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未完待续）

我在火车上已度过一天两夜了。这点路程按理说不出一天就能到，但一路上颠颠簸簸，光是从北京到西安，火车就坏了两次，终于在西安转了车，行至半夜，上了高原，响了几个闷雷，不远处就起了一丛野火，等被人发觉时山上已是火光滔天。大雾又在弥漫，火车吃力地前进，乘客们扒在窗户上焦急地往外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不久后又是几声雷，暴雨降了下来，火光暗了下去，但火车是彻底不走了。

我躺在床铺上辗转反侧。我的头疼得快要裂开，心脏也时不时传来刺痛。不知是因为下雨还是病情又在复发，我感到刺骨的寒冷，衣服也仿佛刚从冰水中浸过，湿漉漉地黏在我身上。乘客们挤在车厢外的走廊里，挤着坐着躺着跪着，七嘴八舌说着不知何时能到，吵得我睡不着。我揉了揉眼睛，坐起了身。对面铺上的人斜眼看了看我。我也抬起眼，敷衍地看了看他。

“还不睡？”对面人问。他同我一起从西安上的车，几个小时了，第一次跟我搭话。

“吵成这样，怎么睡。”我没好气地答他。对面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蓄了乱糟糟的胡子，褐色的皮肤粗糙干瘪。他裹着床铺上那条皱成一团的绿色毯子，靠墙盘腿坐着，脏兮兮的头发把额头全遮住了，唯有眼睛里的光一闪一闪，瞪得我心里有些发虚。

他笑了几下。“你一个人？没女人陪着？”他又继续追问，语气倒是挺友善。

“女人受得了这苦？”我朝车厢外面抬了抬下巴。

他又笑了笑。“你从哪来？在哪站下？你看着像个读书人，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干什么？”他问。

“我从北京来的。”我答他。“我坐到环县，来调查甘肃的风土人情。”我跟他说了我工作的任务。

“北京？”他来了兴趣。“我这辈子还没去过北京呢。”他咧开嘴冲我笑了，他的门牙缺了半个，我才看到他的牙很白，甚至和他的眼睛一样，有些亮晶晶的。“北京啊，就不该建都。离海太近，再打起仗来，东北一破，北京就会失守，全中国都要完蛋！哎，年轻人，你想没想过，如果北京失守了，咱们咋办？”他问我。

“没想过。”我说。

“往西撤，死也要守住大同！”他开始给我讲山西的战略地位。他的嗓子有点沙哑，却又讲得滔滔不绝。他语速逐渐加快，带上了陌生的甘肃口音。我有点听不懂，却又觉得这种音调似在哪里听过——可实在想不起来了。我并不再想听他讲，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不知道车什么时候能再启动。我又感到了烦躁。我本以为这车一大早就能到，便没带任何吃食，但它要是再停一整夜，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上东西。我饿得饥肠辘辘，但这趟车上只卖矿泉水和鱼皮花生，我这两天都靠鱼皮花生度日，已经吃到快要作呕。

“就该在兰州建都。”对面人的铿锵有力地总结了他的一番指点江山，等着我的评价。

“你是兰州人？”我问他。

他嘿嘿苦笑了几声。“哪来那福气呢！我是合水的，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我摇了摇头，却又不想显得不礼貌。“我对陕甘一带不太熟，之前从没来过。你是从西安回家？”我问他。

“从延安回。我在延安的矿上打工，儿子要结婚了，赶着回来一趟。我在庆阳下车，然后坐汽车回。”

“这样吗？”见他从延安回甘肃居然还要绕这么大一圈，我本想感叹两句，听他说到儿子结婚，连忙惊呼道：“恭喜恭喜呀！”

我跟他连说了几句吉祥话，他高兴地咧着嘴，笑个不停，看样子早就想跟我讲这些。我的心情也似乎因为他家的喜事变得好了起来，身体也没刚才那么难受了。我有了点力气，也学他一样把毯子拉过来盖到了身上。

我又下意识地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摸了摸。自从我的心脏病进入到晚期，我就开始随身携带这些药丸，并不受控制地时不时去检查它们是否还在。我对我心脏的绞痛与日渐衰弱的体力感到接近于麻木的平静，却总在担忧这些药丸，仿佛只要它们一旦丢失，我就会立即在下一秒死去。久而久之我变得越来越焦虑，我开始易怒、急躁，甚至连我的心血管医生都开始劝我也许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倒是你，你是读书人吧，怎么一个人跑这么远，也不坐趟好点的车？”夜色加深，雨还是不停，外面也愈发寒冷，他裹了被子，缩在枕头边上，继续和我说着话。

