“一类学校”,十来所“二类学校”,剩下的就都是“三类学校”。水果店家自然买不起昂贵的学区房,他们这条街道的户口分进去的全都是“三类学校”。西安的一类和二类中学都会对六年级的学生进行一轮一轮的筛选。学校从各个知名的奥数班或者小学选人,组织考试,遴选优秀的学生再参加面试,最终选出来他们中意的,进行录取。这些心机至极的好学校专门把面试的日子挑在同一天,让家长和孩子们都只能孤注一掷。

这一系列流程都是被教育局禁止的——教育局三令五申禁止各个学校通过任何手段对学生进行选拔,必须实施按户口划区入学,消除学校之间的差异——一堆小涵和英姐在一起研读了许多遍的文件。所以这些考试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结果也常常是未知的,家长和孩子们也只能焦灼等待。水果店家儿子的小学没有任何学校的考试资格,但奥数班——就是之前小涵推荐的——让他可以参加全市所有一类中学的违规招生考试。

水果店家的儿子过关斩将,熬过了两所一类中学的每一场考试,终于熬到了面试环节。面对两所同样优秀的学校,英姐和儿子交流了一晚上,又拉着小涵分析两所学校的利弊到深夜,一夜没睡,在第二天凌晨五点做出了选择。面试那天,他们两家人一起把他送到中学的门口。英姐两眼噙泪,不断地鼓励着儿子,一边哭一边说:“一定要好好表现。你要是进了这学校,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了。”她帮儿子整理着装,崭新的衬衫在他身上有些宽大别扭。水果店老板在旁边跟老金感慨,“奥数班太花钱了,送娃上课还累死累活,但是如果娃真的进去了,咱也没遗憾了。”他这话没错。这些年来他们儿子的教育支出直线上涨,他和英姐提高了水果的均价,想了一堆营销新花样——上门配送,制作漂亮的果盘,英姐还做了微商代理——就是在微信上卖东西的——来贴补家用,才能勉强让儿子继续衣食无忧、专心学习。他故作担忧和深沉,但实际上语气中藏不住对儿子的骄傲与喜悦。

他们站在大太阳底下等水果店家的儿子。他们站了快两个小时,英姐主动给大家买冰饮料。两个小时之后水果店家儿子走了出来,蹦蹦跳跳,高高兴兴。他从背后直接掏出了一个深红色的信封。

“一共有四个老师面试。他们问了六个问题。数学的问题我答得最好,我还在黑板上给他们讲了一遍。”他叙述道,满脸都是小男孩稚嫩的得意洋洋。“面试完之后有个老师说‘我们对你非常满意’,直接就把这个给了我。”英姐拆开信封,里面是写着她儿子名字的录取通知书。她又哭了出来。她一边哭一边亲自己的儿子,引来周围许多家长惊异的目光。

老金看着这所中学高大的校门,漂亮的“西安市铁一中学”烫金校名,校园内漂亮的银杏树,听着水果店老板一遍遍跟英姐重复“咱没遗憾了”和“咱娃出息了”,内心泛起一阵苦涩。他看着校门侧面的“办学成就”展板,看见上面写着“培养出二十三位高考状元”,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如今已经被压缩成了一张塑料板的二十三分之一。他又想起来他被几十只摄像机对准拍照、懵懵懂懂地从这个校门走进去,又想起他填好志愿、几近得意忘形地从这个校门走出去。他想起来自己在这里挑灯夜战,想起来自己在这里万众瞩目。

几十年过去了。他想着,有一点点难过。铁一中依旧是铁一中,北大依旧是北大,它们依旧卓越伟大、高高在上,人们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地想要来到这些地方。而他只是被历史摧残并遗弃的人。即使他没有屈服,这也不能改变他的过去被毁灭的事实。

水果店老板要请他们吃饭。他们去接暄暄放学,然后一起去了附近最好的饭店。小涵本想推辞,她知道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也知道英姐省吃俭用到连商场里打折的连衣裙都舍不得买,不想让他们家带着他们三个一起破费。但水果店老板和英姐都执意要去。“我们家之前的目标就是上二类中学。”英姐说,“能考到铁一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你们的功劳。”她说得特别诚恳,眼泪又快掉下来了。“你们带暄暄本来就不容易,还帮了我们家这么多。你们就是我们的贵人!”她引用了老金之前的概念。

老金和小涵只好答应。饭桌上水果店老板过于高兴,喝酒喝得毫不克制。他给老金和小涵敬了快十次酒,又让儿子敬了快十次酒,喝醉之后又吐出了好多似乎从前没跟英姐讲过的话。“你啥都不知道。”他给英姐下了个定义。“咱娃学得好,所以你啥都不知道。”他又加了个没什么逻辑的因果关系。“刚刚在校门口,有个家长说他找关系交了三十万才让娃进来面试。”他喝了一大杯酒,“那人还觉得自己贼牛逼,说市场均价已经四十五万了。”他明显是在嘲讽别人。“我娃花了多少钱?我娃一分钱都没花!”他特别得意。他喝了一会儿酒,又开始碎碎念。“人家老金给咱省了四十五万啊。”他再给老金敬酒。老金赶紧回复:“不不不,是你儿子真的优秀。你家孩子本来就厉害,咱们再努努力,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晚上他们把烂醉的水果店老板送回了家。老金和小涵回家收拾房间,安排暄暄睡觉,然后又坐在夜色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他们家儿子考上的另一个学校是哪个?”老金问道。虽然他内心很清楚问题的答案。

小涵笑了。她也知道这个问题不用回答。“英姐让我帮她拿主意,你说我能怎么说?我就跟她说两个都是好学校。事实上的确如此。”小涵戏剧性地补充了一句。“其实我特别不想让他们去我的中学。我害怕我被那个门卫老头认出来。”小涵笑着说。“结果他们真的选了铁一中。”

老金有点闷闷不乐。他固然是希望水果店家儿子有好学校上,但是每当他看见别人疑似要重蹈自己的覆辙,内心还是会波动几下。虽然对于这个问题,小涵在他们认识的第一天就有了解释“这已经是他们最好的归宿了”,但他还是会有点难过,有点感慨。

他捡起树枝在混凝土台阶上无聊地划。他搂过小涵的肩膀,他突然感到一丝小小的庆幸,在经历过那一切之后,他依旧能和小涵一起,撑起半塌的昏暗的天空,走到如今这一步。“天阶夜色凉如水。”他小声说道。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问:“你觉得从我们认识开始,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小涵不假思索:“现在。”

老金笑了:“我也觉得是现在。”

这几年来,暄暄表现得特别健康,让人快要忘记了她的疾病。甚至她看起来就只是一个学不好数学的女孩子。她要上五年级了。在西工大附小,根本没有五年级还没开始学奥数的学生。但是暄暄这个时候连分数的加减乘除都算不清楚,更别提去和那些高智商的天才们同台竞技。小涵也试过耐心地带着她做数学题,但是她根本无法保持较长时间的专注。老金看得出来她很费劲地想要用心去思考和学习,但就是力不从心。老金有时候都怀疑她的智商根本理解不了同龄人的数学——小涵费尽心思,才终于让她领悟了什么叫除法。第二天小涵跃跃欲试地想让她学会分数的加减,但一整天都没让她想明白为什么要通分。

分数的事情小涵试了很多天,最后终于放弃了。那天她照例耐心地讲,暄暄照例用力地学。老金坐在花店里一边抽软中华,一边眯着眼睛,打量着店门口的鲜花和满地斑驳的阳光。店里面传来小涵和暄暄低声的交谈,店铺外面隐约传来音乐声——估计是周围某家服装店放的。天气很暖和,让他昏昏欲睡。

他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暄暄的尖叫。他吓得立刻向里屋冲去,他看见暄暄疯了一般地撕扯着本子,小涵吓得躲在桌子后面,不知所措。他第一反应是冲过去护住小涵,以防暄暄伤到她。他感到小涵在他身后发抖,他跟小涵一句话都不敢说,亦不敢上去阻止暄暄的行为。整个房间都充斥着暄暄无意识的大喊大叫、打砸家具的声音。

老金不知道他们这样僵持了多久。也许只是几十秒,一分钟,但是当时他只觉得绝望再一次弥漫在整个房间,以及他的整个生命。他感到恐惧,无与伦比的恐惧。那一刻他感觉过去的一切似乎又再一次被颠覆了。

暄暄的声音逐渐变小,动作变得迟缓。她慢慢停了下来,望着手中一把碎片与面前一片狼藉,不知所措。她看了看爸爸,好像突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她开始哭,向爸爸妈妈走去。

“对不起……”她抽噎着说。她抱住小涵,但好像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什么解释,所以她只能一边哭,一边继续重复着道歉,“爸爸妈妈对不起……”她看到旁边被掀翻的讲题用的桌子,手忙脚乱地把它扶起来,整理好散落一地的草稿纸。小涵似乎确认了她已经恢复理智,立刻冲上前,蹲下身柔声安慰。

老金特别难过。他的绝望和恐惧已经褪去了,但他比刚才更难过了。他发现,不论他们怎样努力,在命运强赐给她的缺陷面前,他们束手无策。他们奋力反抗,在些许的胜利后为自己过上铠甲,自以为自己可以战胜一切,但事实给予他们当头一击,将他们打回原形。他的暄暄,他心爱的女儿,她已经逐渐长大,变得这么刻苦、这么懂事,变得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坚强,但是在命运面前,依旧不堪一击。