“走得匆忙，从北京过来的车又晚点，就剩这一趟车了。”我答他。“我在出版社工作，最近国家搞一带一路，社里成立了西北风土宣传小组，我就过来调研。”

“就这？”他用那刀光般锃亮的眼睛瞥了我一眼，仿佛看出我还有没说完的话。

“我看你双眉压眼，山根断裂，是碰上什么不顺了？”他见我不答，又补了一句。

我把脸别过去，想不通这么黑的车厢里他怎么能看清我的脸，并为他这轻描淡写的洞察感到有些恼怒。“倒不至于。我爸妈在我记事之前就去世了，我只记得他们的名字，上网搜了搜，查出来环县有座塔也许跟他们有关。这趟过来，顺便看看那座塔。”

他听到这里一下子坐直了身子。“你这是寻根来了啊！”他感慨道。“这么看来，你可能就是咱甘肃的娃，咱俩还是老乡了！你之前咋过的？跟其他亲戚吗？怎么不多问点你爸妈的事情？”

“哪来其他亲戚呢，那年下了场暴雨，我家里亲戚全都没了，要么失踪要么去世。我才被送到了北京，在福利院长大的。”

他眯起了眼睛，认真打量着我。“那场暴雨……”他喃喃低语道，低下头像在想什么，嘴角抽了两下，微微笑了笑。“二十二年前？我这辈子都没再见过那么大的雨。我妹妹当时在庆阳打工，下工回家路上就被淹死了。”

我有些怔怔地看着他，心里一下涌出了很多同情，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年轻人，你命好呀！”他对我说。“你当时还小吧，居然活下来了，这是老天对你开恩了。”

我没说话。我之前也觉得老天对我开恩了，算是借给了我一条命。只是这些年我越来越感到借期将到，老天马上要把这条命要回去。想到这里，我的心脏又开始疼。

他见我有些沮丧的样子，似乎也觉得再说下去有些不妥，便岔开了话题。“你觉不觉得近些年北方的雨特别多？”

我默默地看了眼窗外，冲他点了点头。

“等降水量线在北移。年轻人，你知道吗？中国要复兴了。”

“什么？”我怀疑自己听错了他的话，一时半会竟没反应过来。

“你是读书人，肯定懂这个道理吧？中国历史上每次等降水量线北移，都会诞生一个新的大盛世。这叫规律，懂不？年轻人，你可以不相信玄学，无所谓，封建迷信的东西，早没人信啦！但你可必须得相信历史。”他对我说。

他说的似乎有点道理吧，虽然我并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我的困意有些起来了，便裹着被子躺了下去，衣服贴上皮肤，还是钻心的冷。我把头转到面朝着墙，对面人结束了一番长篇大论，看我不再答话，许是也对我失了兴趣。我合了眼，外面的雨声还是不绝于耳，再远处好像又有施工队在修路，总有打桩声若有若无、隐隐约约地飘来，一下一下，打得我也有些心慌。火车也一直没走，过了很久噪声才消失，我终于睡着了。

这一晚我倒是睡得出奇的踏实，却也迷迷糊糊梦到了许多童年的事情，无非还是近些年总在梦到的那些残影，一些河堤、脚手架、低矮敦实的小楼，尘土飞扬的窄道上似乎是母亲牵着我的手，前方踏着的是父亲的一双大脚，但父母的音容笑貌已是一点都没有了。也许是因为太冷，我又梦到了那场雨，下得昏天黑地。我被母亲举过了头顶，我的全身都湿透了，连眼睛都睁不开。我不断地对母亲说我冷，我想让她把我抱在怀里，想把头枕在她温暖的臂弯中。可她没有理我，只是把我举在半空中，让大雨不断浇打在我身上。我冷得失去了知觉，等我再醒来被一群军人和医生包围着。那时我已经是在北京了。我在一瞬间又变回了成年后的我，并隐约记起自己明明已经离开了这里。我有点害怕，把手伸进口袋里找我的药，就在我的手碰到了锡箔纸的那一刻，我醒了。

外面太阳已经升起了，我揉了揉眼睛，有些恍惚，只是空气依旧湿润润的，留着下过雨的痕迹。火车应该早就开始走了，现在正摇摇晃晃地穿过一片荒田。对面的床铺已经空了，外面走廊上也少了很多人，可能在我熟睡的时候火车已在庆阳靠过站。我估摸着离环县也不远了，就开始收拾东西。我摇了摇桌子上的不锈钢壶，里面好像还剩了些水，便拿出自己的杯子，全都倒了进去。然后我就心安理得地坐回了床上，等着火车抵达终点。一夜的寒冷与凌乱的梦侵退了我的饥饿，我喝了几口水，开始对着窗外沉思。一路上两侧都是山和无穷无尽的梯田。丰收后的土地经历了寒露，已经开始枯黄，树木有些稀少，且大都低矮歪斜，也在逐渐凋落。梯田的轮廓和层次在薄雾中显得有些模糊，偶尔可见一小片农屋和白色的羊群。更远的地方有修长的河流，从灰褐色的土地中流出来，又融进了雾气萦绕的群山。我静静地看着，茫然甚至有些木讷地意识到这便是我的故乡——这可能是我的故乡。

我只知道我来自那场暴雨的灾区，可我的梦境与回忆都是不成形的，根本无法提示我究竟该向何处去寻找。虽然医生从未给我下过任何宣判，但当我感受到死亡在向我靠近时，我终于明白，如果真的要离开，我最大的遗憾与恐惧是不知自己从何处来。当年救下我的军人警察我全无联系，我呆过的医院和福利院也都或搬或拆。我记得父亲名叫姬远祥，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也一直毫无收获，最后竟然是完成一带一路的宣传工作时从甘肃省政府网站上搜到了这三个字。这是我唯一的线索，我颤抖着手按下了鼠标左键，点开了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通知，一百来字，说为环县宋塔实行全封闭施工，施工负责人：姬远祥。落款日期恰是二十四年前。我盯着这则通知，心里好像被堵住了，我有点高兴，又有点想哭，一个人痴痴地坐在电脑前面，百感交集。领导过来了，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担忧地问我是不是遇上了什么困难。我这才把目光从屏幕前移了出来。我怔怔地望着他，说：“我去趟甘肃吧，下个月一带一路宣传周，咱们文件学得够多了，就是缺点前线资料。”

“你身体不好，不能出远门。”领导说。“但你的提议不错，我们可以另设采风小组。”

“可是全社都在忙着排党史。”我委婉地跟他说。总书记新完成了一部党史的鸿篇巨制，校对排版与装帧工作全都落到了我们出版社。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保密性也很强，不能出半点茬子，几乎所有人都被调去忙这件事了。我不能熬夜，还要定期去检查，便没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继续留在我的审查和宣传岗位上。

“甘肃是我的老家，我从来没回去过。”我补了一句。领导看了我一眼，又慌忙移开了眼睛。自从他知道我的病情后，便总对我怀着同情与谨慎，生怕任何行为、话语哪怕是一个眼神刺激到了我。

他沉重地点了点头。“你去吧。”他对我说。他的语气中四分无奈六分凄凉，好像以为我大限将至，就差再加一句“风萧萧兮易水寒”。

我做完了手头的工作，就开始准备这趟远行。我把那则通知看了无数遍，每个字都背过了，又通过它寻着互联网上的雪泥鸿爪。我得知二十四年前庆阳市大兴土木，批了两个重要的规划项目，一个是环县环江广场，一个是庆城周祖祭坛。宋塔是环江广场项目的一部分，整个广场竣工后，又将宋塔作为文物进行了配套的保护设施建设。我的父亲应该就是负责了宋塔这部分的施工。这便是关于他的全部信息——一个偏僻县城中的一座古塔。我要找见那条江，然后找见那座塔。我连夜买了火车票，动车和软卧的票都没了，只剩下硬卧，可我不想再等。