他们还是保持了冷静,主动找了华医生。小涵描述了一遍事情的全部经过,华医生却轻松地笑了。“你们不要操之过急嘛,”华医生讲道,“你们闺女虽然恢复得好,但是也不能这样逼人家啊。和其他孩子存在差距是正常的,她能有现在这样的状态就很好了。”他说完之后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孩子健康快乐比啥都重要,没必要逼着人家当状元,对不对?”他在电脑上敲了几下,打印机嗡嗡地开始工作。他扯下打印机吐出来的一张纸,递给老金,“再开点药,这几天多安抚安抚,缓解一下她的心情。”

那件事之后小涵是彻底放弃了给暄暄教数学。那么与此同时,他们就相当于放弃了暄暄的学业道路。这意味着暄暄根本没可能上好中学——除非他们接着找关系,接着掏几十万,把暄暄塞到某个好学校里,但是那又能怎样呢?好学校阶级分化严重,暄暄即使进去了也只能属于下等阶层,不受老师喜欢,也不受重点班同学待见。在里面摸爬滚打三年,出来之后还是考不上好高中;高中再靠钱硬塞进去,也考不上好大学。而且这整个过程暄暄不会有一点点的开心,说不定她的病还会不断复发。

老金想了很多。他思考暄暄的未来能怎样发展,但是思来想去,总觉得难以善终。他突然对自己产生了一丝怀疑。他已经四十多岁了,所谓大起大落,在这个无灾无难、海晏河清的时代,他也已经经历过了,为什么他依旧认为教育是孩子唯一的出路?他试图站在另一个角度看现在的自己。他捏造自己的人物形象,逐渐构造出来一个古怪刻板、不苟言笑、指着成绩单斥责孩子、发起脾气整个小区都知道的中年男人。他有些恐慌,他觉得如果暄暄没有智商的缺陷,他一定会变成这样的父亲。

他固然早就明白,他最渴望给予暄暄的就是快乐。但是他不得不考虑暄暄的未来,而一考虑她的未来,他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俗套,想到中学、大学,想到数学成绩。他开始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他从始至终都是活在温室里面的。他的中学同学们都一心学习,初中时隔壁学校烫头发、打耳洞的女学生,在他看来觉得不可思议;高中时同学们之间偶尔传开某所学校男生打架、女生怀孕的风言风语,让他觉得毛骨悚然。直到现在他都无法断言那些传言的真实与否,但是他肯定不愿让暄暄去那样的学校上学。他的暄暄是他永远呵护着的小鸟,他不愿让她的羽翼染上一丝一毫的风尘。

老金胡思乱想了很久。他感到有些烦闷,悄悄从床上起来,穿过客厅,来到他们花店的库房,跨过散落满地的枝叶和花盆,走进了他的小工作室。

他拉开灯罩,打开白炽灯。他沉默地站在工作室门口,直愣愣地盯着雪白的操作台和旁边的小冰箱,就像一个赌气的孩子盯着自己不那么喜欢的玩具。操作台上乌黑的枪刺着他的眼睛。

那是他过去战胜自然的固若金汤、战胜人类的固执己见的武器,也是他惨败后与命运搏斗的最愚昧天真的武器。他沉默地走向工作台,从桌子上把它拿起来。他都快要举不动那把枪了。年轻的时候,他年轻气盛,力大无穷,他可以把金箔和细菌放进枪管,几个小时把它们打给上百个受精卵细胞。他举起基因枪时,就像上了解放人类的战场一样,神采奕奕。

他打开冰箱,从里面取出一小盒培养皿,盯着里面的菌落。他细细观察着里面不成形的一团团细胞,甚至似乎可以感觉到它们缓慢的无氧呼吸。

距离他制作这盒培养皿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这十五年来,这些单细胞生物们在这一小块琼脂上呼吸、生长、繁殖、死亡,永远不会消失。这个种群在这里趾高气扬地放肆地活过了十五年,老金觉得,只要它们愿意,还可以继续活很久很久。十五年,这个数字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只可惜在这个时代,没有人关心被植入重组质粒的菌体可以活多久。时间可以让人们改变、遗忘,并习以为常。

他像往常一样戴上手套和口罩,取下基因枪管。他只剩最后一点火药和金箔了。他苦笑了一下。他已经徒劳无功地尝试了快十年了。过去,他只需要几步简单的操作,就能在无菌培养室里面用栀子花枝叶的芽尖培养出来完整的健康的植株。这些植株被装进恒温箱带走,植入花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就能拥有透明的花瓣,荧光的花蕊,或是长出带着金色叶脉的叶子。它们将富丽堂皇地摆在高级商场里,和上百年历史的奢侈品牌拥有同样的地位。

可是现在他坐在这个简陋的操作台前。他拥有的就是几个培养皿,几个试管和镊子,一个小型抽风机。他取出另一个培养皿,将一团组织移到样品台上。他深吸了一口气,绝望地按下了点火装置。

金粉裹着荧光基因轰击到那团细胞上。他盯着笨重的基因枪,他明白一切都结束了。他把培养皿放回冰箱,又把目光移向桌子上的栀子花。

这是他今年新种下的。他用的种子看上去就羸弱不堪,他从一开始没有指望它们能携带他打进去的基因。如今,这些刚刚绽放的栀子花散发出幽香,香气肆虐地进入他的鼻子,再落进他的肺。他盯着它们娇嫩的白色的花瓣,企图盯出来什么东西。

他的希望又一次在雪白的栀子花面前崩塌。他用悲哀又憎恨的眼神看了一会儿那盆栀子花,然后把它从工作台搬到了库房里,和其他准备出售的栀子花放到一起。他关上灯,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上床睡觉。

十年来,他一直在孤注一掷地努力着,再在下一年得到一盆花瓣洁白盛雪的栀子花。他不动声色把它混入普通的栀子花们,以二十五块钱一盆的价格卖掉。他有时候感到庆幸又讽刺,他整整一年的努力、期盼、臆测与等待,最终还能值这么二十五块钱。这绝对要好过高厦崩塌的那个夏天,他人生的前三十二年被付之一炬,变得一文不值。

​ 周日下午老金和小涵开着车带暄暄去陕西大剧院参加表演。暄暄看着很开心,她第一次要去这么高级的地方演出,而且是跟辽宁芭蕾舞团一起表演——虽然只是饰演一个捧花的小配角。那天老金坐在观众席后排,他没看俊俏的女主演,也没看干净利落的舞步,他从始至终都在看暄暄。但是他只看到暄暄转了几个五位转,做了几个大踢腿,除此之外都站在舞台偏侧,几乎快到他视野的盲区。小涵托着长焦镜头,努力地给她拍了好几张照片。

​ 晚上他们一起在外面吃饭。暄暄特别高兴,喋喋不休地讲了一堆东西,大抵就是和这些好看的哥哥姐姐们一起跳舞多么有趣。老金宠溺地看着她,虽然并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当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也能这么开心。暄暄神采奕奕,眉飞色舞,喋喋不休。

​ “我也想去芭蕾舞团。”暄暄突然说。“我也要像那些姐姐跳得一样好。”

​ 暄暄这话不是开玩笑的。她练舞比原来更刻苦了,耗腿的时候自己主动加砖,明明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也皱着眉头一声不吭。老金意识到暄暄身上真的有肯吃苦的狠劲,只可惜这种狠劲放在数学上只会把她逼疯。她现在在舞蹈培训学校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了。前一阵舞蹈班要更新教学资料,专门让她拍了一组基本功的演示视频,酬劳是直接免了半年的学费。

​ 终于在某天晚上,老金对小涵说:“要不让暄暄以后搞艺术吧?”

​ 小涵没吱声。

​ 老金也明白。小涵就是心疼女儿,毕竟人们都说艺考的路难走。暄暄压腿压到痛哭流涕,老金也见识过好几次了,但是他还是觉得,暄暄跳舞再疼再累,都比学数学直到精神崩溃要好。中国教育对数学的重视已经近乎扭曲,暄暄永远也迈不过这道鸿沟。

​ 老金接着说:“暄暄舞跳得这么好,也参加了这么多比赛,努力一下说不定能进音乐学院附中。”

​ 小涵想了一会儿,说道:“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早就想了。但是走特长还是走专业,我一直在纠结。专业的话,实在是太累了,而且你以为暄暄舞跳得真有多好?现在的小孩子一个个都了不得,上次春芽杯一等奖前几名的那几个小姑娘,还是比暄暄强多了。竞争压力还是大着呢。”

​ 老金说:“咱们又不求暄暄比别人厉害多少,能把这条路走下去就行了。”

​ 小涵接着说:“其实走特长也不是个坏事。暄暄现在有春芽杯一等奖了,铁一中应该是能进的。铁一中每年能考上三四个北京舞蹈学院呢。”

​ 老金有点郁闷。“别去铁一中。”他说,“特长生就是学校压榨的对象。有表演的时候让你一天跳五场,成绩不好要骂,查起谈恋爱还查得最严。”