火车停靠在了田野边。我下了车，雾气已经散去了，黄土高原上的空气稍显稀薄，但干净又清澈，日光与北京相比也更强烈些，甚至有些晃眼。乘客们已在前几站陆陆续续下了车，这站剩下的人已寥寥无几。火车站很小，站台快要被狗尾巴草淹没，墙上也没有贴任何的指示牌，我带着几件行李，有点不知该何去何从。最后我看见一个提着行李箱的年轻女人——她艳红的长发和一身紧身衣在人群中很是扎眼。她看起来不像当地人，可她那毫不慌张的神色和游刃有余的脚步看起来又全然不像个异乡来客。我跟着她走了，却又不敢跟得太近，怕被她觉得不怀好意。她拐了几个弯，走上了车站门口的广场；到了广场，我便也不敢再跟着，看着她上了一辆出租车，她的身影也就彻底消失了。我看向前面，却蓦然有一条长河映入眼帘。惊讶之余我只顾慌忙地往前走，想看看它的模样，行至一半，才猛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我正在寻找的环江。

我不急着继续走了，可我站在小广场的中间，既辨不清方向，也丝毫不知周围的建筑与路名。火车站周围也没有一个卖地图的小贩——我来时走得太急，连区域地图都没买。好在天气还算晴朗，我借着太阳的方位辨别了方向，于是便走下了广场前几级灰砖阶，跨过马路，朝着太阳和江水走去了。

这里离县中心区还有一定距离，因此沿江的堤岸、马路、围栏乃至于沿街的围墙，都建得有些潦草。砖块的缺口用碎石漫不经心地填补了，马路也铺得凹凸不平，我蹲下来看了看，沥青中混着大小不一的石子，越往路边，石子便越密集，走在上面竟有些硌脚。我为这些基建的敷衍感到无奈，亦有些许的尴尬——毕竟这里大概率是我的故乡。江面低于马路，路边有一处石阶通往江边，我沿着石阶走下，只觉得踏步过窄，又过于陡峭。可即便如此，在二十二年前的那场雨中，江面依然高涨翻腾，雨水无处可排，混着江水一起彻底淹没了整座城市。也许我的父母就是死在江边？也许他们被掩埋在江底？我望着面前平静宽阔的水面，它混着黄土高原上的泥石和沙砾，一片浑浊，绿树碧天在水中的倒影也都蒙着乌黄色。它静静流淌着，我看了很久，也没能看出任何有关我童年的端倪。

几只野鸟飞了起来，扑棱棱一片，如同受了惊一样。我眯起眼睛望向对岸，这才看见一群小孩子冲我挥着手，为首的还在冲我大喊大叫，但隔得太远，听不清说了什么。他们全都穿着厚厚的上衣，却又把裤腿高高挽起，几条精瘦的腿裸露在外，看着就冷。我也举起手冲他们挥了挥，他们高兴地跳来跳去，然后钻进对面的树林里了。

再这样晃下去只是于事无补，我便沿着江边细细的一条小道，开始往上游走。一路上隔几步便有通往马路的石阶，若我走累了，随时都可以走上去，叫辆出租车载我到县中心。过去我很讨厌走路，没考驾照的时候，我一直特别庆幸北京有这么多条地铁。两年前我去黑龙江呆过一段时间，被社里派遣专程学习北大荒精神，天天在外面看展览听讲座，但每天晚上都得走回招待所，就因为哈尔滨连一条地铁都没有，晚高峰也打不到车。等我走时，市里的领导来问我对整场活动乃至整个哈尔滨的建议。他从始至终都没搞清我的身份，好像一直以为我是中宣部的。我默默地看着他，“修几条地铁吧，便民利民，减轻地面交通负担。”我建议道。我带着一大堆学习材料和宣传文件回去了，三个月后便听说哈尔滨将规划修建第一条地铁，但我不知道这项决策是否和我有关。一年前我终于考过了驾照，也攒了一笔买车的钱，但我的身体就是从那时开始每况愈下，医生禁止我再开车，又嘱咐我多做些缓和的运动。我才终于开始尽量习惯用走路代替乘地铁。

环江正处在枯水期，我走在江边，水声竟盖不住身后的鸟鸣与高处的汽车声。路上除了枯草和碎石再无其他，走了许久，没有碰到一个迎面而来的行人。江景始终如一，对岸只是丛林和荒地交替，高处隐隐可见平房，还有远远的山丘。天空垂得很低，我没带太多行李，走得轻巧，却觉得好像有无穷重量从天空中落下来，压在我的肩上。我还是难以打消心里的疑惑和不安，这便是西北么？这便是我的故乡么？江水好像也在注视着我。在这人迹罕至的道路上，蒙蒙雾气仿佛要将我吞没，而我的身边只有这条环江了——从我看到它的第一眼开始，它就是这样低落的、疏离的。对于我长久的注视它不报以任何回答。