​ 小涵笑了。过去老金常常跟她悄悄诋毁铁一中的某些行径,直到现在,他说起来这些事情还这么义愤填膺。她把手指放到老金的眉间揉了揉。“不许皱眉头。”她笑着说。

​ “就让她学跳舞吧。”老金一锤定音。

​ 暄暄在舞蹈上的付出在那次表演之后大幅增多,舞技也与此同时高速提升。小涵将西安音乐学院附中的招生简章反复阅读,又仔细研究了西安妈妈网——一个家长们分享育儿经验的网站——上面的学艺术经验交流帖,给暄暄报了一个舞蹈编导课。老金知道后对此十分震惊。“她才十一岁啊,就能编舞了?我以为她也就踢踢腿转转圈。”老金啧啧称奇。“就是给你播放一段一分钟的音乐,能跟着跳就行了。”小涵解释道。“但好像也挺难的。还得有乐感和舞感。”她又含糊不清地补充了一句。她找的舞蹈编导课就是一个西安音乐学院的年轻讲师开的,专门教参加艺考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们。

老金风雨无阻地承担着接送暄暄的任务。他开着高大的沃尔沃带着暄暄在西安城里面风驰电掣,带她去舞蹈课,带她去买舞蹈鞋和演出服装,带她去剧院看表演。每周日,他还要开着车,带小涵和暄暄一起去51楼吃饭——51楼代指城南的一个餐厅,位于全西安二环内最繁华的商圈的最高的建筑的顶层。他们三个在那里吃一顿饭至少要花1000块钱,但是与此对应的是开车去下面的商场逛一下午,给暄暄买她最喜欢的饮料,有时候还会一起看个电影。小涵最喜欢带着暄暄看时装和首饰。老金抱怨道:“天天看那些奢侈品干嘛?看了又从来不买。”每次他想给小涵和暄暄买贵一些的衣服,都会被小涵以“太贵”的理由严词拒绝。小涵振振有词:“钱来之不易,我们得节俭。”然后再补充道:“但是时尚审美还是要趁早培养。”

而老金已经失却了年轻的心态。母女俩逛街的时候他百无聊赖,他只对吃感兴趣,51楼的德国香肠和三文鱼都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这家餐厅里面往往是衣着华丽、举止优雅、谈吐矜持的情侣,只有暄暄每次都不顾仪表,兴高采烈地喝完蘑菇汤,再把碗底舔干净。

跳芭蕾舞对体型的要求极高,小涵已经在严格规划暄暄的饮食,每天要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还只能迟到八分饱;为了不让暄暄没吃饱的时候感到委屈,小涵也带着老金开始每天八分饱。老金一想到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都要八分饱活下去,瞬间感到苦不堪言。于是,他越来越频繁地带着小涵在深夜造访陈大爷的烤肉摊。

他依旧念念不忘着他的栀子花。十年了,他基本上已经不抱希望了。他的菌落依旧在呼吸,他也不想再处理它们;他的基因枪还躺在工作台上,现在去黑市卖掉说不定能卖到三十多万——这条信息还是他的大学舍友给他提供的。他和小涵几乎都不怎么联系过去的朋友了。过去他们还会相约在科学大厦附近吃夜宵,去颐和园里划船,一起聊刚刚参加过的会议、新申请的项目、正在写的论文,以及学术圈内各种各样的八卦。那时候大家都有着稳定的工作、体面的收入和美好的爱情。转基因崩塌之后,大家惊慌失措,作鸟兽散。那段慌乱的日子过去之后,他们昔日的朋友几乎全都杳无音讯。大家天各一方,不知去向,大多数从社交软件上彻底消失。那个舍友是鲜有的和他们保持联系的人。老金大一的三个舍友,也只有他还活在人世。他也换了职业过着正常的生活,苟苟且且近十年,但终究是没有甘于平凡。他抵抗生活的方式,是加入了一个非法的转基因组织。

两年前他们见了一面。“我太想念转基因了。”他的舍友醉醺醺地跟他说。“前几年过得太窝囊了。这事儿虽然是违法的,但是我最起码能活出点自己的价值。”但说实话老金觉得他这样活出价值更窝囊——他们的非法组织照样啥都不敢干,能做的就是搞点抗病毒的植物种子卖给工厂。他企图将老金也拉进他们的组织。

老金还是拒绝了。他早就不奢求自我价值了,或者说,他早就不觉得转基因带来什么价值。他只想安稳而平淡地生活,保护好他的小涵和暄暄。他的舍友长篇大论了一番,眼看打动不了老金,干脆选择了放弃。他又泛泛地讲起行情。

“手持基因枪在黑市已经三十万了。根本没人造这东西,大家都在用过去的垃圾设备。难用死了。”他愤愤不平地说。老金没吭声。他从始至终都在倾听他的舍友吐露心事,关于自己什么都没说。然而那一刻他突然有一种倾诉的欲望。毕竟在经历了另外两个舍友的死亡之后,他们曾经一度无话不谈。老金曾把他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他特别想说起自己的栀子花,自己的基因枪,自己年复一年的痴傻。他发现秘密果然不能埋藏得太久,关于成功的秘密是,关于失败的秘密亦是。但是他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现在他又站到工作台前面。他盯着自己黝黑的基因枪,盯着桌子旁边的花盆。他又想起来那个同学,想起来那个夜晚他的欲言又止。这又是一个春天,他种下的栀子花已经长出枝叶,不过多久就会开花。他想,如果这一次他依旧失败,就可以真正和过去告别了。

十五年前的北京,灿烂的阳光洒在科学大厦的玻璃窗上,这座大厦象征着时代的希望和未来。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工作者的形象,就像建国初期三大改造时粮票上的纺织女工一样美好、光荣、让人向往。老金和小涵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他们二十七岁完成学业参加工作,一年收入一百二十万,再加十五万的奖金,两人勤勤勉勉、省吃俭用,没车没房没贷款,一年至少可以攒下一百万。在北京工作六年后,他们就能办下来北京户口,付房子的首付,搬进新家,如果运气好摇上号就买一辆车,然后生一个孩子。未来如此广阔,在这之前,他们要做的就是努力与等待。

所有人都觉得生物学会永远繁荣下去。这个世界已经离不开转基因了,并且它也已经发展得足够成熟和完备。早在2000年的边界问题大讨论上,联合国就已经为转基因技术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约束,给出了严格周密的边界标准。所有生物学专业都会开设对边界标准的学习与讨论课程,让这套体系深入人心。边界标准的限制,是生物学永远不可碰触的底线,一旦跨越便是深渊无穷。边界问题会议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在会议上回顾这一年来生物学领域的突破性成果与发展方向,对边界标准进行修订。

但是搞转基因的人都知道,边界标准只是对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约束,它根本管不到隐姓埋名、闷声发大财的私人实验室——老金知道至少四个私人实验室,可以帮助夫妻对受精卵的基因进行修改。这件事情成功率很低,而且违反了边界标准的九条内容,但仍有许多半知情人士趋之若鹜。还有大量的研究机构在做实验时肆意折磨和滥杀动物,然后在实验报告中谎报实验体使用数量。然而这些黑暗与生物技术带来的光明相比太微不足道。黑暗必然存在,这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是如此。前沿的技术高速发展,地下的交易暗潮涌动,该宣扬的宣扬,该隐晦的隐晦,大家都能在这个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属,一起乘着这艘大船驶向更美好的未来。

就在老金和小涵工作第五年时,这样的暗流突然涌到了亮处,或者说,就像被高压水枪射到了公众的眼前。中国南方某所高校的一位年轻学者突然发表了转基因婴儿的实验成果,据他所说,刚刚出生的这对婴儿拥有人工植入的艾滋病抗性基因,永远不会患上艾滋病。人们一片哗然,生物行业内部虽已对秘密的人类克隆和基因篡改见怪不怪,但依旧对将这样的事情公开发表十分震惊。

“抗艾滋病婴儿”的新闻霎时间铺天盖地席卷整个世界,媒体争相报道,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学者和这所高校,从籍籍无名,变成了全世界的目光焦点。

老金当时就觉得,那位学者在这项研究工作的展示上过于高调。他大肆接受采访,侃侃而谈自己的实验历程,炫耀自己前无古人的成功,却闭口不谈关于“边界标准”的任何问题。同行对此嗤之以鼻,外行对此惊慌失措,以为全人类的命运都要就此改写。老金觉得要是他不这么张扬,这件事情就也不会引起什么太多的骚动——毕竟,这样的事情已经太多。按照常理,最多就是引起不到一周的争论、指责与惊恐,一周之后太阳照常升起,人们继续工作,这事会很快被大家抛到脑后。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所引发的一系列事情。时至今日,这样戏剧性的崩塌都让老金觉得是那位学者——或是他身后更复杂更黑暗的组织——蓄意而为。在这项成果公开后仅三天,就有人透漏,这个抗艾滋病的婴儿实则有着严重的基因缺陷,根本没人知道他能活几天。两天后孕育婴儿的母亲发声,控诉这位学者的实验过程毫无人性,她被强制取卵,强行受孕,生下孩子又从她身边抢走,带进实验室。她承认了一笔巨额的补偿金,但她依旧感觉收到了压迫和羞辱。这笔巨额赔偿金又扯出来了那所大学基因组所的骗取科研经费行为,刹那间,前一秒还自以为坐上神坛的年轻学者,立刻变成了千夫所指,变成了法律与道德共同谴责的对象。

事发不到一周,网络上已经充斥着对这位学者的辱骂与人身攻击。他沉默了几天,人们纷纷要求他现身说法,承认自己的卑劣行为。这样的攻击很快上升到对他所在的高校,又很快上升到对整个科研界。其他的研究机构眼看事态恶化,立刻站出来自我澄清,并声明断绝和该高校基因组所的一切合作。

那时候大家都忙着划清界限,连老金和小涵工作的公司都急急忙忙发了一份声明,表示了自己“不知情,不参与,坚决反对”的态度,虽然他们连那个高校的一篇论文都没看过。就这样,三天内,这所高校的基因组所收到了两千余个科研机构的谴责信,四千余个科研机构发表了撇清关系的声明。这位学者以及其所在的组织迅速被全世界孤立,大家统一战线,自证清白。

因为过去的许多事情——过去的战争,过去的暴动,过去的政权争夺,过去的欺骗蒙蔽——那时人们都明白,不谴责即等价于拥护,不抵制即等价于认可。当某人成为众矢之的时,大家根本无需过多的思考与判断,只需要立刻与之划清界限,就可证明自己的良知、果决与政治正确。这是明哲保身的最佳手段。这些道理在这件事情上也是成立的,人们纷纷表态,阵营分化完毕,联合国不紧不慢地发表长篇大论,先是列举“边界标准”中各个条目,然后对该学者所违反的内容进行计数与总结,再搬弄一些华丽辞藻来对该学者进行批判:“阁下目中无人,一意孤行,殊不知此行此举,有违至高无上伟大光荣科学界多年共识与信仰。”接下来是对其所在组织——珠江科技大学——的谴责与劝导。“贵校应认真思考、谨言慎行,就此事予翘首期盼光明与发展的地球同胞以合理开辞。同时,亦恳请贵校重新决判该思维怪异、行为端倪之人与兢兢业业、勤勉刻苦之同胞携手耕垦科学沃壤之资格。”这封信的中文译文老金愣是没看懂,他尝试像八岁学语文那样先断句,再划分句子结构,但还是失败了。

联合国的这封信引起了大家的幸灾乐祸与暗地嗤笑,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闲谈。就在人们的嘲笑与讽刺声中,这位学者终于给了联合国一封回信。

在许多年后,无数个深夜,老金被噩梦惊醒时,梦中留下的最后一个场景,依旧是那封信被公开当天科学大厦上方炫目的阳光。那一天是夏至,一年中太阳离北京最近的一天。老金一个人在实验室呆了整个上午,终于制作好一盘新的工程菌,他脱下白大褂,摘下手套,吊儿郎当地从实验室走了出来,看见小涵放在他办公桌上的外卖,心里一暖。他打开饭盒狼吞虎咽起来,这才发现同事们都不在工位上。他感到奇怪,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发现里面已经堆积了上千条消息。他打开任何一个群聊,里面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慨叹、争论与辱骂。他又点开了小涵的对话框,里面只有一句话,“完了。”
他瞥见电脑上有几十个文件传输请求,来自各个群聊,文件标题都是一样的,”A response and some facts for the United Nations”。他随便点了一个下载,把它打开。

这是来自那位学者的信。信只有短短不到一千字,但是有长达100页的附件,附件里面是所有违反过“边界标准”三条以上而未被通报的人名、所属组织以及证据。老金心跳狂烈,按下CTRL+F键,搜索自己的名字。

有一个查询结果。

他翻到那一页。他的罪状被赤裸裸地呈列。他以为这个秘密可以一直被掩盖下去,他心惊胆战地颤抖着手打开了证据链接。他看到自己从一具尸体的大肠内壁刮取组织的视频。视频里的他戴着护目镜、厚厚的口罩和手套,但他还是一眼认出了自己。在他的罪状后面,他看到related persons(相关人员)区域写着他博士导师的名字。

他感到一阵恶心与发晕。他冲到垃圾桶前开始呕吐,把刚刚咽下去的米饭和土豆牛肉都吐了出来。他感到被监视和触手可及的恐惧。他不自主地开始发抖。

那具尸体来自他的一个女同学。她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服药自杀,尸检剖开胸膛,检查肠胃,确认了死因,遗体送去火化前放置在了学校生命科学楼的冷藏室。自杀在他们的学校过于常见。

老金记得第一次直面身边的死亡是大一的冬天。凌晨四点,他的一个舍友在通宵学习之后,悄无声息地从宿舍的窗子跳下。一个小时后,他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寒风从大开的窗子外面刺向他,让他一阵战栗。他迷迷糊糊地裹着被子去开门,外面是打着手电筒的警察,他在黑暗中看到他们火一样炯炯发光的眼睛,看到他们在他眼前晃手机屏幕,上面是他舍友闭着眼睛、穿着睡衣躺在红瓷砖地上的照片。他还不太清醒,只是听见警察们反复询问他是否认得这个人。他点了点头,张口报出他舍友的名字。他突然好像明白了刚才的冷风意味着什么。他又瞥了一眼警察手机上的照片。他感到莫大的恐惧向他袭来。他又张开嘴,想要问些什么。但是他没来得及说出话,就晕了过去。

后来他配合调查,处理后事,学院把事情锁得密不透风。除了生物系同一年级的学生,没人知道这件事情,也没人在乎一个同学的出现与消失。

这件事情让他做了很久的噩梦,让他在无数个夜晚失眠,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他一个人难过,一个人恐慌。但是这一切他都不敢跟别人提起。他试着在宿舍说起这件事,引来的只是无边无际的沉默和几声叹息。

在那之后,他在北大的九年,一共听说了十四起自杀事件,其中有六个是他认识的人。面对死亡,他逐渐变得冷静、坦然,他不会再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想象着他们自杀之前内心的波澜。他只是感到一阵悲哀与可惜,然后继续着自己的生活。然而当他被导师要求去那个女同学体内取菌落时,他还是有着强烈的抗拒。

但他还是照做了。坦白说,他也知道这些菌落对自己的实验多么重要。他安慰自己,这样的行为不是他自愿为之,而是受人指使。他蹑手蹑脚钻进冷藏室,把这具遗体想象成操作台上的一只动物,譬如说一条已经死去的狗或者被剥了皮的青蛙。他重复着深呼吸,取了他需要的东西,逃出了冷藏室。他回到实验室,把取来的组织移入了培养皿,放进冰箱,瘫倒在座椅上。

他一直以为,这件事情除了他和他的博士导师,没人知道。甚至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自己也都快要将它遗忘。而多年后,当他从俯视角度,看见自己在尸体上挥舞针管和镊子,过去的场景猛烈地冲击着他的双眼,逼迫他清晰地回忆起快要被遗忘的事情。他的眼前浮现出大一的舍友死去的脸庞,以及他的头颅下方鲜红的地砖。这张脸庞和视频中任他宰割的女同学面无表情的脸庞交织在一起,撞击着他的大脑。他跌跌撞撞地冲出办公室的门。走廊里的阳光刺痛他的眼睛,狠狠地鞭笞他的全身。他被这样强烈的阳光撞了个趔趄,跪倒在地面上。

那天碎片般的阳光构成了他余生的噩梦。

这份附件成了整个科研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他在里面找到了太多认识的人的名字。他才发现自己的罪状与他们比起来这么不值一提。连小涵都比他多了一项。他的博士导师一个人占了半页,相关人员涉及十几个;前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被曝实施过残酷的人体实验,证据视频他看了半分钟就看不下去了。里面还揭露了所有做过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室的名单,以及完整的操作视频。

没人再笑得出来了。聪明的人立刻公开发表诚恳的道歉信,一半篇幅自我指责,一半篇幅未来展望。人们纷纷照办,用最污秽的语言批评自己,用最浮夸的语言渲染生物学的未来,似乎这样就可以让自己赖以谋生的学问永葆青春。

在全社会的一片辱骂声中,生物界的人才们进行了一大场滑稽的表演。这所有表演的核心目的,都是守住自己手里的饭碗。最终,这场表演以联合国的一个决定谢幕:

从此以后禁止所有的转基因研究、实验与生产,过去一切既往不咎。

科学界一片哗然。没有一个人敢相信这项决定的真实性。这是亲手将全世界生物界上百年来的心血付之一炬,将人们所发表的未来展望变成挽歌。这等价于百万人的失业,等价于一个学科的崩塌,等价于一颗星星的陨落,等价于一场全世界的自杀。

然而与此同时,看到了链接里惨绝人寰的视频的群众们早已吓得屁滚尿流,联合国的决定一出,人们立刻高声拥护,仿佛只要转基因还存在一天,他们就会变成视频里四肢扭曲的、畸形的可怕的转基因人。

有人开始试图扭转这个局面。学生们上街游行,发表演讲,在大地上升起生物学旗——浅绿色的旗面,一圈水分子包裹着一颗胚胎。科学家们自发开办会议,探讨解决对策;西方国家的学者联名要求退出联合国。人们为自己的权益与这个伟大学科的未来高歌猛进,早就忘记了中国南方那个年轻的学者。

那位学者自杀的同一时刻,太阳直射到欧洲南部的某个小岛,二十名刚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学生举着火把迎着朝阳走向联合国的大门,中国北方的夜空涌出月光。老金和小涵躺在廉租房的弹簧床上。他们就仿佛预见死亡的昆虫一样,在黑暗的角落里用尽全力相拥、接吻、缠绵。他们呼吸着炽热的空气,幻听到科学大厦的高楼从顶到底撕裂、炸毁、崩塌。他们把年轻的激情、渴望与梦想都抛掷在了这个黑夜里。