“我是你的孩子。”我望着江水，在心里说。云雾好像散开一些了，更亮的阳光倾斜地照在我身上。我又往前走了几步，越过前面的弯绕，江面更加宽阔。对岸有一群野鸟聚集在泥地上，可能就是刚才飞起的那一群。没有小孩再来惊扰它们了。我开了口，用极轻的声音对江水说道：“我是你的孩子。”它依旧没有回答，我突然有些委屈，就吸了吸鼻子，害怕泪水流下来。

可我不能永远这样走下去或者留在这里，我还有其他的东西要找。我转了头，一边往前走，一边听着堤上马路传来的声音。江水的声音一直低沉，但高处似乎越来越嘈杂了。我也不知自己走了多久，虽不觉得累，但又怕一直这样走下去彻底迷了路，便在汽笛声最响的地方走上石阶，又回到了大路上。

我毫不犹豫地辨认出这就是县中心，可是——一座广场上只有一栋稍高些的楼，也许是商场，深灰色的外墙好像经年未被清洗过，阳光打在上面，仍是灰扑扑的一片。广场周围是一圈商铺，都是低矮的小楼，不超三层，门头也各式各样，显然未经整顿统一过——但又那么统一，皆是浅色的背景板和深色的几个大字，饭馆大多冠以店老板的姓氏，粮油店与杂货店则以短小的吉祥话作为店名。广场也设计得过于敷衍，只有一块空地、几条长椅和四组枯黄了的花坛。但热闹也确实是热闹，广场上聚满了人，摆摊的、散步的、下棋的、打拳的人都有，甚至还有三位长发中年人，颇有艺术家的气质，摆了画架，似乎在写生。还有很多老人只是静坐，旁边的收音机放着秦腔，像是喜剧段，锣鼓喧天，唱词洪亮，但又全是杂音。秋风吹过，叶子卷得到处都是，簌簌飒飒地落到地面上，混着不同收音机里几出戏的声音，喜剧听着却也苍凉了起来。

我沿广场边走着。在北京，我是多年没见过这样的景致了。上学时校园外面有个公园，倒是不乏游客行人；工作后搬到三环附近，便再无市井气可言。之前还曾在恋爱时和女友周末去城西的几个公园，但人太多，也大都行色匆匆又心事重重。后来……便更无什么可说的。走到那排饭馆前面，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两天没正经吃过饭，并突然饥饿难耐起来，并觉得一秒都不能再忍了。我便随便推了一家的门，在一阵吵吵嚷嚷中找了张桌子坐下。

“想吃什么自己写上去。”老板娘给我了一个铅笔和一沓红纸，毫不客气地说，并指了指墙上贴的菜单和价目表。都是些家常菜，价格如同十年前的北京，我写了一荤一素一碗牛肉面，叫老板娘来，把纸笔递给了她。她接过，塞进了围裙里，又顺手从旁边的架子上给我开了一瓶汽水，重重地放在我面前。

“这是碳酸饮料……？我不能……”我被她行云流水的动作搅得有些不明所以，结巴地说。她不解地看着我。“没事了，谢谢噢。”我放弃了争辩，端起汽水喝了一口。

面端了上来，牛肉块沿着碗沿堆了一圈。我实在是太饿，不假思索地开始吃。面里油和盐都下得重，但一把香菜撒下去，腻味都被中和了。大块的肉火力刚好，不柴不腻，调料都炖进了肉丝里，咬起来满嘴都是香味。面是刚扯好的，厚薄均匀，只有面头是一小块疙瘩，嚼起来劲道爽滑，每一口都让人吃得恋恋不舍，嚼到最后，居然好像尝出麦子的香味来了。两道菜是醋溜豆芽和酱牛肉，豆芽的茎又粗又长，咬下去却汁水四溢，鲜嫩清甜。酱牛肉是冷盘，我全都加到了面里，和炖牛肉一起吃。不行了，太饿了，我要去食堂吃饭了。不写了。2021年11月15日15:13。

鸣谢：

我的父亲。他是环县环江文化广场与庆城周祖陵祭坛广场的设计师。

我的母亲。她在甘肃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代，这片土地养育了她。

我在北大遇到的朋友：李翰禹、游震邦。一次同他们的谈话给了我创作此文的许多灵感。