老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谬的事情之一。这就像一场戏剧,剧本蹩脚而可笑。他不知道第二天醒来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觉得自己也不必知道。即使名单上出现的所有人被判决死刑,他也不再感到震惊。他不想振臂高呼,不想举起炬火冲进人群,不想改变任何事情。他什么都不是。

他搂住蜷缩在他怀里的小涵。“如果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夜,你现在会干什么?”他轻轻地问小涵。

“这不是。我们还会活着,会活很久,活得很快乐,很幸福。”小涵回答。

他们的确还要活着。那段时间他和小涵依旧每天去公司上班,完成自己的任务,满怀焦灼地等待着联合国改变决议——或是中国政府下发其他对策。科学大厦内的人躁动不安又故作镇静,渴盼着自己的命运被世界温柔相待;外面已经一片混乱。擅闯联合国大楼的学生已经被拘留,游行被镇压,联合国将同样的决定一字不差地发表了三遍。

终于,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决定举办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只有两个字,生存。

大家都很清楚这场会议意味着什么。如今中国与美国分庭抗礼,中国想要得到支持,必须第一时间坚决执行联合国的决议。老金已经预想到了这一切的结果。

他带着小涵又去了一次北大。他们拿着校友卡,穿过了拥堵在校门口的游客,走进了曾经属于过他们的校园。他想起来十年前,同样是这样炎热的夏天,他站在大礼堂里,参加学士学位授予仪式。他作为毕业生代表发完言,院长走到他面前,为他拨穗,握了握他的手,说道:“要做贡献啊!”那一刻他热泪盈眶。他记下了这句话,并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忠实地履行着。

十年来,他给这个世界做了很多的贡献。他创造了崭新的技术,改变了陈旧的观念,但如今它们被这个世界悉数摧毁。

他们经过理科教学楼,穿过生命科学楼,穿过食堂、宿舍楼群与宽阔的草地,走到了未名湖边。夕阳洒在湖面上,仿佛触手可及。

小涵问道:“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问我,如果有一天转基因技术崩塌了,我们该做什么?”

他望着猩红色的夕阳,泪水从眼睛里涌了出来。他终于听到了“崩塌”这个词。他知道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他用力地盯着将要坠下的夕阳,拼命想要记住它的模样。

“你说,你要和我在一起卖花。”他说完这句话,泪水再也止不住,但又笑了出来。他没想到那时他随口问的玩笑话一语成谶。他突然明白了,这也许早就预示着他们的归宿。

“我们回西安吧。我们可以忘掉这一切,重新开始生活。”他对小涵说。

他们回到家里开始收拾东西。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什么要带走的——五年来,他们节俭得什么钱都不敢花。老金突然感到有些释然。他再也不用考虑北京户口,也不用被十几万一平米的房子牵绊。他们收拾存折,整理学位证书,找到结婚证,照片上是两个人二十七岁时明媚的笑容。

第二天他去公司就交了辞职信。年轻的老板也已预测到未来的形势,什么话都没有多说。他拥抱了一下老金。“前程似锦。”他笑着对老金说。老金知道他还要和董事会一起讨论公司的未来,宣布破产还是转型。这些都和他以及小涵没有关系了。他在这里与同事们克服过很多困难,也做出过很多成就,接下来的路,他以及不在乎他们怎么走了。

那天下午三点整,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率先发出了和联合国一模一样的决定。

老金和小涵提着要销毁的文件站在走廊里。老金想起《搏击俱乐部》的结尾,男女主角一起站在窗前上看着大楼爆炸。他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无形的大厦在他们眼前崩塌、炸裂、变成亿万个碎片,坠入历史的洪流。

他们看似从容不迫地办理着离职手续。而实际上,老金每天除了处理北京的事情,还在联络西安。他寻找合适的住宅和商铺,查找个体经营所需的手续和文件,开始在网上申报。他在西安车管所办理车牌号申请手续,与此同时挑选他要买的车。他每天都在打电话、讨价还价和预约日期。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也在手忙脚乱地运行着。三天内,科学大厦内有五家公司宣布破产或被收购,房租价格猛涨,无数人失业,甚至流离失所。每天晚上老金和小涵回家的时候,都能在海淀桥上看见痛哭的年轻人。有的人手里还捏着一沓厚厚的求职信和废纸般的论文。

他们昔日的朋友也都在转基因崩塌后的废墟下挣扎着。老金的本科舍友刚刚开始创业,负债累累,他有一天突然和老金谈起死亡,轻描淡写,漫不经心,就像过去谈起选课和社团。老金当时就感到有些惶恐,但老金自己的生活已经兵荒马乱,无暇顾及另一个兵荒马乱的人。第二天即传来他在海淀桥自杀的死讯。那段时间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人们自己的生活都是混乱不堪,活着已是万幸,连悲伤都来不及。许多人自杀,剩下的人战战兢兢地活着,一部分人转到生物学的其他方向,在别人的排斥与议论中继续工作、科研;大多数人换了职业,甚至换了身份——因为他们的名字在曝光附件上过于显眼。有人去中学当老师,有人去给科普杂志写稿子,有人去考公务员;有人迅速结婚,共同承担命运坠落的重量;有人结束爱情,孤身一人去游走世界。

离开科学大厦时老金又去自己的办公室看了一眼。所有工位上都杂乱无章堆满了东西,空试剂瓶散落在地上,文件夹扔得到处都是。他犹豫了一下,偷偷带走了一把最轻的手持基因枪和一个装着培养皿的冰袋。

他们坐着高铁回到了西安。老金用了三天安排好了所有事情:住进新家,二环路里的前店后宅二手房,从一对老夫妻那里买来的,花了不到一百五十万。安顿好之后,他们一起去东三环的4S店把车开了回来。黑色的沃尔沃XC90,高大宽敞。他搬进新家后第一件事是把装着培养皿的冰袋放进了冰箱。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老金忙着对新家进行局部的重新装修。他首先改造门头,花店起名“幸福花坊”——俗不可耐的名字,却寄托着老金和小涵对于后半生的全部渴望。把原来的储藏室改成了库房,在原来的小隔间里面加了一个工作台,又在工作台上加了一个抽风机。老金在布置这一切时并没想到,自己接下来的十几年,会在这里度过数不清的盲目而荒诞的夜晚。他设计与布置店面。老夫妻之前在这里经营粮油店,店铺里的设施过于陈旧老套,老金凭借蹩脚的室内设计知识将它焕然一新。花店的墙贴上了浅金色的墙纸,墙上挂了赝品油画;收银台后面的塑料椅子换成了藤条椅子,崭新的货架取代了原来的集装箱,橱窗被精心设计,焕然一新。这段时间内,小涵自学插花知识,在网上两倍速浏览教学视频。小涵在网上买了大量的花盆、丝带和彩色塑料纸,各种各样的小剪刀和小铲子;老金第一次凌晨四点半开着新车,驶出南三环,到了秦岭山下的花卉批发市场,对着上百种花草绿植一头雾水。他虚心地请教了市场里的各位老板,先在后箱放了一大箱营养土,然后用数不清的鲜花将整辆车塞满,非常自豪地将车开回后院。他把货物移到仓库,小涵把一大把一大把的鲜花分好类,陈列在店铺里。她忙活了一整天,终于在天黑之前把店面布置成了精致、优雅的花店的样子。

第二天清晨,幸福花坊正式开张,小涵无意中用了验孕试纸,发现自己有了怀孕迹象。他们草草营业了半天,下午悸动不安地前往西京医院。产检确认怀孕,老金欣喜若狂,一下午都笑得合不拢嘴。他们回到家里,在幸福花店的门匾、开业大吉的横幅下面拥吻。

那一天老金感到自己仿佛获得了新生。他再一次相信他们的生活会一片光明。在一切的崩塌之后,他们一直在近乎麻木地与命运抗争,想方设法继续活下去,这一天他们终于停下来得以喘息,而也就是这一刻,他们得到了命运所能给予的最大的馈赠。

在自己卖花之前,老金从来不知道这份行业利润如此之高。平时的生意不温不火,到了各种节日几乎日进斗金。老金也不觉得这有多辛苦,他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小涵心灵手巧,蕙心兰质,花店被他们二人打理得井井有条。八个月后,小涵顺利生下暄暄。

在西安的前三年,他们过得无忧无虑、幸福安乐。这是他们生命中第一次褪下所有光环,不再活在众目睽睽之中,不再步步谨慎,生怕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就被人嘲讽为“书呆子”、“低情商”、“高人一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条充满了烟火气的街道上,没人在乎他们的过去,没人投来充满怀疑与不屑的目光,没人对他们阴阳怪气。他们就是一对年轻的夫妻,经营着自己平淡温和的生活。他们的头顶是蓝天白云,背后是鲜花盛开,脚下是浅灰色的台阶,台阶的缝隙里长满生机勃勃的草叶。

暄暄两岁被确诊精神疾病后,曾经的平淡刹那间烟消云散。他们的生活开销大幅上升,半个月一次的检查让他们提心吊胆。某个夜晚,老金被噩梦惊醒,他从床上爬起来,在黑暗中大口大口喘着气。他起来点上一支烟,游荡到厨房,想从冰箱里找出来一瓶酒。他翻箱倒柜,突然看见了他三年前放进去的冰袋。他打开冰袋,从里面拿出几盒已经被自己遗忘的培养皿。他一盒盒看过去,几乎所有培养皿的菌落都已经彻底死亡。他正准备将它们扔掉的时候,突然惊异地发现,最下面一盒培养皿里还有一小块菌落发出幽暗的光。

他仔细端详那盒培养皿,他辨别出上面的标签,是他五年前配的导入荧光基因的菌落。里面发出幽光的菌落还有生命迹象。他感到不可置信、震惊与恐惧,他不知道为什么这盒菌落可以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不受污染地活这么多年。

他站在厨房里,手里捧着培养皿,就像捧着一小团光。他突然想到两年没踏足过的小工作室。他摸黑进入仓库,拉开隐秘的小门,走了进去。他一眼就看到自己当时放在工作台上的手持基因枪。它一片黝黑,静静地躺在桌子上。

就是从那一刻,老金开始了自己长达十年疯狂而卑微的尝试、失望,再渴盼,再失望。他不断地尝试将混入荧光标记基因的细胞混着金粒打入植物细胞,不断在春天种下栀子花种子,渴盼着夏天它浅白色的花瓣变成透明,在夜晚发出幽暗的光。他买来了能买到的所有设备,但是他什么先进仪器也没有。他连无菌操作台和电子显微镜都没有,他只能在高倍显微镜的目镜上方眨动酸痛的眼睛,把抽风机开到最大,戴着绿色的手套,在狭小的工作台上操作。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是全世界最愚昧、最疯癫、最痴傻的人也不会做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做了,并把它当成自己生命中最高最远的理想。

初夏,暄暄要准备参加西安音乐学院附中的舞蹈考试,小涵忙着到处打探消息、报名登记,并且执着地要将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一字不差地汇报给老金,要求老金帮她分析局势,运筹帷幄。老金承担了花店的几乎所有工作。与此同时,他每天都念想着他的栀子花。

那时花店门口的台阶上堆满了花瓣雪白的栀子花,依旧是二十五块钱一盆。初夏,栀子花是最受欢迎的盆栽,它洁白,明丽,温柔,芳香,即使它大都适应不了北方干燥的空气与强烈的日照,也受不了北方的寒潮与长夜,往往绽放过一个漫长的夏季就无疾而终。老金还记得十几年前荧光栀子花第一次在市场上推出时的火爆程度。两千块钱一盆,官方声明只能活一个夏天,人们还是疯狂地一抢而空。人类素来都是近乎疯狂地爱着这样美丽又短暂的事物。生命的短暂,往往意味着在记忆中的永恒与不朽。在一个夏天拥有一盆栀子花,就像在高高的山岭上看到流星,在无尽的大海上眺望夕阳,在空旷的广场上聆听钟鸣,在飘着大雪的寒冬遇见爱情。老金和小涵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从实验室折了三朵他自己培育的荧光栀子花,用细线串了起来。他们在傍晚见面时,他亲手把这串栀子花别到了小涵的衣领上。夜里他们并肩走在北四环的车流旁边,小涵笑得无拘无束,她领子上的栀子花散发出浅金色的光芒,照亮了她尖尖的下巴。他们在一起玩了一晚上,老金把小涵送回宿舍,他看到那串栀子花已经脱水枯萎。他把它取了下来。小涵笑着想要抢回去:“不要拿走嘛。”老金认真地说:“你看这花瓣都蔫了。以后出来玩我给你做新的。”他小心翼翼地在小涵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小涵没有躲避,但他看到她的脸颊火烧一样红了起来。他笑了,有点小小的得意。他跟她道晚安,目送她上楼,回到自己的宿舍时,顺手就把那串栀子花扔进了漆黑的夜色中。

​ 老金站在花店仓库门口,回忆了一遍过去的事情。他脑海中又浮现出小涵灿烂的笑靥,在北京的夜空下,她的眼睛就仿佛被星星照亮了一般。

​ 他深吸了一口气,打开门,走了进去。他摸到工作室的门把手,一把将它拉开。他望向狭小的工作室里的黑暗。

​ 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屋内的光线。黑暗在他面前有了轮廓,他逐渐看清了椅子和工作台的边缘,看清了头顶吊灯的形状。他看向工作台桌面。上面摆着他的一盆栀子花,花盆上方悬浮着星星点点的浅金色的幽光。光线脆弱而细微,浅得快要和黑暗融为一体,人眼难以捕捉,但还是让老金一屁股坐到地上,眼泪涌了出来。

这是他一生中最宏大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

​ 他发了很久的呆。他的脑海中涌进很多东西,各种错综混乱的场景与图像。最后,他的思绪诡异地停留在他在实验室将植物组织培养出来的植株移栽到花盆里的场面。他放弃了思考。他从地上站起来,关上了门,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回到卧室,躺回了床上。

​ 从此以后老金每天都要去看一眼自己藏起来的栀子花。它白色的花苞逐渐长大,花瓣的颜色逐渐变浅,变得半透明;夜里,他独自欣赏它发出光芒,浅金色的光柔和而温暖,安抚着他的心。

​ 这个秘密他藏匿了十天。十天之后是小涵的生日。他们三个人简单地庆祝了一下,中午在五十一楼挥霍了一顿,在商场逛了一个多小时,给小涵买了一条浅紫色的连衣裙,下午还要带暄暄去上舞蹈编导课。晚上,暄暄上床之后,老金拉着小涵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聊天。

​ “生日快乐。”他又真诚地说了一遍,“你一直这么美。”他说的是真心话。小涵已经四十五岁了。再贵的护肤品都阻挡不了皱纹爬上她的眼角和曾经光洁饱满的额头。他端来一盘蛋挞,“趁着暄暄不在,赶紧吃。”他把蛋挞塞到小涵手里。小涵笑得还是像个孩子一样。“你今天下午偷偷做的?”她好奇地问。老金故作神秘地点了点头。

​ 他看着小涵明亮的眼睛。他知道是时候了,他趁小涵吃蛋挞的时候来到了仓库,冲进工作室,把栀子花搬了出来。他捧着沉重的花盆,生怕对它有一丝一毫的损伤。

​ 他把花盆放在了小涵面前,轻轻地吻了她一下。“送给你。”他小声说。

​ 小涵显然愣住了。她盯着那些细碎的金色光芒,眼神从困惑到震惊。她轻轻地抚摸半透明的花瓣,又立刻缩了回来,就像触碰到滚烫的烈火。她似乎有无数个问题想问,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问。她看了很久这盆花,终于问道:“你怎么……做到的?”

​ 老金不想解释太多。他搂住小涵。“我试了十年了,今年第一次成功。”他说得云淡风轻。“我知道你一定会喜欢。”

​ “十年?”小涵难以置信。他点了点头。小涵望着他,眼泪逐渐流了出来。他把小涵的头揽到自己怀中。他看着眼前的街道狭长,满地花叶,月光流泻,黑夜广阔无边。他知道他应该说些什么。

“是的,十年。**我从来没有这样疯狂、炽烈、无助又盲目地做过一件事情,就像我从来没有像爱你这样疯狂、炽烈、无助又盲目地爱过一个人。**”

​ 他抚摸着小涵柔软的头发。如果他可以选择生命中最后的夜晚,他愿意选择这一夜。这一夜让他联想到高中时代偷偷递出的情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隐秘的文学组织、世界战争时期密谋行动的地下党派,让他联想到这世界上所有的危险、美丽又诱人的事情。但这不是最后的夜。他想起来小涵十三年前说过的话。他们还会活很久,活得很快乐,很幸福。

十一

​ 小涵把这盆花放到了她和老金的卧室里。她悉心照料它,纵然她和老金都知道栀子花的短命,她还是尽她所能让它更长时间绽放。

白昼逐渐变成,气温渐渐升高,其他的孩子们参加各个中学的选拔考试时,暄暄要参加的音乐学院附中校考也一天天逼近。依据小涵所知道的信息,暄暄通过前两轮考试没什么问题,但是最后有一轮笔试,考的就是小学文化课知识。小涵特别害怕暄暄在数学上的缺陷暴露出来。老金安慰她:“音乐学院附中要的是跳舞的,又不是科学家,文化课成绩估计只是个参考。”然而小涵依旧担心。“那如果他们以文化课成绩为借口拒绝了暄暄,咱们又能怎么办呢?”暄暄在数学考试上的发挥特别不稳定。她心态好的时候,可以不紧不慢地做出来一张卷子里所有五年级以下内容的计算题,心态不好的时候,连两位数加法竖式都列不对。

老金继续安慰小涵:“先过了舞蹈考试再说,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初试设在五月初。他们一整天都陪着暄暄候考,并且仔细观察了许多孩子的考场表现。的确如小涵所说,优秀的孩子太多了,暄暄就属于也很优秀、但是给人留不下什么印象的孩子。她规规矩矩地跳完了必考内容,也按照课上所教的进行了即兴演出,所有动作都干净利落、优美大方,但也没什么特点。两周后他们收到了专业复试通知。

复试已经到了五月底。老金把暄暄送进考场,坐在学校专门安排的家长等候区百无聊赖地等。他玩了一会儿手机,觉得没意思,开始观察四周。

他突然看见角落里坐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他觉得那个人很是眼熟,但是对方低着头,让他看不清楚面孔。老金仔细地盯了他一会儿。他确信这就是他熟悉的某个人。

老金穿过几排椅子走上前。他走到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机、嘴里发出傻笑的男人面前。“余浩?”他试探性地叫道。

椅子上的男人吓了一跳,立刻关闭手机屏幕,抬头看向老金。他还有点困惑。他仔细地看着老金的脸,紧缩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惊喜的笑容挂了上来。

“金社长!您好您好!”男人嬉皮笑脸地说道,语气中带着调侃。老金也笑了。余浩是他高中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在中学的科学社认识,老金喜欢生物学,余浩沉迷计算机——他自嘲为沉迷打游戏,两个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社长选举时,由于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精通生物学的老金就成了社长。从那以后,余浩常常尊称他为“金社长”,一直到高三。老金中了状元,去了北京;余浩留在西安,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在那之后二人联系逐渐变少,老金也已许多年没有听闻他的消息。

老金大概问了问余浩的情况。余浩出国读了博士,回到西安交大任职,现在已经混到了信息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他三言两语讲完这些,直截了当地说道:“我记得你去北大学生物了,当年联合国废除转基因的事情有没有影响到你?”

老金感到很尴尬,一时半会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依据事实说道:“有点影响,我在北京的工作保不住了,就跟我妻子回了西安。”

“那你现在做什么呢?”余浩好奇地问。

老金有点犹豫。他特别害怕自己如今的身份和职业遭到嘲笑,更怕遭到同情。他说道:“开了家花店。”他说出这句话时,声音压低了许多。他感到有些惭愧。都到了今天,他还放不下自己昔日的荣光,还认为卖花是不光彩的一件事。

但是余浩听了很是赞赏。“卖花好!”他高兴地说。“我不懂行,但我觉得,想把花卖好,一定得懂生物学。你当年就最喜欢搞这个。”

老金听他的语气很真诚。他不知道该接着说什么。索性这时候余浩转移了话题。“你怎么在这儿?”

老金对这种问题很乐意回答。“我女儿考音乐学院附中。”他略略地讲了一下暄暄的状况。

余浩笑了。“主考官是我老婆。”他说道。“我在等她下班。”他看了看老金欲言又止的样子,又真诚地说:“但是最终决定权不在考官这儿。他们只负责打分。”他四处看了看,压低了声音,“你对你女儿的情况有什么顾虑吗?”

老金回答:“她专业很不错,但是文化课不太好。”

余浩又调侃道:“艺术学校的文化课考试多简单的,又不是考奥数,你智商这么高,还担心你女儿?”

老金又觉得有些尴尬。他大概地讲了一下暄暄在数学上的状况。

余浩听完表情严肃了起来。“这个情况吧,虽说数学不怎么影响跳舞,但如果人家拿这个筛掉了你女儿,咱也没办法。”老金点了点头。“这样子吧。”余浩想了想。“我回去问问我老婆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他掏出手机。“你原来的微信还用吗?”

“早就不用了。”老金回答。他的“早”,指的就是他们离开北京的那个夏天。他也拿出手机,给余浩展示了自己的新二维码名片。

余浩加了他。“我今天晚上问一下情况再联系你。”他又露出抚慰人心的笑容。“你也不用担心,你女儿专业强,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这时候小涵出现了,环顾四周之后向老金挥着手。“那是你老婆?”余浩问。老金点了点头。“我得走了,咱们改天再联系?”老金一边说,一边往教室外面走。余浩笑着跟他道别。

暄暄已经参加完考试。他们开车回家,小涵在房间里写作业的时候,老金将余浩所说的事情都告诉了小涵。

“你怎么什么人都认识?”小涵惊异地问道。

老金神秘地一笑。

晚饭之后余浩发来了消息。“我老婆说文化课要求不高的。但是如果你们情况特殊的话,可以试着跟校长联系一下。”他发来了一个联系方式。

老金有点惴惴不安。他不敢再发什么消息过去,索性直接打了电话。

“我们怎么联系校长合适?邀请她吃顿饭可以吗?”他不怎么清楚艺术学校的沟通流程。

“可以啊,如果能把她约出来。”余浩说。

“要带多少东西?”老金问得比较隐晦。

“啊?”余浩有些惊异。“你们孩子本身就很优秀了,不需要送什么东西,只是去聊聊天说明一下情况而已。而且听说张校长轻易不收礼的。找她的人特别多,但她钱是肯定不收,贵重的礼物也从来不收。而且普遍情况下是公正无私的。除非是关系非常好,或者……送的礼物特别和她心意,让她喜欢到拒绝不了。我听我老婆说送给她的所有礼物里面,她只收过一枚闲章。”

老金听完觉得很苦恼。他和小涵都觉得,为表诚意,还是应该带点东西。但是他们又想不出来能送什么。思来想去,老金最终从国内专柜订了一瓶香水。帕尔马之水的歌剧系列,一共四瓶,灵感取自四部经典的歌剧作品。反正这套香水小涵也喜欢了很久,如果送不出去,也可以留下自己用。他靠着余浩的联系方式给校长打了一个电话,恳切地说明来意,希望能和她一起吃一顿饭。

对方问清楚了老金的背景和暄暄的情况,很爽快地同意了。小涵和老金立刻在51楼订了一间包间。他们没想到能这么顺利地约到校长——顺利地有些不可思议。他们惴惴不安地过了两天,等到约定的日子,带着打扮得乖巧伶俐的暄暄,提前半个小时到了饭馆。

附中校长提前五分钟到了餐馆。她穿了一件墨绿色的长裙,头发盘在脑后,露出光洁、修长的脖子和锁骨。“看上去就是个搞艺术的。”老金心里想。她很优雅地进到包间,带着成熟老练又十分迷人的微笑。

老金和小涵一起站起来迎接她。她落座后主动拿出来一罐茶叶,“我父母家的茶园里自己种的茶,品质很高,咱们一起喝一下。”她的声音低沉而柔和,非常好听。老金和小涵赶紧道谢。

他们开始吃饭。老金和小涵已经太多年缺乏饭局经验,总觉得控制不住这个四人的局面。似乎一直都是校长在提起话题,饶有兴致地聊天,津津有味地倾听他们说话。他们在她面前十分坦诚。他们诉说了关于暄暄的一切:暄暄的降生,暄暄的病,暄暄的努力与抗争。他们也坦白了对暄暄文化课的顾虑。暄暄也会在合适的时机插几句话,主要都在讲自己对于舞蹈的热爱。从始至终,张校长都微笑着专注地听,引导着他们讲述更多的信息、提出他们的困惑,耐心地解答,对暄暄予以鼓励。

席间小涵带着暄暄去了卫生间。老金立刻从包里取出礼物。

“张校长,感谢您今天帮我们解答了这么多疑惑。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他把一套包装精良的香水递了过去。

张校长看了一眼外包装,轻描淡写地笑了笑,摇了摇头。“今天我只是给您二位和孩子介绍了一下情况,也帮不上太多的忙,您这样子就太客气了。”她的语气依旧很柔和,但是也很坚定,显然是不给老金第二次尝试的机会。她又补充道:“我们到时候会结合孩子的各项成绩进行综合评判。您放心,只要孩子足够优秀,我们一定会录取的。”

老金只好作罢。这时候小涵带着暄暄回来了,张校长立刻无缝衔接上了之前的话题。老金跟小涵使了个眼色,轻轻摇了下头。

他们吃完了整顿饭。老金和小涵再次跟张校长道谢,暄暄也立刻学着他俩的样子道谢。他们四个人一起从电梯下到一楼,走到大厦后面的停车场。

小涵和张校长还在聊天。他们的沃尔沃和张校长的车停在一起,走到车旁边时,小涵停下了脚步,让老金打开车门,让暄暄先在后排坐好。然后她打开了后箱。

“张校长,我也知道贵重的礼物您肯定不收,但是您今天确实给我们解答了许多困惑,我们真的十分感谢。所以这个心意还是得到的,这盆花比较罕见,希望您能收下。”

老金看到他的栀子花被平稳地放在后备箱里面。晚上九点多,在停车场的一片昏暗里,栀子花瓣发出光芒,就像挂在枝叶上的璀璨的星星,看上去明媚而美好。栀子花的清香飘荡在空气中,让人感受到鲜活与真实。

张校长显然惊呆了。她从始至终镇定、从容的表情消失了,她的脸上浮现出震惊与茫然。她迈了一步,靠近那盆花。她弯下腰,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花瓣。

“这是真花?”张校长瞠目结舌,小心翼翼地问。

“是的。”小涵回答道。“这是真栀子花。您要是喜欢,就收下吧,就当我们为表感谢的一点心意。”

老金的内心波澜起伏,他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敢表现出一丝异样。他看了看弯着腰端详栀子花的张校长,又看了看旁边微笑的小涵。他感觉小涵的眼中充满了不舍。刹那间,小涵和他的目光撞上,小涵狠狠地给他使了个眼色。

“啊,是的,张校长。”他条件反射般说道。“喜欢的话您就收下吧。”他也挂上了小涵那样的微笑。他的头脑一阵发晕,他感到胸口像是在被狠狠撞击。他知道,这样的礼物没人拒绝得了。他看着张校长慢慢地把那盆花端起来,动作温柔轻缓,就像端着稀世珍宝。他感到一阵战栗,他感到难过,他感到不安与恐惧,他感到希望和光明的湮灭。但是他带着笑容,看着张校长的眼睛中映着金色的光,映着惊异、好奇与欣喜若狂。他们俩陪同张校长打开车门,把那盆花安安稳稳地放进车里。

“太美了。”张校长喃喃低语,她的眼睛快要涌出泪水了。“谢谢你们。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所有东西里面最美丽的。”她望向老金和小涵,语气中充满感激。她紧紧地握了握他们两个的手。“谢谢。”她不断地重复着,“我太喜欢了。”她不停地道谢,坐进驾驶座,发动车辆。

她走之前又补了一句。“孩子真的很优秀。您真的不用太担心什么。”她向他们招了招手,把车开动。

老金和小涵目送她离开。他们坐上自己的车,老金把车发动。

他们沉默着回到了家。小涵一直没有说话,老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暄暄似乎是有些困了,坐在后面昏昏欲睡。回家之后小涵让暄暄先洗澡睡觉。暄暄上床之后,老金又开始坐到台阶上抽烟。小涵从屋里走向他。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小涵缓缓开了口。

老金摇了摇头。“别说了。”他用力地抽了一口烟,又用力地把烟吐出来。“你做的是对的。暄暄比什么都重要。”

“我知道你肯定伤心。”小涵说。她坐到老金身边,挽住他的胳膊。“我知道你在上面花费了很多时间与心血。我也知道这盆花多么珍贵。所以……对不起。我没经过你同意就这么做了。”

老金感到更难过了。他听到小涵这样低声下气地跟他道歉,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他的确很舍不得他的花,也的确在内心深处埋怨小涵。他把烟换到另一只手,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搂住小涵的肩膀。

“没事儿。”他安慰小涵。

他知道,这个夏天过去,他的栀子花还是会凋零并死亡。他也知道夏天很快就会结束,大风将从这片平原上卷起尘埃与落叶。但他依旧难过。无论怎样,他为此等待了十年,却不能拥有它一个夏天。

他又开始做噩梦,他不断地梦到那个夏日的午后。他梦见他冲出办公室,在走廊里拼命地奔跑,找到小涵,拉着她的手跑下二十多层的楼梯,跑到外面,科学大厦在他们背后轰然倒塌。他拉着小涵不断向西跑着,太阳在背后追着他们。他们最后跑赢了太阳,跑进了浩渺的黑暗。他们倒在一片湿漉漉的草原上,原野无穷无尽,向四面八方展开。他抱住小涵,小涵却从他的怀抱里消失,他从草地上爬起来,在旷野上疯了一般地呼唤她的名字。这时候他听到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他看到银河断开,星星不断从断口中落下,砸到草地上,变成了发着光的小小的栀子花。

十二

一周后暄暄连续考了两场试。一场是音乐学院附中的文化课考试,另一场是小学毕业考试。又过了一周,老金和小涵去参加了暄暄的小学毕业典礼。暄暄当了毕业典礼的主持人。在灿烂的阳光下,暄暄穿着白衬衫与红格子短裙,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直直地站在主席台上,声情并茂地为母校表达感激与祝福。

那天下午,暄暄还画着浓眉毛和红脸蛋,就跑出去和同学们疯玩,与此同时,老金收到了音乐学院附中的录取通知电话。老金立刻开着车去招生办公室取回来了录取通知书,与此同时,暄暄回到家里,下午吃了太多冰淇淋,在马桶上坐了一晚上。

小涵看着录取通知书,激动不已。她抱着虚弱无力、捂着肚子的暄暄亲了又亲。她泪眼婆娑地和老金拥抱。“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她兴奋地说道。老金笑了。他低下头,轻轻吻了一下小涵。隔壁水果店的夫妻也特别高兴。“不聪明咋了?你家闺女现在不也有光明的未来!”

老金想,过去他和小涵也是世界上最拥有光明未来的那种人。但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他逐渐明白,支撑他们一起走下来的不是光明的未来,而是毅力、勇气与爱。

有时老金也会想,如果当时没有递出去那盆栀子花,暄暄会不会收到同样的结果。但是他也发现,想这些事情越多,他的心就越被束缚。他索性不再思考这些了。他明白,递出去那盆花,如今只是不舍与些许的胡思乱想;这总好过遗憾和后悔。反正这一切已经过去了。他知道,他们的生活要继续向前。

那年夏天他们把花店关了一个月,开着沃尔沃带着暄暄大肆游玩了一番。他们向西驶去,他们看了兰州穿城的黄河与巨浪,祁连山下的雪水和胭脂花,青海湖边的野风与沙砾,羊卓雍错纯粹彻骨的蓝,念青唐古拉山脉上飘扬的经幡。他们一直开到珠峰脚下,在破旧的帐篷里度过寒冷的、缺氧的、昏昏沉沉的夜晚。半夜,他们裹着羽绒服在泥地上撒尿,厚重的衣物与缓慢的新陈代谢让他们抬不动双腿。他们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扭动酸痛的脖子,抬头看到广袤的宇宙星辰。那是他们三个人生命中第一次看到银河。银河宽大又明亮,横跨整片天空。这样的景色和老金比梦里看见的还要震撼,让人快要停止呼吸。星星近得仿佛触手可及。老金想对小涵说什么,但是他又累又困,头晕脑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夜里他在梦境与现实中辗转着。他一会儿看到星空,一会儿看到泥地,一会儿看到穿着鹅黄色衬衫的二十年前的小涵。最后,他终于摘了一颗星星下来,别到了小涵的领子上。

回来时他们走了川藏线,鼎鼎大名的318国道。那时正值雨季,他们穿越暴雨,跋涉过业拉山108拐,在悬崖里看到艳丽的彩虹;他们在那曲草原上看到飞舞的山鹰。最后他们在都江堰看了大熊猫,然后沿着坦荡如砥的高速公路,从成都回到西安。

之后,暄暄要去附中报道了。她要住进六人间宿舍,并在那所学校度过接下来的六年时光,只有周末可以回来。但是暄暄并不感到害怕。相反,她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与渴望。她已经明白自己发自内心地热爱着舞蹈,并愿意与之一起进行接下来的生活。

老金和小涵也在继续工作着,就像过去一样。只是老金不用再接送暄暄,他除了进货和收拾仓库,就是像陈大爷一样,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抽烟,任天上云卷云舒,太阳把梧桐叶的影子投向他的脸。有时他在台阶上坐到五点,猛然想起来暄暄在学校,还想冲进后院把车开出来去接她。他用了很久才慢慢习惯这样闲适的生活,而就是这时,老金突然意识到,以后的路,暄暄也许真的要一个人走,就像他和小涵过去那样,凭靠着一腔热血与孤勇。没有人知道这条路的终点是什么。

暄暄初一的第一个期末的汇报演出,邀请了所有学生的家长来观看。老金和小涵一起坐在观众席里。他们先看完了几组技巧展示和两个剧目表演。暄暄都没有跳主位,但老金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他感觉暄暄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又变了——她变得更自信,更从容,更有气场。

接下来报幕员报了暄暄的名字。老金和小涵又惊又喜,才知道暄暄要一个人表演一段独舞。他们挺直腰杆,聚精会神地盯着舞台上的聚光灯中央。暄暄从深红色的幕布后面走了出来。她高举着铃鼓,头微扬着,身上的绿裙子缀满亮片,反射出闪闪的光芒。她穿着金色的足尖鞋,大步地、傲慢地走到舞台中间,站定。她要跳的是《巴黎圣母院》中一段独舞,《艾丝美拉达》变奏。音乐响起,她挥动铃鼓,抬起腿,转圈,给观众留下高傲的、充满野性的笑容。她表演一连串抬腿踢铃鼓,节奏精准,动作华丽,铃鼓声铿锵动人。她在舞台上奔跑、跳跃,翻飞,展示着高超的技巧,展示着吉普赛女郎的纯洁、美丽、自由、热情。她敢爱敢恨,无拘无束,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明艳、夺目。她的美与傲绚丽夺目,让人屏住呼吸。她是天使、鲜花、闪电与光的化身。她完成最后一个大跳,敲击铃鼓,跑到舞台最中间,在音乐结束的一瞬间屈膝,高高昂起脸颊和双臂,完成最后一个定点动作。掌声与欢呼声四起,在她的笑容面前,命运可以俯首称臣,时光可以停滞甚至逆转。她站了起来,卸下了适才的野性和高傲,她优雅地走到台前,带着点自豪,甚至还有点小女孩的羞怯,谦逊地谢幕。

观众再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看上去特别开心,她已经藏不住激动的笑容。她小步走到舞台的偏侧,又走到台下,和她的同学们站在一起,全身挺立,双手交叠在身前,安静而和谐。

老金从来没有见过暄暄这么美的样子。他觉得全世界所有事物都可以在她面前被击溃。他好像突然放下了所有的执念。他愿意用世界上的所有花瓣闪闪发光的栀子花——不,他愿意用世界上所有的鲜花,所有的鲜艳,所有的生机勃勃,所有的炫目,所有的光明,来换取现在的暄暄,换取她的傲慢与野性,她的喜悦与羞涩,她的美,她的笑,她的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